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葆鼎集
图书简介
这本经济论文选集,多少能反映出以往10年间我想过和说过的现实经济问题。
在30年代,我本来是一个醉心于自然科学的青年工程技术人员。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鲸吞了东北三省之后,又处心积虑向华北五省步步进逼;而国民党政府却一味屈膝投降,对内则内战反共、残民以逞。亡国的危险,窒息的政治,驱使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在地下工作中,实践的需要,使我在革命前辈的启迪下接触到了以哲学、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40年代,我在欧风美雨中观察到了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资本主义世界。这些经历,使我坚信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的初衷是正确的。
解放后,由于工作岗位的变动,我先后参加过工业管理、技术管理、设计管理、计划管理的业务。正是业务的变动,使我在工作中不得不随时学习。可是,“大跃进”的狂热和第一次“八字方针”的见效,我都身临其境,使我饱受教育。跟着来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使我领会到了若干路线问题之“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封建法西斯主义恰恰催生了到处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更看到了这种危害全社会的流毒要肃清实在不易。至于个人受到点侮辱和折磨当然就算不上什么。可是,我在多年实践中积累下的几箱资料与文稿,却在这场浩劫中竟被全部毁灭了。有时想起来,觉得没能及时总结点什么出来,实在太可惜了。
“四人帮”被粉碎了两年左右,我才开始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对国民经济、工业经济、技术经济、建设经济、城市经济、区域经济、环境经济陆续增加了些认识。多次访问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使我更多认识到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所从以起步的“零点基础”实在很低;在实践与理论中,有待于我们去观察与探索的问题实在太多。
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说过,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可是,直到我亲自看到孙冶方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一出牢监便奋不顾身地为政治经济学的真理而斗争,才启发我更加认识到发展部门经济学对于发展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实际意义。就在我进入经济学界不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在一场思想斗争中显示了强大的威力,我的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了解放。“万马齐喑”的岁月,确实早该结束了。
80年代初期,冶方同志几次说过,经济建设千头万绪,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既说不准也不照着去做,就难免迷失社会主义的方向。他说,现在有的是“从概念到概念”,有的是“从实际到实际”,怎样积累实践经验、加以抽象和提高、探索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诸种科学规律来,实在不容易。即使有了一些新见解,也要看这些新见解能否经得起实践的考验。他一再鼓励我针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现实问题、探讨确实能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研究“建设经济”、“技术经济”等这些部门经济学;为此,也要联系生产、流通、消费等经济领域,如实考察更新与改革之道。他的话,当然对我、对经济学界所有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一样都是巨大的鼓舞。
我们诚然都应该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途径,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则,对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不断进行探索。我也尽可能利用有限的时间来向社会多做些调查研究,希望逐步能出些成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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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老同事萧颖同志帮我选编了自1978年底至1988年初的29篇经济论文(其中部分文章曾在国内报刊发表过),并将由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出版,我很感激,一则可以免得散失;二则可以提供读者参考与批评指正。
这本经济论文选集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对三十多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回顾与对今后更新与改革的期望。在议论国民经济全局得失的几篇论文中,反映出过去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危害实在创巨痛深。在议论技术经济和生产力经济学的几篇论文中,反映出忽视工程技术而不经反复论证的决策只能重复导致损失与浪费。在议论经济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规划的几篇论文中,反映出对生产力布局与地区经济结构的深入研究确实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宏观工作基础。至于有些论文说到社会经济可以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系统工程方法来严肃对待才能透视多层次、争取多效益,已为近几年来在我国建立与开始运行的多种经济模式所证实。
这些观点与议论,在发表的当时条件下,所发挥过的一些作用,有些已在题论中简要说明,现在也已成了历史资料了。
对我国未来的展望,我议论过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尽管现阶段问题还多,在以改革统揽全局的政策指导下,相信一步一步总能得到解决的。
这本选集的第二部分,则是几篇对上海、无锡、北京、西安等市和对江西、辽宁、贵州等省,所作区域经济的调查研究与对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发言要点,多少也涉及些方法论。
薛葆鼎
1988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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