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3年8月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开始了研究工作的生涯。先在当时的经济史组工作，不到一年又分配到现实经济组从事手工业、畜牧业、水土保持等调查考察工作。1956年经济研究所成立农业经济组，我成为该组的第一批成员，明确了以农业经济为研究方向。到1964年期间，我撰写了一批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扩大再生产、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论文。1959年到1962年间我还参加了孙冶方所长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并和汪海波同志合写了若干篇有关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主义级差地租的论文。

1964年经济研究所开始“批判”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以后全所又到北京郊区搞“四清”运动，研究工作就基本中止了。1966年全国开始“文化大革命”，1969年全所职工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就更谈不上搞研究了。1972年回到北京。从1974年起，我被借调到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一个研究组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工业现代化和固定资产投资、经济效果等问题的调查研究，一直到1979年。

粉碎“四人帮”后，我积极投身于经济界的拨乱反正工作。我除了自己写，还和吴敬琏、汪海波合作，写了不少批判“四人帮”的论文。1977年7月到1978年8月，我还参加了于光远、马洪同志主持的调研组，到大庆油田作了考察。

在国家建委期间的工作使我的研究方向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出工业经济研究所等单位，我就随着到了工业经济研究所。在工业经济研究所，由于工作需要，我先后参与或主持过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产业政策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等课题的研究工作。

以上经历使我在经济学领域研究涉及的问题较多，对许多问题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主要的方面和观点有：

（1）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1958年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后，我国农业严重减产，许许多多人食不果腹，凸显了农业问题的重要。我在《论农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理解“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等论文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理论。我还研究了农业扩大再生产的标志、形式和因素等问题，探索发展农业的途径。当时农业问题主要是生产关系问题，即人民公社制度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在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础期间，我曾和汪海波合写过几篇关于社会主义级差地租的论文，意在克服生产队之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我还在收集和研究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写了《试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一级所有制》一文，在当时生产大队为基础的情况下强调要发挥生产队一级所有制的作用。该文在《经济研究》印成校样后，得知中央已决定实行生产队为基础，因此未能发表。

（2）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关系。1975年夏秋之际，中国科学院写了一个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四人帮”为了破坏四个现代化，攻击《汇报提纲》是大毒草，还说马克思没有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人帮”的“理论”在当时有相当的迷惑力。我认真研究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及其对生产的影响，并钻研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写成《科学·技术·生产力》一文，发表在1977年5月30日《光明日报》上。文章论证了马克思早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这个观点是完全符合客观情况的。文章说：“最新的现代化技术，如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原子能技术、计算机技术、空间技术、有机合成技术，等等，无一不是自觉运用科学研究成果的产物”，“离开了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工农业生产是无法想象的”；《汇报提纲》提出“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也是完全正确的。此文发表前曾由《光明日报》编辑部送胡耀邦同志审阅修改，发表后胡耀邦同志曾写信说：“经过你认真钻研过的这篇论文，在《光明日报》同志的支持下，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敢断定：这至少是几百万人——包括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经济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广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要看，要传播。这么多的人从这篇文章中打开了眼界，明辨了是非，吸取了力量，从而能更好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这该是感到足以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一件好事情。”

（3）“四人帮”经济思想的封建性。我在1977年开始系统地批判“四人帮”攻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等谬论。“四人帮”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旧事物”，说社会主义工资是“资本主义的旧范畴”，实行物质奖励就是“搞修正主义”。我主笔的《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与吴敬琏、汪海波合作，发表在《光明日报》1977年12月5日）一文，对“四人帮”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有说服力的批驳，率先为社会主义工资和奖金恢复名誉。“四人帮”操着“最革命”的语言，提出种种蛊惑性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经济思想的实质是什么呢？1978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知名人士批判“四人帮”的座谈会上，我在发言中从“四人帮”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反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反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反对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等方面，分析了“四人帮”经济思想的封建性，受到与会人士的好评。在发言的基础上，由我执笔和吴敬琏合作完成《“四人帮”——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招魂巫师》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文章指出：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比资本主义长得多，但我们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不过比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早几年。在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我们一时也来不及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既深且广的影响作彻底清算。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有机会就打着“反对资产阶级”的旗号，挂起“革命”的招牌，进行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就不奇怪了。因此，我们不仅面临着批判资本主义的任务，而且面临着批判封建主义的任务。

（4）政治经济学要重视企业问题的研究。改革之初，我就强调要加强对企业理论问题的研究。1979年春，我在《政治经济学应该重视企业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指出：企业是否发挥积极性，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能否迅速发展，关系极大。为了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要研究解决许多理论问题。过去我们对企业的理论问题重视不够，没有让企业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许多人往往只把企业问题当做管理问题。而管理问题又被认为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由于对企业问题研究不够，政治经济学的某些传统错误观点一直沿袭下来，影响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文章还分析了过去政治经济学忽视研究企业问题的原因：其一，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理解得过于狭隘；其二，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解得非常片面；其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存在问题，思想不解放，没有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没有把实践作为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文章呼吁一定要提高企业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加强对它的研究，掌握它的规律，保证经济改革顺利进行，以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后来又发表了《重视企业行为规律的研究》（载《人民日报》1985年10月28日）、《再谈企业行为规律的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学报》1986年第2期）等论文，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5）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问题。我国国有企业如何改革，在改革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经过探索，我强调国有企业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1978年底，由我主笔和吴敬琏、汪海波合写的一篇题为《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载《人民日报》1978年12月31日）的论文，除了论证企业应该自主经营，还论证了企业应该自负盈亏。论文指出：“我们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对全民所有制企业不能实行自负盈亏，一提自负盈亏就是私有制或者资本主义。看来，这种观点没有分清各种自负盈亏的本质区别。”“在私有制条件下，企业的盈亏是由企业主承担的，那种盈亏，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表现。”“而全民所有制的自负盈亏，则是实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统一的要求，是严格实行经济核算的要求，它和私有制或者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负盈亏是不能等同起来的。”以后我写了《运用价值规律，发挥社会主义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一文，提出了国有企业如何实行自负盈亏的设想，提出“需要研究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机制”，使企业“名副其实地成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独立经营者”。后来我又针对反对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种种观点指出：“企业要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最起码的前提条件是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我们说要使国有企业具有约束机制，最根本的就是要使企业自负盈亏。”“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国有企业是自负盈亏的，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在具备条件时，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也完全可以自负盈亏。”1992年我写的《我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看法》（载《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论改革》，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一文，反映了当时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我的主要观点。

（6）发展轻工业在工业化中的地位。我认为不能把发展轻工业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对立起来。总结工业化的历史经验，我执笔的一篇文章中说：“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说法：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是从轻工业开始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是从重工业开始的，优先发展轻工业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法，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有的同志进而把发展轻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等同起来，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立起来。这种思想使人们不敢放手发展轻工业。”（《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载《人民日报》1979年8月31日）这种流行的说法来自斯大林，在我国学术界和经济界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篇文章从历史和理论等方面剖析了这种说法，指出其谬误所在，认为“决不能把发展轻工业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提出在一定时期经济建设要把优先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我执笔的《调整时期应当优先发展轻工业》（载《中国经济问题》1979年第6期）一文中还指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一般先要经过优先发展轻工业阶段；发展轻工业对社会主义甚至比对资本主义更加重要。这些观点后来被人们普遍接受，也为80年代初我国工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7）我国经济结构演变和经济发展战略、工业发展战略。为了指导经济调整工作，1979年6月，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曾布置了全国经济结构调查研究工作。此项调研工作的成果之一是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一书。我草拟了该书的前言，撰写了第一章“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回顾”，并协助主编对全书文章进行了修改定稿和统纂工作。此书于1981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接着，苏联、美国、日本等国家出版了俄文版、英文版和日文版。《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结构的回顾》一文全面系统地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经济结构的状况和问题，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改善经济结构的政策建议。1982年，我又撰文提出应该认真研究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经验，对如何进行研究，包括如何划分战略阶段，如何确定各个战略阶段的战略内容，如何评价各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系统的看法，还总结了一些重要经验。文章指出：“过去30年我们曾多次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当实事求是地确定发展速度时，就能够提高经济效果，当盲目追求高速度时，就会导致经济效果下降。”“我们曾长期犯过片面强调生产而忽视人民生活的错误，而这几年一部分人中又存在一种离开生产片面强调改善生活的偏向。经验表明，我们搞经济建设既不能违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又不能离开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来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载《人民日报》1982年5月24日）这两篇文章曾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研究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我撰写了多篇有关我国工业发展战略的论文，主持了“六五”计划时期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中国工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

（8）产业政策的作用。1986—1990年，我主持“中国产业政策理论研究”（“七五”计划时期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和几位同志一起主编了《国外产业政策研究》、《中国地区产业政策研究》、《中国产业政策研究》三本专著。我曾提出：产业政策是对于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和目标的设想，同时规定各个产业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实现这些设想的政策措施。产业政策本身也是一个政策体系，它还涉及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并有很大的风险性。如何减少产业政策的风险性，使之有更多的科学性和切实可行，有赖于研究工作的加强和政策水平的提高。“因此，必须重视产业政策研究”。（载《人民日报》1986年7月7日）还指出，过去我国也有产业政策，但那是以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现在和今后的产业政策则应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指导思想。过去产业政策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这种情况现在应该改变了。产业政策包括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两方面的内容，这两方面都要重视。在选择政策手段时必须充分考虑经济运行的现实环境，包括体制条件、发展水平、资源状况，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我国在双重体制条件下实施产业政策面临两项特殊任务：①怎样设计既不同于改革前的传统体制又不同于改革后的新体制的政策手段；②怎样减少双重体制的摩擦，使政策手段有利于改革不断深化。我还指出，产业政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绝非万能的。如果没有有效运行的经济体制，企图用政策来解决一切问题，是不可能的。只有深化经济改革，才能使我国经济发展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1991年第5期）后来我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写过多篇论文。

（9）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异同。我曾比较全面地分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共同点和不同点。1983年，我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比较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1983年6月1日）一文中说：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根本区别，因此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也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区别。这里确实存在着根本区别，但是，如果只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特点而不承认它们有共同之点，那也是不全面的。我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有不少共同点：①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有共同的发展趋势；②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关系有共同的发展趋势；③工业内部的部门结构也存在某些共同的发展趋势；④科学技术对工业发展的作用有共同点；⑤在分工协作、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上也有共同点；⑥经营管理上有共同点。除了分析这些共同点，我也分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我曾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探索。在世纪之交和新世纪我着手研究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问题。

（10）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理论。1988年，我在《企业改革和两权分离》（载《理论纵横：经济篇》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中，提出既要坚持“两权分离”理论，又要充实和发展“两权分离”理论。文章说：“两权分离”理论比传统的“两权合一”理论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对我国经济改革起过而且现在仍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按照这个理论办事，仍难以使国有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为了给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奠定更加科学的理论基础，至少要从三个方面充实和发展这一理论：①实行政府行政管理权和国家所有权的分离；②对国家所有权实行分割，国家保留最终所有权，企业得到法人所有权；③在企业内部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我还提出国有企业由产品生产者向商品生产者、经营者转变有五种递进模式：①实行供给制的企业模式；②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企业模式；③有简单再生产自主权的企业模式；④有经营权的企业模式；⑤有法人所有权的企业模式。经过以后的研究，我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应把在健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国家掌握最终所有权、企业掌握法人所有权作为目标模式。我认为，企业经营方式和企业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有企业“既要改革经营方式，又要重塑企业制度”（《改革》1993年第4期）。

（11）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规律性。我强调要充分认识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阶段性。我曾指出：决定经济改革艰巨性的因素有：①经济改革需要探索如何由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到充分利用和发展商品货币关系；②经济改革将影响人民安定的生活；③经济改革将影响有些人的权利；④人们对有关经济改革重大问题的认识不一致；⑤经济改革会引起其他方面的问题，如要求政治体制相应地改革。我还指出，经济改革既然是长期的，就必须正确划分阶段。“经济改革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巩固新制度的任务”，“改革的每个阶段除了进行改革，还要有足够的时间完善和巩固新的经济关系，完善和巩固新的规章制度，而不能只有变更而没有稳定和巩固”。（《管理世界》1988年第2期）我认为，经济改革不论从长期看还是从短期看都应该有利于而不应该妨碍经济发展；必须克服为改革而改革的偏向；规划经济改革应该认真研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关键问题，针对这些关键问题制定改革措施，部署改革工作。（《经济管理》1990年第7期）我还对20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初步探讨。

（12）所有制也是一种经济手段。我认为，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明确企业产权、理顺产权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明确企业产权就是要承认国有企业对自己经营管理的财产有所有权。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产当然有所有权，国有企业对自己经营管理的财产也应有所有权，前者可称为最终所有权，后者可称为法人所有权。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权分割为最终所有权（股权也是一种最终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的现象已经比比皆是。为了明确国有企业的产权，有必要弄清楚所有制是不是经济手段的问题。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国家所有制和计划一样也是一种经济手段。建立国家所有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发展生产力才是目的，国家所有制也是一种经济手段。我认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最根本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包括所有制在内的生产关系主要是作为经济手段发挥作用的。说所有制的发展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和说它是经济手段并不矛盾，说所有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和说人们选择所有制也不矛盾。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既然是人们选择的结果，而人们选择的活动至少不是完全不自觉的。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选择所有制和生产关系越来越自觉了。而究竟什么样的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有生命力，能长期存在，则最终仍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光明日报》1993年7月13日）

（13）怎样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我认为，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也不是可有可无，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更是必要和必然的。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规律性。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只能是主导而不能是主体。什么是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如何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呢？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包括以下要求：①控制国民经济命脉；②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并有较快的速度和较好的效益；③保证科技较快地进步；④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要有活力和竞争力；⑤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一起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方向。文章认为：国有经济范围过广、经营内容过宽，都不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必须采取调整国有经济的经营范围和内容、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分类指导、尽快落实企业法人财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战略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文章强调指出：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首先要有合理的产业构成，现在国有经济在有些产业和企业应该加强，却没有加强；在有些产业和企业可以退出，也没有及时退出。有关部门要把调整国有经济作为振兴国有经济的一个战略问题，研究哪些部门要由国有经济垄断；哪些部门国有经济要继续经营，同时允许非国有经济经营；哪些部门国有经济可以退出，让非国有经济经营。现在国有经济的发展或多或少处于自流状态，这种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而要掌握主动权，自觉地进行调整，还要把调整国有经济与振兴产业结合起来，与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结合起来。（《怎样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载《光明日报》1994年10月28日）

（14）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包括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认为它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提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范畴，首先是为了说明社会历史是如何发展的，后来斯大林强调新的上层建筑要为新的经济基础服务、为消灭旧基础“而积极斗争”。我认为，无论是从说明社会历史发展（以及说明现实）的角度还是从上层建筑要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角度看问题，都应该把公有制和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共同发展的多种经济成分都看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从前一个角度看，只有把公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都看成是经济基础，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和现实，从后一个角度看，现在非公有经济也还有一个继续发展的问题。为了使之健康发展，也需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即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如果不把非公有经济也看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势必要把它看成是已经过时的“旧基础”，重蹈为消灭它“而积极斗争”的错误覆辙。（《山西经济导报》1998年6月30日）

（15）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经济改革是非成败的根本标准。经济改革中多次发生的严重争论，都涉及评价经济改革的标准问题，即把生产力还是把生产关系看成是评价改革的根本标准。我主张生产力标准是根本标准，就是主张把发展生产力当做衡量改革是非成败的根本标准，而不是把生产关系看做衡量改革是非成败的根本标准。根本标准不是唯一标准，根本标准之外，还可以有其他标准，但这些不是根本标准，说唯一标准就不能有别的标准了。为什么要坚持把生产力标准作为根本标准呢？①为了吸取历史上的沉痛教训；②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③为了从根本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④这样才能促使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建成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坚持生产力标准是根本标准，除了弄清楚发展生产力是不是人类社会的目的、生产关系是不是一种经济手段等问题，还要正确认识生产关系的发展趋势。一种传统观念认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趋势是整个社会最终变成一个大工厂。这种观念值得研究。从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消费等情况看，个体劳动、个体经济可能会长期存在，整个社会不一定发展成为一个大工厂。因为既没有这种必要性，也没有这种可能性。即使在公有制社会，公有制也会有多种形式，包括合作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等。也会有原先的集体经济、国有经济。从世界经济科技的现状和趋势看，社会主义国家在看得见的未来，前景不是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大工厂，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公有制实现形式多种多样，并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混合经济。我还指出：由于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演变受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所以这种演变既有必然性，又有选择性，而演变是否是一种进步，最终是要看它是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国有企业改革和生产力标准》，载《经济体制改革》1998年第2期）我还探讨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关系和如何坚持生产力标准等问题。

（16）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的关系。我强调改革中要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和经济管理，论证了把改革和管理结合起来的必要性。进行改革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如果不把改革和管理结合起来，改革也难以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因此，在改革的同时，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从其他方面来加强和改进管理。（《经济研究》1989年第12期）为了改进管理，应该研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我1981年曾建议“建立一门企业管理对比研究的科学”，并利用到美国、日本等国家访问考察的机会，和马洪同志合写了《美国怎样培养企业管理人才》、《怎样对国外企业管理进行对比研究》等论文，还对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进行了探索。企业管理应该包括企业经营，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企业经营问题，随着企业改革，这个问题提出来了。1981年我写了《重视企业经营的研究》（载《晋阳学刊》1981年第4期）。过去国内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企业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提出要重视培养社会主义企业家和发挥他们的作用，我还就售后服务、名牌战略和企业文化等问题写过几篇文章。

（17）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问题。1992年3月我写了《重视城乡工业关系问题的研究》，指出“工业化既应该包括城市工业化，也应包括农村工业化”，“我国乡镇工业迅速发展以后，城乡工业之间出现了矛盾和摩擦，这才提出城乡工业协调发展的问题”。应该“研究城乡工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而“城乡工业的矛盾也不会孤立存在，而是同城乡经济关系中的其他矛盾联系并交织着的”。（《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3年第3期）后来，我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重点课题“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暨中华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研究”，课题组从10个方面对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①中国城乡产业变动与协调发展；②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③中国城乡资本流动及资本市场；④中国城乡商品流通和市场结构；⑤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变动；⑥中国农村城镇化及城市发展；⑦中国城乡经济组织与制度创新；⑧中国城乡社会关系及观念变革；⑨中国城乡科技进步与协调发展；⑩中国城乡教育与协调发展。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目标与建议。此项研究的成果是我和郭克莎、金碚同志主编的《中国城乡经济及社会协调发展研究》、《中国地区城乡经济关系研究》、《国外城乡经济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三本专著。

（18）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发展问题。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也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苏联剧变凸显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发展当然必须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但同时甚至更重要的是处理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科技制度等社会制度问题。它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包含经济、政治、法律、文教、科技、社会等多方面改革和建设的内容，任务极其艰巨。我曾撰写了《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和不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再论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和不可持续的社会主义》、《什么是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和什么是不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需要公有制和需要什么样的公有制》等论文。我还认为：为了使社会主义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也要看到并处理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有的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经济。他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正确的，但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市场经济，则有可能抽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容，而且社会公平可以有多种解释，因此，我认为类似后面这个等号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更好地结合起来》，载《理论前沿》2004年第2期）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这是实事求是的、非常英明的决策。完成这个任务，将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奠定牢靠的基础。近几年来就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相当突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争论也很热烈，本书也收录了几篇有关文章。

我的经历使我不断面临着新的研究任务，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每当接受新的课题任务时，我都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冀希能像蜜蜂酿蜜那样作出成绩。但很多场合是浅尝辄止，甚至像蜻蜓点水，成绩阙如。50多年的研究生涯使我感悟到，研究工作要作出成绩，打好基础、勤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还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庆幸改革后遇到这样的环境，使研究工作作出了微薄的成绩。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也写过有错误观点的文章，尤其是曾错误地批判过一些同志，如批判过费孝通同志、孙冶方同志，虽然后来向他们道歉，蒙他们原谅，和他们成了忘年之交，但这毕竟是我永远难忘的遗憾和值得吸取的教训。

本书收集的文章大致是按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的，意在反映我的研究工作的历程。2005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中有《周叔莲文集》，为了避免重复，本书没有收录文集中已经收录的文章。本书还收集了近10篇我过去所有文集中没有收集过的文章，由于篇幅等限制，前面提到的有些方面的代表性文章未能收入。

我曾说过，我对不少重大经济问题的认识经历过曲折的过程，本书也反映了我认识有些问题的曲折过程和思想轨迹，说明我的有些文章的观点曾有所变化。

最后，衷心感谢关心我和帮助我的师长、同志、朋友和亲人，对于书中的缺点和错误，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周叔莲

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