一

我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尾部分曾经说过这样两段话：“经济学的创新不是个别人的任务，也不是个别人所能够完成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紧密联系实际的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智慧而发展起来。后人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后人不超过前人，经济学就停滞不前，经济学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因此，谁是经济学的创新者？是我们大家，是成千上万名学习经济学、研究经济学以及从事实际经济工作的普通人。”5561051“经济学的创新是无止境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来丰富和发展。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应该也不可能停留在已经达到的水平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经济学研究中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满足。不但今天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5561052我一直用这两段话来自勉，并用以勉励我的学生。

很明显，我在这里所说的“集体的力量和智慧”，不仅指我国国内而言。国外一切致力于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者们的辛勤劳动，全都包括在内。其中，无疑也包括了苏联经济学界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今天，当我的学生王跃生、韩实将其翻译的苏联科学院院士费多连科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最优运行理论》稿件送给我看，并请我为该书中译本撰写前言的时候，我之所以很愉快地答允了他们的要求，也正因为我把费多连科主编的这部著作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过程中“集体的力量和智慧”的一个组成部分。费多连科院士等苏联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是有价值的，王跃生、韩实为翻译本书而投入的劳动也是值得的。我希望本书中译本的读者能从中学习到不少有用的知识和分析方法，我更希望他们能通过对本书的阅读而对苏联经济学界的研究现状和趋向有新的认识。也许，一个细心的中译本读者从阅读本书过程中所得到的启示，会大大超过他的预料。为什么这么说？道理是很简单的：本书清楚地表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式和叙述手法，即使在苏联也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了，越来越令人生厌了，越来越被当做过时的东西了。走向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目前的苏联，已经是大势所趋，不依个别传统经济学家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了。

二

当我们谈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有赖于集体的努力时，决不是指所有各个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者必须走同一条路，采取同一种分析方法，或提出同一个理论框架。既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至今仍然处于充实和发展的阶段，那就必定会有各种不同的探索。我们不必急于给每一种探索的途径和初步获得的论点下结论、作裁判。这不仅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难道我们自己就那么高明？我们凭什么那样自信？只有一种人才会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新观点、新方法备加挑剔和责难，这就是思想僵化的传统经济学家，在中国，在苏联，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全都一样。要知道，这些经济学家并不是想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中同探索者们共同讨论问题，一起推进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研究，齐心协力地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加丰富，更有说服力，以及更能解决实际经济工作中的难题。他们的目的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即在维护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正统性”的幌子下维护自己的所谓“学术权威”地位，维护自己的所谓“著名经济学家”的声望。他们的内心之所以不安，是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或者开始预感到，一旦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扩大了，他们自己的著作就没有人愿意读了，他们自己的讲演就没有人愿意听了。与其说他们是在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正统性”而战斗，不如说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学术权威”地位和“著名经济学家”声望能否继续保持而操心，尽管这种操心最终仍是徒劳的。

费多连科和他的合作者们所撰写的这本著作，代表了苏联经济学界致力于探索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观点、新方法的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他们这一学派——我想是可以称之为一个学派的——的中心思想是想借助于数学方法来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源择优分配，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他们的经济理论被称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优运行理论。在思想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家看来，这些无疑被归入异端之列。当然，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传统派的非难不足为据，大可不必去理睬他们。对于这种经济最优运行理论的公允的评价只能是：这是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探索、一种尝试，虽然它的某些假设和推理还有待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检验，今天对它作出评语还为时过早，但它毕竟为我们指出了分析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又一条途径。

可以把经济最优运行理论的要点概述如下：

1.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必须设计国民经济运行的最优标准，而这一最优标准，可以用最大产出、最小耗费等指标来表示。问题在于如何把产出（即向居民提供的产品和劳务的数量）同福利的大小联系起来。为此，就需要考察一定的产品和劳务的效用。效用是指产品和劳务在满足人们某种需要方面的有用性。

2.效用分为个别效用和社会效用。由于不同的产品和劳务的具体用途不同，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程度的不同，因此，个别效用之间的差异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在经济最优运行理论中要考虑的则是社会效用。社会效用不同于主观的个别效用，不是某个或某些消费者的主观感觉，而是社会大多数人对于某种生产活动的社会成果的客观估价。如果一定数量的资源投入生产活动之后，其生产成果所带来的社会效用达到最大，那么消费者所得到的满足最大，福利也最大。这就符合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3.资源通常是有限的。任何一种资源（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都难以达到足以满足人们一切需要的丰裕程度。因此，资源的择优分配便成为实现社会效用最大化，即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中的迫切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研究者，如果不深入到资源择优分配的研究领域，那么各种有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议论只不过是空谈而已。

4.尽管资源有限，但资源往往是可以替代的。生产某一种产品，既可以采取这种资源组合方式，也可以采取另一种资源组合方式。于是资源的选择也可以被表述为各种不同的资源组合方式的选择。同时，不同的资源组合方式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方案的差别，所以资源的选择同样可以被表述为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方案的选择。所有这些选择都不是任意的，选择应当有一定的科学依据。那么，选择的依据究竟是什么？于是问题便自然而然地归结到价格体系之上。

5.在有多种资源用途可供选择的情况下，选择了其中一种用途，便必须放弃另外的用途。在多种资源用途之间进行选择时，应当了解为选择一种用途而放弃的另一种用途的代价的大小，而代价大小的估计需要根据一定的价格体系。在这里，传统的价格计算方式是不适用的。这是因为，传统的价格计算方式是成本与利润相加，而成本中又包了待计算其价格的物品的价格，如此循环推算，显然是不合理的。如果按照必要劳动的耗费来计算价格，那么在资源还不曾达到最优配置时，也很难计算出必要劳动的耗费量究竟是多少。因此，在价格计算问题上，既要设法避开传统的价格计算方式，又不能采取按纯理论的必要劳动耗费的计算方式。换言之，在价格计算问题上，必须走出一条新的路子。

6.这条新的路子就是按照资源择优分配的要求，以资源的稀缺和效用作为价格形成的基础，建立“最优估价”系统。资源的稀缺和效用可以在市场上得到反映。市场价格越高，越能反映该种资源的稀缺程度，也越能反映该种资源被利用以后的社会效用的大小。至于中央计划部门，则应根据市场上反映出来的情况，调节资源配置的方向，实现具体的资源配置。

7.中央计划部门根据市场上反映出来的情况来调节资源配置的方向，还只是计划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的一个部分；中央计划部门在经济中所起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汇总和提供有关的经济信息，特别是有关产品和资源的各种信息，以利于生产者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如果中央计划部门不进行这些必要的调节，不及时汇集供给有关的经济信息，那么各个具体的生产单位可能处于盲目的状态，造成资源的浪费，这将不利于社会效用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也就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另一方面，如果中央计划部门的这些调节不以市场上反映出来的情况作为依据，那么不仅会使得各个具体生产单位之间的冲突激化，而且也无法使自己的决策符合实际情况，符合资源择优分配的要求。

以上就是费多连科等人在本书中所表述的社会主义经济最优运行理论的要点。从这些要点不难看出，作者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识是强烈的，他们对长期存在于苏联经济中的那种僵化的经济模式深为不满，他们提出的是一个较大程度地利用市场机制，并使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模式。考虑到作者们的学术背景以及他们在苏联经济的现实环境中工作和生活，所以他们更多地采用数学方式来表达（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用较为间接和较为含蓄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改革思路与改革意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

我曾在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下学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51年，当我离开商业会计工作岗位，考进北京大学经济系时，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正在北京大学讲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苏联经济学专家应聘来北京大学讲课，讲授的当然是这些传统的教义。中国的教员在讲坛上所讲的，是他们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或中央党校的苏联专家那里听来的东西，所以也是一些传统的教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大学四年学习生活中，我接受了这些说教。如果我当年的考卷还保存着的话，那些考卷定能表明我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正统的。

当然，我得感激北京大学这个学术环境。正是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正是在同我的老师们课下接触、交谈的过程中，我开始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在正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论述的那些教义之外，似乎还存在另一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方式，或者说，还有另一条可以用来解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道路。这就是以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我阅读了他的著作，同意他的某些论点，并且对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论战感到有兴趣。但尽管如此，苏联模式对我的影响仍是深刻的。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由于工作的安排，我转入了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一晃就是20年。总的说来，50年代内，我基本上没有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即使当时也受到奥斯卡，兰格的某些影响或启示，但兰格本人又何尝不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基本接受者呢？至多只能认为兰格试图对这个模式进行一些改良而已。

60年代是中国经济的动荡时代。这十年，尤其是最后三四年，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教育，都出现了极其反常的情况。在这种反常的情况下，我先后在农村中劳动了六年，亲身体验了国民经济濒临于崩溃的生活实际。正是从70年代初开始，我意识到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传统的苏联模式是必须彻底抛弃的东西，甚至对它们的改良也无助于使中国脱离贫困。我完成了从传统经济模式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接受者到背离者的过程，这就是我自己的学术经历。由于我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有过这样一些体验，所以当我今天提笔为费多连科等人的著作中译本撰写前言的时候，我感到我想说的话很多很多，但由于这只是一篇译著的前言，而不是一篇独立的论文，更不是一篇个人学术经历的回忆录，所以我只能就费多连科等人的社会主义经济最优运行理论发表上述这些简短的看法。

对于一切在经济科学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开拓的人，我向来是尊重的。新的研究成果问世后，我们应当主要看看它比前人的研究成果增添了什么。新的研究成果中肯定会有不尽完善之处，这些不完善之处要靠作者本人和循着这一方向深入研究的其他人来修正、补充。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相比，费多连科等人的这部作品所增添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对于象我这样曾经接受过传统的经济观点并且深知传统经济学说的弊端的人来说，难道还有什么比向中国读者介绍本书更感到有意义的么？作为这篇中译本前言的结束语，我愿意引一段我在《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一书中的这样一段话，送给本书中译本的广大读者：

“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要从实际出发，不要一讨论问题就问，你的观点有何出处？似乎必须出自某部经典著作第几卷第几页才能在理论上站住脚。这种不考虑生动的实践生活，不考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死抱住已被实践证明需要修改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放的人，不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恰恰是在阻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阻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5561053

厉以宁

988年1月

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