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处在向多极化格局发展的过程中。随之，作为亚洲两个大国的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不仅在中日两国的各自外交中所占的分量加重了；而且在世界总体的天平上的分量也是大大加重了。两国关系如果确能保证做到长期稳定、友好合作、和平共处，这不仅会继续造福于中日两国，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亚洲和世界的未来，也将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要使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而且在经济发展上也有很大差距的中日两国，长期睦邻友好相处，这就需要有双方共同确认的规范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而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则又是首要的和必不可缺的前提条件。

对我们中国来说，决不要因为中日两国是近在咫尺的邻邦，有2000余年交往的历史，又有相同的文化渊源和使用相同的汉字，便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对日本是很了解和熟知的，其实决非如此。

日本固然是个东方国家，但同时又是西方的一员。这在当今世界中，可谓独此一家。这个基本特征，充分显示出了解日本的困难性和复杂性。难怪西方的一些著名政治家，要喟叹日本是个难以了解的国家；我们中国的一位有名望的知日家、也是我所尊敬的同志亦曾作如是观。当然，我们不是不可知论者，决不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是不可能被透彻了解的。我们所强调的是，这种了解是相当困难的。此其一。

其次，系统地全面地开展研究日本的工作，在我国历史很短。新中国建立后，直到1960年，国家才制订了系统研究包括日本在内的一系列外国的计划，并着手建立若干相应的机构。不料5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这项刚刚起步的工作被迫中断，研究人员几乎全部下放，积累的资料大量散失。进入80年代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研究工作才得以重新全面恢复。历史的短暂和走过的曲折之路，说明我们对日本的研究工作，无论是在详细地占有材料方面，或者是在进行周密的研究方面，都是极为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日本的了解，若明若暗或一知半解，便是很难避免的。

再次，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急遽地走上帝国主义的道路。从19世纪90年代起，将近半个多世纪，中日两国处在对抗和敌对的状态中。特别是从1931年起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虽然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45年，两国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也已在20年前宣告终结，但是这场令人难以忘却的历史噩梦，还沉重地压着活人的头脑，甚至使一些日本研究者，也往往用老眼光看待在战后发生巨大变化的日本和日本人，并以感情的好恶或想当然，取代冷静的观察与科学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正确地了解日本，又谈何容易！

还可以再举出一些理由。但我认为，仅以上所述三点，就足以说明，要做到正确地了解和理解日本，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为了克服这种困难，我们需要大力加强对日本的研究。需要以最近10多年来取得的成绩为基础，进一步系统地周密地搜集日本各方面的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全面的研究，并把这种研究成果推广开来。

我认为，从总体上说，《当代日本名人丛书》的出版是适应上面所说的要求的。

诚如两位作者在本书前言中所说：“要全面、准确地了解日本社会，就必须客观深入地了解日本的人”。这是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但是，任何新社会又决不是从天而降、自行到来的，而是人创造的。恩格斯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5563258当然，各个时代的名人，特别是代表先进力量的卓越人物，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要远远超过一般的人。因此，阅读上乘的名人传记，例如阅读好的日本的名人传记，就不仅能使读者了解传记人物的生平、性格及其事迹等等，而且能够使读者了解这个传记人物及其思想、主张所由产生的当时日本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风尚，以及传记人物的实践活动，对其生活中的日本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将来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正是从以上的见地出发，出版《当代日本名人丛书》，对于我们了解日本社会是极为有益的。

对于《当代日本名人丛书》介绍的第一个传记人物——隅谷三喜男先生，我是神交甚久，但相识却晩。1986年秋，我应主持争取核裁军二十二人委员会宇都宫德马先生之邀，赴东京参加亚洲和平座谈会，才开始认识隅谷先生。以后虽然每年都有机会见面，但总有相识恨晚之感。隅谷先生堪称当代日本著名的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际活动家、和平运动活动家，而且还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鉴于本传记已对先生这些方面的业绩，特别是先生在学术领域内的各方面造就，作了详尽而精辟的介绍，先生著作等身，而我拜读过的又极少，因此对先生一生的光辉成就，自感没有置喙的资格。我唯一想强调的是，隅谷先生的学问和人格，在日本青年知识分子中具有广泛的影响，中国人民能以隅谷先生作为自己真挚的朋友而感到十分高兴。先生曾是灾难深重、生灵涂炭的旧中国的见证人；晩年，他重访中国，亲眼看到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所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决心在有生之年，用最大的精力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无私的贡献。在当前坚持中日友好伟大事业正处于新老两代交替的关头，隅谷先生的可贵精神，不仅能鼓舞我国的人民和青年，也将激励日本的青年一代，把这一伟大事业担当起来。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我怀着确信中日友好能为我们两国的繁荣，并促进整个亚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发挥巨大作用的心情，作是序。

199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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