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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110102020101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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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夏鼐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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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夏鼐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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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2008).夏鼐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夏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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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简介
这里，就我是怎样开始从事考古研究的，和本论文集所收论文的写作背景作一简要的叙述。
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之时，我的兴趣是在中国近代史方面。1934年我在那里毕业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了清华美国公费留学生考古学专业的考试，于是改变了专业，开始专修考古学。1935年春，我参加了安阳侯家庄西北冈的发掘，当时发掘队的主任是梁思永先生（1904—1954）。这是我第一次从事田野工作。同年夏天，为了留学而远渡重洋，到了英国的伦敦。由留学美国改为留学英国，是根据当时尊师李济先生（1896—1979）的指示。
1930年代的英国考古学界，是巨星璀璨、大学者辈出的时代。埃及考古学有比特里（W.M.F.Petrie，1853—1942），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学有伍莱（C.L.Woolley，1880—1960），希腊考古学有伊文思（A.Evans，1851—1941），理论考古学，以及比较考古学有柴尔德（G.Childe，1892—1957），田野考古学有惠勒（M.Wheeler，1890—1976）。说到惠勒，我曾在他的指导下在梅登堡（Maiden Castel）发掘工地进行过实习，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名言：“我们的发掘不是为了寻找宝物，而是为了寻找居住遗迹的柱洞。”1973年，我再度访问英国时，惠勒过去在梅登堡的发掘成为我们谈论的话题。
我在伦敦大学学习的是埃及考古学。当时的中国考古学尚处在开创时期，远不成熟。我认为，我们首先必须学习的是近代考古学中获取资料的田野工作和室内整理研究等一系列科学的方法。因此，在专修埃及学之外，我还到了埃及当地、与其相邻的巴勒斯坦地区，参加发掘。另外，我利用伦敦大学的比特里收藏品中的埃及古代文物，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
直至1939年欧洲大战
归国途中，我在埃及逗留了一年，之后才回到了中国，在四川省的南溪李庄参加了工作。当时，战火熊熊，但在大后方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还是可能的。1941年，参加了吴金鼎博士（1901—1948）率领的四川彭山发掘队，进行东汉时代崖墓群的发掘。1944—1945年间，参加向达教授（1900—1966）率领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沿河西走廊在兰州至敦煌这一地区进行调查。另外，我本人作为负责人，进行了敦煌附近的发掘和洮河流域史前遗址的调查发掘，其成果的一部分见于本论文集中的论文。
我的考古工作的大部分，是1949年以后进行的，1950年中国科学院创立之时，最初建立的一系列研究所中就有考古研究所。郑振铎先生（1898—1958）作为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兼任考古研究所所长，健康状况欠佳的梁思永先生（1904—1954）担任第一副所长，另一名副所长就是我。1950年在北京就任职务仅仅一周之后，我便率领发掘队离开北京前往辉县进行发掘。次年春季，带领发掘队在河南西部进行考古发掘；秋季，率发掘队赴长沙进行发掘。回到北京，主持《辉县发掘报告》（1956）和《长沙发掘报告》（1957）这两部专著的编写，并执笔了其中的部分章节。
由于郑振铎、梁思永两位先生相继辞世，考古研究所从学术方面的事务到非学术性的行政工作都落到了我的肩上，并且越往后这样的工作越多，长时间到野外亲自主持发掘的时间便越来越少了。但即使如此，1955年前往洛阳主持黄河水库考古队的调查工作，1958年在北京主持定陵的发掘工作。其他的发掘工地，也能够前往参观。这样从事发掘工地工作的同时，写就数十篇文章，除本论文集所收之外，1979年出版了题为《考古学和科技史》的论文集。
1949年以后的30年间，特别是最近10年间，我常常到外国访问，参加学术会议。迄今先后访问了法国、日本、巴基斯坦、阿尔巴尼亚、秘鲁、墨西哥、英国、伊朗、希腊、意大利、泰国、美国等，计14次，其中英国和日本两国访问过两次。在国内，在考古研究所会见了大量的外国来宾，其中与日本友人的相会为数最多。通过这样的学术交流，相互交流经验，在获得不少有益的知识的同时，同许多外国友人结下了友谊。
1980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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