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萧超然

一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先进思想的结晶和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在欧洲的德国产生了。但是，它之真正传入中国，与中国革命实际日益结合，促使中国人民从思想到生活发生深刻变化，却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事。在这以前，中国的出版物中，虽已早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记载，但当时它还只是作为西方的一种思潮、一派学说被引介，而且也只是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马克思主义几乎不被当时中国的广大群众所知晓，更不用说和中国革命结合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由于：第一，中国已经有了相当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中国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成长壮大起来，他们日益觉醒，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第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革命取得成功的范例，它近靠中国，国情又较相似，自不会不对中国发生巨大影响。由于这两方面国内国际条件，就使其时处在民族危机十分深重环境中的中国人民及其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得到了鼓舞，看到了国家未来发展的前景，把希望寄托于新兴的无产者身上，因而他们热忱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只是在这以后，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广泛深入地传播于中国，并逐渐走上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之途。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信条来对待，这种思想认识，1917年以前中国就有人提出过。1912年，有一位署名“煮尘”的人在一篇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章中说，他介绍马克思学说，目的是要“吾同胞知所信从而知所则效焉”，这就有了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人的言行、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萌芽。不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还是一种空谈罢了。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强烈影响，中国人民及其先进分子也才开始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不仅学习之，研究之，宣传之，而且奉之为言行的指南。这种情况，从当时李大钊、毛泽东等人身上看得最为清楚。李大钊向“少年中国学会”和“觉悟社”的成员提出，一个革命团体要“标明主义”，“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毛泽东提出：“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他们这里所说的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指南，“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这是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人民及其先进分子才开始达到的一个重要思想认识。

但是，有了中国革命需要依靠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认识，并不表明就有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历史表明，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有一些真心实意力求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的人，但他们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奉为万古不变的教条，依靠死背硬记和机械复述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指导中国革命，而不去认真考虑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如何，结果吃了大亏，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因此，有了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认识并不够，还要有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不解决这后一个认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是一句空话。

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是很特殊的。在旧中国，主要的群众是农民，斗争的任务是反对封建残余而不是反对资本。如列宁所说，“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很明显，要解决这个任务，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决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它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取决于中国革命找到一条新道路。

二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正确地、富有成效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既需要千百万群众实践经验的长期积累，也需要杰出人物的革命智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本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中国革命正确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具体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十几年之后。而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科学命题，则是到了抗日战争的中期。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还在五四运动和中共创立时期就开始了。它经历了一个从不很自觉到日益自觉、不很深入到日益深入的艰难进程。

五四运动时期，反动派、资产阶级右翼慑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巨大影响，竭力攻击、反对马克思主义，将其污蔑为所谓“过激主义”。其时在新文化运动中颇有影响的胡适则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要解决实际问题则很难。他要人们“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胡适把主义与问题割裂，把主义的研究与问题的解决对立起来，实行反对当时正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反对借助于这个主义作工具去指导中国革命。胡适还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外来进口的”，而“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言下之意，即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外国，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这是中国革命的各色反对派的一个共同口号。后来戴季陶、蒋介石等用的也是这个口号）。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它要不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发挥变革中国实际的作用？这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一开始活动于中国政治舞台就面临的问题。

李大钊在与胡适的论争中，原则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阐述了关于主义与实际（或问题）相互关系的三点思想。第一，他指出主义与实际是不可分离的。他说：“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这就是说解决社会问题要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行动的力量，而多数人共同行动的形成，又要靠共同信奉的学说、主义来指导。这就一般性地提出了主义要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第二，他指出主义在与实际的结合中是会发生变化的。他说：“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发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这就不是把主义当作一种不变的教条来看待，而是认为主义会随着实际的运动，随着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发展。这就宣传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从而也就原则性地反对了当时极为流行的、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是国外思潮，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第三，他开始产生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在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早萌发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这表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一开始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就很重视它在中国革命中的实际运用，重视它的实践性。为了顶住反对的攻击，李大钊除了公开表白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以外，还强调不要宣读主义，“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随后不久，他写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就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现象，回答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这时，毛泽东除了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外，十分重视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了解。他在帮助友人出国勤工俭学的同时，自己却表示了要留在国内的意趣。他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已显示出他后来致大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程的思想发展之端倪。

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是一项长期的、艰难的和宏伟的工程。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和复杂性，这种结合将长期进行下去，其艰难程度和工程之宏伟，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革命不断发展、取得胜利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政治日益现代化的过程。回顾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这种结合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结合与传播同步。即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同步进行的。这是很大特点，明显不同于西方。在西方，欧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成立以前，有一个较长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时期，比如1903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立，而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其间，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深入的学理研究（1895年普列汉诺夫就写作出版了《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这样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作过广泛的宣传，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一成立，就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并能比较容易地把所研究、已掌握的理论，结合俄国革命实际而熟练运用。在这里，研究、传播与结合，存在一个时间差。中国的情形则不然。中国共产党成立距离马克思主义传播于中国仅仅三年时间（如果从李大钊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算起），认真来说，中国不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作纯学理研究或传播的时期。由于革命任务的紧迫和形势的严峻，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炮声中“拿来”马克思主义，立即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加以运用。因而这种结合和运用，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还是不很自觉的，带有不成熟的痕迹，表现为对学理的研究不深不透，对实际的指导也不准不力，但不管怎样，学与用的结合毕竟从马克思主义传播于中国就开始了。在这里，传播与结合几乎是完全同步的。在传播中结合，又在结合中传播。正因为这样，在中国革命发展的长过程中，一方面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的缺陷，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了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中国近代没有产生象《资本论》那样大部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但却有象《毛泽东选集》那样、由诸多篇章组成、集中反映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扬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表现了很强的战斗精神，它不是书斋中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本本主义，而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点与优点。

第二，结合进程迂回曲折。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具有“传统——现代”二元组合结构、政治经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情况极为特殊和复杂。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运用马克思主义，要取得成功是不容易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就表现为迂回曲折，革命浪潮时起时伏，历史脚步又进又退。比如在建国前的30年中，曾发生过一次右倾、三次“左”倾的错误，建国40年来，又出现了“大跃进”、“继续革命”、“一手硬一手软”等严重错误，这些都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要求，或者认识落后于实际表现为右倾倒退，或者认识超前于实际表现为“左”倾空想，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害。这些右的和“左”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记取。

第三，结合抓住了革命的紧迫任务和历史的主要要求，反映了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非凡才能。中国国情尽管复杂而特殊，革命的进程尽管迂回而曲折，但是，从总体上说，由于中国共产主义者怀有救国救民的强烈意志和建立平等、均富，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美好社会的坚定信念，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和探索不止、一往无前的勇气，因此在中国革命的长过程中，每当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他们发扬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总能把握住历史的脉搏，撷取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库中切合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表现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非凡才能，解决了革命的紧迫任务，满足了历史的主要要求，把历史推向前进。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基于对旧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敏锐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突出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暴力革命、建立工农联盟争取广大同盟者、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把这些原理和旧中国的社会阶级结构、阶级斗争状况结合起来，从对社会阶级层面的宏观把握到对每一阶级、每一阶层、每一派别、每一集团具体特性的微观剖析，步步深入，由表及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反复探求，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集中集体智慧，到四十年代，终于建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有人认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毛泽东等人仓促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一些对夺取政权有用的观点，如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如果说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蓄意中伤，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缺乏本质的认知，是不值一驳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随着历史的步伐而前进。其结合的内容与要求，也随着国情的变化和历史任务的不同而改变。在取得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已有41年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已成为工作中心的今天，摆在中国共产主义者面前的紧迫任务，准确地说，已不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全新课题，也是一项更为艰辛、更为宏伟的工程。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已迈出了富有成效的、决定性的一步。可以断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任务，是一定能够实现的，是可以计日成功的。

199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