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时，经济所刚成立。全所共30多人，其中研究人员20多人，分为经济史和现实经济两个组。我分配在现实经济组。与经济史组有比较明确的专业研究方向不同，现实经济组没有自己明确的专业研究方向，而是根据当时国家计委、统计局、农业部、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等国家部委，有什么需要调查研究的问题，联系上什么任务就做什么，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调查研究的问题之间，并无内在的联系。当时经济所的领导，把这种工作方式叫做“六部行走”（这是借用了我国古代的一种官职称谓。所谓“六部”，即吏部、礼部、户部、工部、刑部、兵部。是自唐朝以来历代沿用的中央职能部门的官制）。在这一工作方针下，我先后参加了河北省高阳手工织布业的调查、河北省博野县大墟村农业合作社调查，写出了关于手工织布业的专题调查报告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典型调查报告。随后又参加了国家计委、统计局组织的工作组，赴浙江省杭州、义乌、东阳等地调查。1955年中国科学院为配合国家治理黄河的宏伟规划，组织了以副院长竺可桢为首的包括地质、地理、地球物理、植物、农业、经济等研究所，组成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奔赴晋西北地区。我受经济所派遣，参加了考察队，历时近一年，写出了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水土保持的考察报告。1956年全国人大民委为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为抢救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组织开展全国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我受命参加以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为首的云南民族调查组，从黄河岸边转到了云南边疆。先后担任了景颇族调查组和白族调查组的负责人，率同调查组，深入山寨，与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历时近五年，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调查研究报告，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景颇族简史》（初稿）。1961年我回到北京，时值我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我又受命参加了国家计委组织的关于恢复农业的调查，奔赴甘肃省祁连山牧区，到裕固族牧民中进行调查，写出了关于恢复牧区生产的内部调查报告。1962年经济所农业组规划撰写一部“人民公社经济论”，为了了解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人民公社的情况，我北上黑龙江，南下广东，深入村寨田间，蹲点调查，写出了一批调查报告。1963年在全国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形势下，经济所抽调我和一些人员，在副所长带领下，到河北省昌黎县参加“四清”工作队。1964年5月回到北京，不久，经济所在中宣部工作组的直接领导下，全所停止业务，开展了对所长孙冶方的批判运动。到1965年春，在批判孙冶方的基础上，全所移师北京房山县，继续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直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骤起，我们参加农村“四清”的全体人员，奉命返京参加“文化大革命”，从而中止了我前半生“六部行走”式的生涯。

十年动乱结束后，经济所刚从瘫痪中复苏，中国科学院开始进行体制调整，原哲学社会科学部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来，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此同时，经济所也进行了体制调整，原有的工业、农业、财贸等专业，分别独立成研究所，剩下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这样一些基础性、综合性的专业，人数也大大减少了。其中经济思想史专业仅有一位年逾古稀、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老先生，仍潜心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我很感佩他的治学精神和志趣。于是趁着体制调整之际，我转入了经济思想史专业。

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在我国一向少为人注意，在许多方面尚是空白。巫宝三先生根据自己多年研究的体会，提出开展研究这门学科的设想：首先从编辑经济思想史资料入手，目的在于掌握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的经济思想，逐个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然后进行综合的系统的研究，写成各个历史时代的专著。这是一个循序渐进、脚踏实地、讲求高质量的写作计划，我完全赞同这个设想。于是从1978年开始，组织了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十几位专家，组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编写组，着手编写三套著作：即编写一套从先秦到清代的多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在此基础上，对各个时代的经济思想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写出专题研究论文，依次编写出各个时代的论文集，最后在上述基础上写出一套从先秦到清代各个时代的多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专著。从此我全力参与了三套书的写作，直至1989年底退休。退休后，应经济所返聘，仍继续主持《中国经济思想史》课题项目的研究，并担任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工作，直至1999年。

我全部的研究工作，可划分为界限分明的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五六十年代，从事“六部行走”式的各种各类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后一个时期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经济思想史的专业研究。在前一个时期，虽然写了许多调查研究报告，但既不成系统，亦难以积累，往往是写完报告，交差了事，转身又投入另一种调查研究，有的内部调查报告则是连底稿也没留。所以现在收入这个集子的，除了前一个时期中关于研究民族问题的一些文章外，主要的是后一个时期的文章。

这里共收入了18篇文章，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主要是对先秦时期的经济思想研究，其中对孔子经济思想的研究，既不同于以往人们或反孔或尊孔的思维方式，亦不同于以往人们以论证孔子思想是代表奴隶主或封建领主抑或封建地主为目的的研究方式，而是对其思想的渊源、内涵及其理论意义、社会历史影响等方面，进行追索和探讨，并从时代和历史发展的视角，进行评价。义利思想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经济思想之一。近代以来，学术界颇多误解与异议。对此，我在《义利思想辨正》一文中，作了深入的探讨和辨析。并在《致富论》一书的序言中，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点为指导，与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相比较，指出我国古代义利思想的理论成就，远高于西方的功利主义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杰出贡献。富民思想是我国两千多年来具有深远影响的传统经济思想，是西方古代奴隶社会思想家所没有的。《中国富民思想的历史考察》一文，考察了自先秦至近代富民思想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内容、作用及其反映的阶级特点，论述了它在经济思想史发展中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此外的几篇论文，则是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均贫富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观念更新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的研究和探讨。

第二类是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即是原始生产方式一般的论点。并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形成过程和这一理论对古代农村公社的本质特征的认识，作了系统的分析。同时联系我国古代村社制度的史实，对我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奴隶制、封建制问题，作了新的探讨和论证。在《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一文中几个理论问题的理解》一文中，探讨并区分了亚细亚所有制与东方专制制度的联系和区别，探讨了亚细亚所有制与东方普遍奴隶制的不同含义，论证了所谓东方的普遍奴隶制，并非是东方特有的一种奴隶制生产方式，而是对专制制度下，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之间关系的理论概括，不具有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的意义。在《〈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第二版序》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古代农村公社制度研究的科学意义，认为这是继摩尔根《古代社会》对氏族制度这一人类原始共同体的科学发现后，又一个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有重要科学意义的人类共同体的研究。指出《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一书，完整、系统地解析了一个民族现有的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封建领主制社会，这不仅对我国民族学和史学研究，而且对丰富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史料价值。

第三类是关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问题的调查研究。这里选了关于景颇族研究的两篇论文和一篇调查研究报告。但对于白族的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由于本集篇幅有限而未能选入。

景颇族在1949年以前尚处于前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由于受到周围的傣族和汉族统治阶级的统治和近代商品经济的影响，社会发展具有跳跃性的特点。景颇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其民族历史仅存于耆老的口传和巫师的咒语中。随着1949年以后社会的巨大变革，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昔日的景颇社会，如今在现实生活中，已是旧迹难寻了。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那次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真实地记录了景颇社会的原貌（除了文字的记述，还绘制了图画，拍了照片，摄录了电影），这对景颇族人民更好地了解过去，珍视现在，展望将来，都是很有意义的。

50多年前，我走进了这个民族的社会历史，见证了她，记录了她，并为祖国民族大家庭谱续了一页篇章，而这同时也在我的这段人生轨迹上，记录下了自己。

朱家桢

2008年2月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