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拉美研究和与拉美交往中度过的，可以说，是情系拉美研究一辈子。1959年考大学时，我报考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后来，我所在的上海敬业中学决定保送我去苏联留学，因此我进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1960年因中苏关系恶化，我没能去苏联留学。1959年初，位于西半球的古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古巴是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之一，出于形势的需要，我被组织上安排到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西班牙语。1961年7月，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拉丁美洲研究所成立时，我正在北大学习，我被选为“学部”在北大定向委托培养的学生，即“代培生”。

1964年1月至1967年2月，我被公派到古巴哈瓦那大学文学和历史学院进修。在古巴进修的三年，正是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期，古巴人民在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革命和建设的热情都十分高涨。我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与古巴大学生一起，除在学习上相互切磋外，还手持步枪、站岗放哨；手持砍刀，多次去农村砍甘蔗；下过兵营，挖过战壕；乘上火车，周游古巴全国各省。我无数次聆听过卡斯特罗、格瓦拉等古巴革命领导人激动人心的演讲。青年时代在古巴的种种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终身难忘。

1967年我从古巴回国时，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到拉美所报到，正式成为拉美所的一员。当时拉美所已归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拉美所的业务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停止了。回国后不久，我被借到中联部业务局，陪同西班牙共产党（马列）一代表团访华，一借好几个月。送走代表团回所后不久，所里两派已经联合，军管小组驻所代表让我与另外一位同志去外地搞“外调”，以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12月初回北京后，根据上级指示，我又被下放到广东汕头牛田洋部队农场去锻炼，直到1970年5月19日，紧接着又被下放到中联部河南沈丘“五七”干校，直到1970年年底才回中联部拉美局工作。1972—1976年我被中联部派遣，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调研室工作。回国后，“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拉美所已经恢复，我被任命为拉美所领导小组成员兼南美研究室主任。

1979年4月至6月，我作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团员到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三国访问，这是我第一次访问这三个拉美国家。1981年年初，经中央批准，拉美所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中国社科院是1977年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成立的。可以说，拉美所又回娘家。

说实在的，我真正坐下来投入拉美问题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在拉美所回归社科院之后。在此前，我与拉美所的其他同志一样，不是投入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下放劳动（我曾三次下放），或在中联部从事党的联络工作。

我先后在拉美所担任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科研处处长和副所长（1985—1995），并长达十多年兼任拉美所主管的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的秘书长。在我担任科研处处长和副所长的十多年“双肩挑”时间里，我积极配合苏振兴所长的工作，在全所同志的努力下，所里的科研工作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有了显著的进展。

1995年上级领导批准我去墨西哥进修，根据规定，我辞去了副所长的工作。从1995年我卸任副所长职务至2008年年初我退休的10多年时间，是我从事拉美研究以来科研成果最多的时期。一共独著、主编、合著、独译或合译了近20本书，撰写了数百篇论文、文章和研究报告。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我的“丰收”年份。

2008年年初我正式退休。但我仍笔耕不辍，并未放下我的研究工作。当年12月，我有幸随同中联部考察团到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考察社会主义思潮，取得了不少收获。2009年1月，我不幸大病一场，先后住了10次医院，进行了8次化疗和1次手术。所领导和同事们以及我的拉美学界朋友对我十分关心，使我深受感动。经过积极的治疗、组织和同志们的关心和我的爱人的精心照料，我终于在死亡线上逃脱出来。病魔并没能摧毁我的意志。2010年我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我在积极进行治疗疾病的同时，完成并出版了由我主持的《拉丁美洲现代思潮》这一社科院重点项目。

2011年4月，我撰写的《查韦斯传——从玻利瓦尔革命到“21世纪社会主义”》一书共50万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传记是我向拉美所所庆50周年的小小的献礼。同年7月，我荣幸地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这既是对我的鼓舞，又是对我的巨大鞭策。2011年9月28日是中国和古巴建交51周年，古巴驻华使馆举行了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正在中国访问的古巴与各国人民友好协会主席凯尼娅·塞拉诺和古巴新任驻华大使白诗德代表古巴国务委员会为我和其他5名为中古友谊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人士授予“友谊奖”奖章和由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亲笔签名的证书。这是对我多年来从事对古巴研究和致力于中古友好工作的一种肯定吧！

2012年5月底，应拉美大学联合会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邀请，我到墨西哥参加了第一届“中国和拉美加勒比：21世纪的条件与挑战”的国际研讨会，随后，又应多米尼加共和国全球民主与发展基金会和多米尼加驻华贸易发展办事处的邀请，于6月1日至7日访问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多米尼加科学院于6月4日举行隆重仪式，授予我多米尼加科学院通信院士的称号。6月6日晚，多米尼加现总统莱奥内尔·费尔南德斯参加了我在全球民主与发展基金会的报告会，并亲切地接见了我。

收入这本文集的三十多篇文章都是从我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过的文章、研究报告或专著中挑选的，以最近十几年发表的文章为主。根据文章的内容分成“政治篇”、“经济篇”、“对外关系篇”和“社会文化篇”四个部分。有些文章述及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有的文章只述及某一个拉美国家的某一个问题。其中不少文章是对拉美国家时局和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分析和评论，因此文章内容有一定的时间局限性，有些分析从现在的目光来看，未必都很准确。但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记录。这次我在编文集时，除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外，基本上“原封未动”，把它们一一呈现给读者。

我从事拉美研究几十年来，取得了一点微小的成绩和进步，这是与国内改革开放创造的“社会科学的春天”大环境密切相关的，是与院、所领导的正确指导以及我的同事们、中外同行们和朋友们的帮助分不开的。我总的体会是：从事拉美问题研究，需要的是对拉美研究的热忱和深情，对拉美研究魅力的感受和追求。从事拉美研究就像耕种土地一样，谁洒的汗水多，谁的收获也就丰硕。“春蚕到死丝方尽”，我愿意为我所钟爱的拉美研究事业贡献我的余生！

徐世澄

2012年7月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