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我多年撰写的文章结集出版，令我十分高兴并表示由衷的谢意。本文集是我的巴西研究之作的汇集。我将收录在此的36篇文章大致划分为经济、对外关系、社会和文化、历史与政治四类编排，每类文章以写作时间为序排列。其中最早一篇是1979年撰写、1980年发表在央行金融研究所《金融研究动态》杂志上的《巴西的通货膨胀与货币纠正法》。这篇文章无论从对通货膨胀的认识，还是对巴西的认识而言，都很浅薄，但我还是把它纳入其中，因为它是我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文章。在此之前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期间所写的有关巴西的文章，那是为接待外宾而为之。最晚一篇文章是于2012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上的《巴西生物燃料开发战略构想与实践》。首尾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相隔33年。33年的文字记录了我的巴西研究之路。年青时工作热情很高，曾有巴西研究计划见诸文字或暗藏心中，但最终则是百不一酬。“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倏忽间我已到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老年怀旧。借文集出版之际，追忆相关往事以作历史花絮。

一 入行

葡萄牙语有一句谚语：Cada macaco no seu galho（每只猴子都有自己的树枝）。引申之意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行当。我的行当就是巴西研究。我祖籍山东即墨，母亲是山东荣成人。我出生在辽宁省丹东市，是20世纪初从山东移民东北那一代人的后裔。1958年我在丹东市第一高中毕业之后，考上东北人民大学（入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吉大的前身是1946年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创建的东北行政学院。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吉大的师资力量得到特别充实与加强，理科所受重视尤为突出。匡亚明、唐敖庆、朱光亚、于省吾、金景芳、张松如（公木）等社会著名人士曾先后就任该校领导或执教。我的系主任是经济学家关梦觉先生。在校5年学习期间，我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严格训练，但没有学过西方经济学。有关后来知道的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和概念，当时一概不知。这是时代赋予我辈的欠缺，不过可以通过自学补上这一课。

1963年大学毕业前夕，拉丁美洲研究所（当时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派沙丁先生（80年代曾任该所副所长）去吉大挑选毕业生。我有幸被选中并于当年10月进入该所，被分配到综合组做研究工作。记得上班的第一天，组长李云生先生找我谈话。他对我表示欢迎之意而外，问我能否看懂英文《北京周报》，我说我的英语水平很低。我在大学的公共外语课是俄语，我可以借助字典阅读专业资料。我接触俄语的时间较早。在念初中之前，已会讲几句俄语生活语言。抗美援朝时期，丹东地区有苏联老大哥驻军。当时作为少年的我，经常在驻军营地附近玩耍。那时中国老乡常拿苏联大兵喜欢的东西去他们的兵营里换取俄国面包（中国老乡称之为“列帕”）。甚至因为我会说俄语的“有”和“没有”而充当过苏联大兵的“翻译”。当时苏联空军在朝鲜作战，时有战机在我的家乡坠落，飞行员跳伞。每有情况发生，地面上的苏联大兵便开吉普车由中国人陪同逐村寻找飞行员。凡到一地，“翻译”先下车问当地老乡是否见到跳伞的飞行员。“翻译”将老乡的主要意思以“有”或“没有”转告给大兵即可。升高中之后，我继续学俄语。教我们俄语的老师是一位跑到中国的白俄。老师讲课很风趣，我很爱上他的俄语课。他把俄语字母的大写写的很小，把小写写的很大。然后指着黑板告诉我们：小写字体写的再大，它也是小写，大写字体写的再小也是大写。这一形象地讲解我至今印象颇深。念大学时我是俄语课代表。尽管我曾努力学俄语，但我的俄语程度依然有限，距离研究工作的要求差得很远。研究国际问题，如果不懂研究对象国的官方语言，至少要熟练掌握英语。所以，我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我参加了当时由东南亚研究所举办的英语业余学习班，但上课学习的时间不长，所以长进不大。到所后的第二年，即1964年3月31日，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对这件事显然需要写一份报告上报。所里南美组主管巴西的学长，一再推脱要综合组写。李组长要我执笔写这份报告。写好后经他修改上报。《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这是我写的第一份有关巴西的文章，算我正式入门这一行的标志。

二 在澳门学习葡萄牙语

1964年所领导派我与另一位同志去澳门学习葡萄牙语。这是我巴西研究之路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当年去澳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带着公安部开具的介绍信，去广东省公安厅接洽，由他们安排我们去澳门的行程。从广州乘汽车一路颠簸到拱北。过拱北海关后，已有南光贸易公司人员在澳门关闸迎接我们。他一见我们穿着蓝色的中山装，马上要我们脱下来，因为当时大陆派人去，澳葡当局还是很敏感的。记得我当时穿一件开襟的毛衣进入了葡萄牙人管辖的澳门。澳门虽然是祖国的土地，但一进入澳门便觉得其氛围与大陆截然不同，一种异种文化的影响力明显而强烈。到澳门后，我们被编在已先我们3个月、由教育部派来的学生所组成的班里学习。后来，在这批学生中出了三位驻葡语国家的大使。南光贸易公司为我们请了两位葡萄牙籍的老师。一位是Luis Gonzaga Comes（高美士），土生葡萄牙人。其母亲是广东人，他会讲一口流利的粤语。高美士先生是知名汉学家，当今澳门有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并矗立着他一尊不十分高大的塑像，足见他对当地社会有相当的影响力。他教阅读课，采用的是一位传教士为中国学生学习葡语而编写的 、1954年在当地出版的教材。高美士老师授课时态度和蔼。他用葡语讲解课文，偶尔也用他自认为准确的普通话解释，然后便问学生他说的对不对，应该怎样说。每有这种情况，我们往往哑口无言，老师索然处之。学生不是不会回答，而是事前由教育部派来的辅导员多次重申：高美士问普通话怎么说不要告诉他。我至今不知这一做法的用意何在，是辅导员个人意见，还是上面的精神。现在我们国家出资在国外办孔子学院，其用意是传播汉语，传播中华文化。两相对比，其做法天壤之别。另一位老师叫Mario Isaac（马里奥·伊萨克），他讲授语法课。所用的教材是葡萄牙国出版的小学高年级的课本和语法书。此人记者出身，思维严谨，授课有方。他非常严厉。学生在课堂上回答不上他的问题，他便竭尽所能使学生难堪。他甚至坐在讲台后将粉笔头掷向学生。所以，上他的课气氛紧张异常。他也有心情好的时候，每当这时他往往讲些笑话，使我们忍俊不禁。“文化大革命”爆发，盛行阅读毛主席语录。伊萨克老师也跟上形势，他以法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作根据将其翻译成葡萄牙文向我们讲解。1967年初，葡文班的同学未完成原规定的学习年限而提前回到北京。从此我再未见到两位老师。学习葡文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也为我研究巴西创造了必需的语言条件。

三 在巴西考察

1964年去澳门学习葡萄牙语之后20年，即1984年，我第一次访问巴西。当时国家对外经济开放不久，我即有机会访问我所研究的对象国，这是一件幸运的事。这次学术考察由美国福特基金会提供资助，巴西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负责接待。校方为我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并为我组织了两次有关巴西发展问题的座谈会。美国福特基金会驻巴西的代表为我预订的酒店位于可巴卡巴那海滩后面一条街。酒店面临的街道车水马龙，行人如织，使我有机会观察巴西芸芸众生的生活百态、建筑样式与街景。在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我充分利用该校丰富的馆藏图书，阅读和搜集了一些重要资料同时了解了它的图书管理情况。

此次访问巴西的最大收获是我在巴西作了一次环形旅行。所谓环形旅行，即我在巴西转了一小圈。这一小圈是巴西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除累西菲外，我走访了巴西全部大城市，也看了农村。旅行为我提供了亲身感受巴西的机会，为我此后的理性研究打下了充分的感性认识基础。美国福特基金会驻巴西的代表为我请到了里约热内卢坎迪多·门德斯大学茹阿雷斯教授（此人曾作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专家在北京工作过）全程陪同我。

我们的出发点是里约热内卢的长途汽车站。之所以选择汽车作交通工具，是为了沿途观光。所乘坐的长途汽车，巴西人称之为Onibus-Leito（带床的汽车），其座椅可以放到一定的坡度作床用。车上设有厕所，并有咖啡免费饮用。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并且乘坐这样的汽车。在巴西商店里乘坐电梯购物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这些事现在在中国极为普通，而且其发达程度已超过巴西。但当时巴西在许多方面，至少在服务业发展方面比中国先进。汽车沿海岸线向东北方向行进，日夜兼行。白天我隔窗观望沿途风光和风土人情。每当汽车停下旅客休息或餐饮时，我便利用较短的时间与巴西人搭讪，问一些我想知道的事情。我旅行到达的第一站是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该州是巴西黑人文化中心。萨尔瓦多是巴西第一个首都，后因国家经济中心的南移，1673年由里约热内卢接替它作首都直至1960年。当年巴西联邦政府迁都巴西利亚。在萨尔瓦多，我参观了闻名于世的上、下城，访问了巴伊亚州政府和巴伊亚联邦大学，参观了黑人历史博物馆。当年，萨尔瓦多是由非洲贩来的黑人奴隶的集散地，而今巴伊亚州是巴西黑人集中的居住地，这是其历史原因所致。我在街头品尝了由面孔黝黑、身着白裙、头缠白巾的胖妇人所制作的非洲风味的海鲜小吃。这种风味与南方高侨人所喜欢吃的烤肉“churrasco”截然不同，从而显示出巴西明显的地域文化差异。

此次旅行到达的第二站是巴拉州的首府贝伦。茹阿雷斯先生家住贝伦。他的哥哥到机场迎接我们。他建议我住在他家里，我欣然接受。因为我可以借机了解一个普通巴西人家庭的日常生活。茹阿雷斯先生具有印第安人血统。他母亲热情、好客，其长相更像印第安人老年妇女。贝伦地处亚马逊地区东部，距大西洋约100公里，是巴西北部地区的重要物资集散地。茹阿雷斯先生的侄子，一个大约十五六岁少年陪我逛了一次农贸市场。通过这次逛市场，我不仅看到了巴西北部城市郊区集市之面貌，而且由于我不断向少年发问，使我获得了一些葡萄牙语名称物品的具体概念。制作巴西典型饭食Feioada的一种重要原料叫Feijao。Feijao在汉语中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汇与其相对应。它是一种豆，但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不知所以。这次我在贝伦的农贸市场上得到了充分的见识。它的形状有圆的，也有猪腰子样式，颜色从白到黑，各种各样。少年指着摊位上的豆子，告诉我“Tudo Feijao”（这些都是Feijao）。Feijao是各种豆子的泛称。贝伦地处赤道以南1度，两天的贝伦生活使我对赤道气候稍有了解。原以为这地方炎热无比，实际上它不及现在北京夏令时节炎热难忍，因该地时有微风吹拂或小雨“光临”。贝伦是世界上雨水最多的城市之一，年降雨量超过2500毫米。

离开贝伦之后，我们径直飞往亚马逊首府玛瑙斯。玛瑙斯是西亚马逊地区的交通要冲，一个距离海岸线1500公里的国际港口。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马逊地区橡胶业异常繁荣，一度使玛瑙斯的发达在巴西全国大城市中超群出众。玛瑙斯曾被称为“热带的巴黎”。当时巴西出口的橡胶占全球橡胶市场的88%。1967年2月，巴西联邦政府颁布法令，设立玛瑙斯自由贸易区，旨在以优惠的税收政策在亚马逊内地创建一个工业、农牧业和商业中心，并使它对周围地区发挥强大的辐射力，促进地区发展。我访问了玛瑙斯自由贸易区管理局，同有关人员座谈，索取了一些资料，得知当时已有百余家工厂在区里建立。我见到商业区里市场繁荣，不少商家打出销售进口商品的招牌。在专卖电子消费品的免税区（Zona Franca）里，顾客盈门。我在访问玛瑙斯期间，乘船游览亚马逊河。亲眼见到内格罗河与索利莫埃斯河两河汇合时河水颜色泾渭分明的情景。同其他游客一起乘小船沿亚马逊河小支流深入丛林间。河岸边有卡波克鲁人（Caboclo）搭建在水上的小屋。卡波克鲁人是生活在亚马逊地区的被同化的印第人或印欧混血人的后裔。我目睹采集橡胶的情景和直径长达2米的大睡莲，供游人观赏的巨蟒以及作爬树表演的少年。眼观景象，耳闻声音，亲身感受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氛围是平生难得的机遇。玛瑙斯市内一景是亚马逊大剧院。它建成于1881年，初衷为供欧洲剧团来此表演而为。剧院建筑材料主要来自欧洲。历时百余年，亚马逊大剧院当今光彩依在，显示着巴西橡胶时代的繁荣与时尚。

从玛瑙斯往南飞行我们到达巴西利亚。从飞机上俯瞰亚马逊大地，绿色莽莽，蓝色的河流状如带子蜿蜒伸展。巴西利亚是巴西人在国土的中西部建的一座新城用作首都，目的在于带动国家的中西部发展，实现全国一体化。巴西人计划在中西部建设新首都的理想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争取巴西独立的爱国者们的设想中。经过百余年的时间推移，终于在库比契克政府执政时期实现。巴西人以“五年等于五十年”的速度，用3年的时间在荒原上建成巴西利亚。由它取代里约热内卢成为巴西的政治中心。而它的文化中心至今仍在里约热内卢。以巴西利亚为中心几条联邦公路的建成，加强了边缘地区与国家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联系。巴西利亚的建筑是奥斯卡·涅梅耶建筑大师的杰作。他是共产党员。城市设计由卢西奥·科斯塔担任。巴西利亚的城市设计和建筑样式充分显示了巴西人的想象力和超前意识。在巴西利亚我参观了巴西利亚联邦大学。在阿热米罗·普罗科皮奥教授的引见下，我会见了该校校长并与其座谈。我还抽时间逛了巴西利亚的旧书店。书籍之多琳琅满目，分类合理，摆放整齐。这些都是研究巴西的宝贵资料。因囊中羞涩购书两本而他去。

访问巴西利亚之后去的地方是贝洛奥里藏特。它是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府，在巴西城市排行中它仅次于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居第三位。它是1897年建成的人工城市，当年取代黑金城（Ouro Preto）成为该州首府。我在贝洛奥里藏特时访问了一个基金会。但最主要的活动是乘汽车访问距该市100公里的黑金城。它是17世纪末巴西黄金周期时的经济中心。在18世纪中叶它的人口一度达到8万人，比当时美国的纽约还要大。为争取巴西独立的先驱者若阿金·若泽·达席尔瓦·萨维尔（Joaquim Jose da Silva Xavier，绰号“拔牙者”）1792年在这里被葡萄牙殖民者处以绞刑。黑金城的博物馆和教堂记载着黄金热时期巴西遗迹和当时的辉煌。该市拥有当前巴西最纯粹的巴洛克建筑艺术与珍藏。1981年黑金城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此后由贝洛奥里藏特经圣保罗转机飞往巴西最南部一个州——南里约格朗德。该州同乌拉圭、阿根廷同在一个平坦的南美大草原上。巴西的南部是欧洲移民后裔的主要居住地。当地的人种与东北部和北部地区人种存在明显差别，金发碧眼与面孔黝黑二者特征突出。巴西南部地区居民至今依然珍视和保存着他们独特的欧洲传统文化。建筑风格、烹饪特色、传统节日、音乐风情、舞蹈形式是这种文化的重要载体。阿雷格里港是南里约格朗德州首府。在那里我访问了南里约格朗德联邦大学和一个制鞋企业。巴西制鞋业很发达，在世界上与意大利的制鞋业齐名。特别是它生产的女鞋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当的竞争力。离开阿雷格里港乘长途汽车从该州东南向西北方向日夜兼行，访问该州一个叫伊如依（Ijui）的地方。在长途汽车上我看到几位男子用银吸管吮吸马黛茶（Chimarrao）。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异乡习俗。伊如依距巴西与阿根廷边界不远，该地盛产大豆与小麦。去那里的目的是参观一个农户。巴西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存在地域差别。北部、东北部至今仍然存在大庄园制，而南部地区以小农土地所有制为主。由伊如依去农户的路上正值黄昏时间。陪同我们的两位当地年轻人一定要茹阿雷斯先生陪我先去一户贫苦农民那里看看。年轻人的用意是让一个外国人了解巴西农民的情况。由于时间关系确实不能去，为此年青人还同茹阿雷斯先生发生争执。参观的农户其房舍很大，院里停放几部大型农业机械。主人向我们简单讲述了他的家庭农场情况，女主人还引领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地下储藏室。自做的酒和其他食物布满各处。

为搭乘长途公共汽车去圣保罗，我们第二天老早就去了长途汽车站。五月的早晨当地的气温较低，看到一些衣衫单薄的老人和小孩在瑟瑟发抖。离开伊如依汽车朝东北方向行进，穿越圣卡塔林娜州、巴拉那州到达圣保罗州的首府圣保罗。圣保罗是世界级特大城市，在南美洲，它鹤立鸡群。圣保罗的建城时间可追溯到1554年，但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几乎是世界各地移民的到来，它才发达起来。20世纪50年代，圣保罗已成为巴西的工商业中心。移民不但促进经济发展，而且促进了圣保罗多种文化形成。圣保罗街头有世界各种各样风格的商店和餐馆。我闲逛了具有东方风情的自由区和市中心的帕乌利斯特（Paulista）大街，访问了圣保罗州政府，去布坦妲研究所（Instituto Butanta）参观。该所成立于1901年，是世界先进的毒蛇研究中心。在访问圣保罗大学（USP）的时候，结识了孙家勤先生（孙传芳之幼子）。他执教于圣保罗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汉语语言和文学课。

圣保罗与里约热内卢之间的交通极为方便。空中交通有称之为“空中之桥”的航班。我乘长途汽车返回里约热内卢。汽车在与海岸线平行的杜特拉总统公路（欧里科·加斯帕尔·杜特拉1946—1951年任巴西总统）上向北行驶。在20世纪80年代，圣保罗与里约热内卢两大城市之间的地带虽然已是巴西经济最发达的走廊，但是发达的地方作星点分布。而到90年代末我再次走杜特拉总统公路时，看到发达的城镇基本连成一片，成为世界发达的城市带。回到里约热内卢，我完成了对巴西所做的环形旅行。

四 在巴西工作

1995年末至1997年末我在中国驻巴西里约热内卢总领事馆工作，任领事。其任务是负责巴西国情调研，撰写调研报告，定期向国内报送。如果说我在巴西作环形旅行只是大面积的走马观花，那么我长驻里约热内卢使我有机会对巴西一个典型地区做长时间的仔细观察，体验巴西民族的文化内涵。为此，我争取更多的机会参与巴西人的活动，同各类巴西人接触。

受邀访问巴西人的家庭是我的一项重要活动。我曾在巴西人家里同他们的朋友一起过圣诞节；同巴西人一起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中国驻里约热内卢的领事馆位于博达福戈（Botafogo）。沿博达福戈海湾有一条弯曲的人行道。这是当地巴西人晨练的地方。他们喜欢在这条路上快走，称之为Caminhado。在早晨，我也是这类人中的一员，因此我结识了许多巴西人。休息的时候有时我去海滩走走，遇上熟人聊聊，偶尔同拾荒者搭讪，了解底层人的生活情况。晚上下班后去街上观景，与小贩聊天。最高兴的是在周日与巴西人一起垂钓。因此，我与奥兰多先生认识并成为好朋友。他是一位小企业主，已退休在家赋闲。他多次向我讲授巴西人的家居习俗以及习惯的手势所表达的含义。某次他向我提起feijoada的时候同时捏捏耳垂。他见我不解其意，便解释说这一动作表示赞扬某种东西。在我的巴西朋友中间，若泽·马西埃尔先生是我的知己。他是东北部伯南布哥州人，移民到里约已多年。由东北部贫困地区向东南部发达地区移民，是巴西国民国内地域流动的重要历史现象，而今这一现象呈现逆向发展的趋势。这是巴西落后地区快速发展的结果。马西埃尔就职于里约市税务局，他向我讲解了许多有关巴西税制的知识。他是我的工作顾问和葡萄牙语老师。我把阅读中所遇到不解的问题（包括语言问题）集中起来，待我们会面时向他提出，每每他都能使我得到收获。他亲自驱车带我访问了里约热内卢州许多名胜古迹和自然风光旖旎之处。最使我难忘的是他带我参观了全国钢铁公司（CSN）。它位于沃尔塔雷东达（Volta Redonda），距里约热内卢两个小时的车程。沃尔塔雷东达钢厂建于1941年，它是巴西工业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在去参观之前我写了数篇涉及该厂的文章，实地一见使我有了实际感受。

在领馆工作期间使我有机会经常访问里约热内卢许多知名单位，有的去过数次。瓦加斯基金会图书馆就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该基金会是世界著名的巴西智库。我利用其丰富的馆藏查找一些所研究问题的背景资料。全国经济社会开发银行、里约热内卢商业联合会、位于里约热内卢Urca的高等军事学院（Escola Superior de Guerra，ESG）等，我不止一次光顾。高等军事学院在巴西政治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受总统办公室直接领导。该校有关国家安全与发展的理论与主张，往往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弗洛米南斯联邦大学以及雅瓜里贝教授所领导社会经济政治研究所，因为工作需要我多次造访。此外，我还有机会参加有关学术研讨会和以中国领事的名义参加里约外交使团的一些活动。参加这些活动使我认识了巴西政界、商界、学术界的中上层人士，扩大了我对巴西的认识。

中国驻里约热内卢总领馆的工作范围包括巴西4个州，即里约热内卢州、米纳斯吉拉斯州、艾斯皮里图桑托州和巴伊亚州。在里约热内卢工作期间我走访了除巴伊亚州之外其余3个州的许多地方。相对而言，对里约热内卢州更为熟悉，我大约访问了十个以上的地方。我去过彼德罗波利斯（Petropolis）4次之多。这是一座山城，它曾是唐·佩德罗二世皇帝的夏宫所在地。该地的皇家博物馆（Museu Imperial）收藏与展示大量巴西皇室的历史文物，参观者因此可以感受巴西帝国时期的宫廷与社会生活。新弗里堡（Nova Friburgo），是位于里约热内卢州中部的一座山城。论及巴西的移民史不能不提及新弗里堡。巴西史学界将唐·若奥六世于1808年颁布法令允许外国人拥有土地这一事件视为外国人向巴西移民的开始。10年之后的1818年，第一批外国移民——1682名瑞士人来到这里建立了新弗里堡。当年我去该地参观时正值中午时分，周围的环境显示不出它是一个繁华的小镇。我见到一位中年男子站在路边卖呆。他一身农民形象，怀抱一个孩子，手领一个孩子，看不出他怎么富有。瑞士是富有、美丽的象征，而在这里的瑞士人后代却创造不出瑞士的价值，令人深思。

张宝宇

于北京芳古园寒舍斯莫尔书屋

2012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