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所著《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是1940年实地调查的成果，也是他1948年用英文撰写的《中国西南边疆土地制度》5586173一书的校订本。

流光逝水，从实地调查到本书与读者相见，已有四十多年，再过几年就有半个世纪了。因为时期长，曲折多，读者可能不了解它的历史背景，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把本书的来历叙述一下，好让读者对本书的由来有所了解。

自从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以来，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一直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所注意的理论问题。在1925—1927年北伐战争中和大革命失败以后，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1927—1937年），这一理论问题越发成为革命政党所关心的问题。在苏联工作的匈牙利人马札尔（L.Madjar）曾于1924—1927年间来中国进行农村调查。他回苏联后写了一本三十万字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出版于1928年。就在那一年，陈翰笙在莫斯科曾与马札尔争论过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当时，革命队伍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还处于早期阶段；马札尔的观点还不能完满地解释中国的社会性质。为此，陈翰笙下定决心在国内针对现实从事系统的社会调查研究。

陈翰笙从封建社会史入手，首先研究封建社会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关系，然后系统地研究了当时盛行的封建性的土地关系，接着就对我国各地区的土地关系和农民生活进行调查。太湖地区以无锡为代表，华北平原以保定为代表，华南以广东省为代表，都作了农村调查。他还进行过烟草种植地区的调查，阐明帝国主义资本对我国农民的剥削。四十年代西双版纳土地制度的调查正是他过去一系列调查研究的继续。

解放前的中国，革命的学术研究是在反动军阀统治下进行的，因此科学研究的连续性是毫无保障的。有利于科学研究的时机不可多得，而且稍纵即逝。严峻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机智地捕捉有利时机进行学术研究。西双版纳的调查研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的。

1936年到1939年，他在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他利用机会写了一系列的文章，犀利地揭露我国反动政权的封建性。当时，太平洋国际学会拟定了一些研究项目，邀请国际学者进行研究，其中有一项是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土地制度。陈翰笙选定了这一项目。为时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他离开纽约来到香港，参加工业合作运动，募集海外支援，接济后方生产；同时编辑英文《远东评论》半月刊，传播敌后抗战实况。在这紧张的工作中，他仍然没有放弃农村调查的工作。他写信到重庆要我组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调查。我立即同意。那时我在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征得该馆负责人的同意，以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名义，选定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甘孜藏族地区和大凉山彝族地区进行土地制度的调查。我们还征得重庆新华日报社负责人的同意，邀请了报社记者刘述舟参加调查。由于他参加了我们的工作，所以1940年7月到9月《新华日报》上刊登过以长流为笔名发表的西双版纳傣族人民生活的连载报道。

1940年3月间，我和刘述舟从重庆出发，乘长途汽车经过遵义、贵阳到达昆明。我们在昆明利用等候陈翰笙从香港来昆明的时间作了旅行的准备。在昆明我们知道，从昆明去西双版纳，取道滇缅公路，经过缅甸，要比经过思茅安全方便。所以我们决定绕道缅甸。陈翰笙从香港乘船到海防，又从滇越铁路经过河内来到昆明。4月初我们三人在昆明会齐，沿滇缅公路西行，经过下关、保山、龙陵、芒市，在畹町出国界进入缅甸，直到滇缅公路的终点站腊戍。在那里雇了私人汽车到莱林，再从那里雇汽车经过屯枝到景栋。在景栋同回民商队一起，骑马经过打洛到达西双版纳的中心景洪。这段旅程说明解放前进入西双版纳的周折和艰难。

在西双版纳，雨季是5月开始。我们必须速战速决，在4月份做完调查。而且我们的研究经费只有一千美元，要预防中途绝粮，也必须用最短的时间做大量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工作非常紧张。一到景洪就请了傣语译员和一位临时炊事员，连夜把调查表拟好印好，立即进行调查。我们做完了六十六个村的概况调查和四个村一百六十八户的挨户调查，以及一些必要的个人访问，就从原路回到腊戍。

陈翰笙在腊戍和我们分手。他到曼德勒乘火车去仰光，由仰光回香港。我则和刘述舟回到昆明。1940年下半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反共投降的危机日益严重，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刘述舟担心时局恶化，愿意提早回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因此，我们在昆明分手。我在昆明用了一个夏季收集有关西双版纳的历史文献资料。调查材料则原封不动，留待回重庆整理。

在秋初的季节，我取道川滇公路，经过威宁、赫章、毕节到泸州；沿岷江到乐山，再从那里到成都，经过康定到甘孜。完成甘孜藏族土地制度调查的时候，已经是冬季了。1940年底，正是“皖南事变”的前夕。边城康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反动政权敌视外来的社会调查，暗探密布。地方当局善意地向我示意：为了个人安全，大凉山最好是不去了。这是一种委婉的政治威胁。因此彝族的土地制度的调查没有进行。我只好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到重庆，在北碚写成了《甘孜藏族土地制度》。西双版纳傣族土地制度的实地调查只整理了统计资料和有系统的历史文献资料，一直没有写成有系统的书稿。这固然是限于时间，更重要的是觉得我在理论上还不能解释这个社会，所以总是碍难动笔。1943年夏天陈翰笙从桂林告诉我，邱茉莉5586174将从重庆去桂林，要我把写成的《甘孜藏族土地制度》书稿托她带去。他在桂林安全地收到了我的书稿。1944年2月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觉陈翰笙参预工业合作运动以来，已经有两千多万美元的物资运进解放区，犹如芒针刺背，故密令军事委员会的桂林机构进行秘密逮捕。桂林军委会办公厅李济琛托咐陈此生将重庆密令告知陈翰笙。他得到消息立即逃亡，带着《甘孜》书稿飞往印度。他脱险到印度后一再提醒我，要我在来印度时把西双版纳的调查材料带去。1945年春我从重庆到了新德里。时隔五年，这两份调查材料才汇集在一起。又过了三年即1948年，他在美国才有时间使用这两份中文原始材料用英文写成了《中国西南边疆土地制度》交给太平洋国际学会。学会在1949年初才把它打印出版。但曲折的过程并没有到此为止。

1949年全国解放。次年年底，陈翰笙离开纽约，经过欧洲回国。这两份中文原始材料和他的多年藏书一起由一艘货船运回上海。可是，不幸这艘货船在台湾海峡被一艘军舰劫持，开往台湾。他的藏书和满船的物资，一直没有回到大陆。当然，西双版纳的原始资料也就荡然无存了。解放以来这段经历已经逐渐遗忘。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这部书稿会有出版的可能。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意出版老一辈革命学者未发表的著作，特意征询陈翰笙同志。由此，他联想起一段往事：1972年秋他在从上海回京的旅途中，在火车上偶然遇到从挪威来的几位挪威医生和一位懂华语的挪中友好协会的秘书。在交谈中那位秘书对他说：“我曾看过你的著作。那是一本关于西双版纳的社会调查。”这就说明，那本书的打印本发行后三十年来知道这本著作的读者，国外还比国内多。

原著打印本是用英文写的，里面有大量的地名、人名、书名、典章制度和官职名称。中文原始材料既然已经无存，这些地名、人名等就很难照英文本复原为中文。这就给出版这部著作的中文本带来了很大困难。幸而得到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祁庆富的帮助，这个难题才得到了解决。

我们先请科学院图书馆的陈书梅把英文本译成中文，再请祁庆富根据英文原著和中文译稿进行校订。他不但逐字逐句查对中文文献作了认真的校订，而且在原有注释外补充了大量校释，删节了国内读者不需要的章节。我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润饰。我们还请他写了一篇长篇引言，叙述傣族简史和西双版纳研究的发展。经过这番校订，这部著作就不是旧著简单的复原，而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论述西双版纳傣族旧社会最后阶段历史著作的修订。

解放后的民主改革改变了西双版纳原有的社会形态，旧的形态不但是一去不复返，而且留下来的残余也是一天比一天稀少。因此，解放前的实地调查，哪怕极不全面，也能填补一部分历史空白。这是这部著作问世的重大意义之一。

中国自从革命运动爆发以来，革命力量总是关心所有制的变革，总是关心封建性所有制下的人民疾苦，希望所有制的改变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在1940年的实地调查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尽管如此，陈翰笙在他的著作里对西双版纳的社会性质也曾作过明确的概括。他写道：

“在西双版纳，封建主义的行政机构是和农村公社并存的。那里有地区性的行政划分，行政区域是有明确界限的，界限是相当固定的。在这种地区里，存在着前封建主义的农村公社，土地则属于部落及其氏族成员所有。农村公社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血缘在农村公社里始终起着控制作用。”

这段话，祁庆富在他的引言里也曾着重地引用了，认为这个论点与解放后民族学家们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陈翰笙认为农村公社是封建社会前的历史遗留。他用具体事实指出这个社会的统治集团利用农村公社向封建主义转化的迹象。农村公社在瓦解但没有消亡，封建主义在增长但还没有成熟，资本主义开始渗透但极其微弱。迹象都很复杂微妙。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放前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确实是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值得重视的历史资料。

陈翰笙1928年在莫斯科接触过的马札尔就是较早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者。他的观点最早燃着了论战的火花。当时，马札尔的思想还不够成熟，思想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再加上这个观点在1924—1934年间在苏联受到压抑，这个课题成了禁区，马札尔本人及其著作也就湮没无闻。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在1934—1948年间成了一个无人过问的空白。可是，这个理论从1948到1964年又逐渐被人注意。从1964年以来，国际上又逐渐讨论这一理论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成才又为一个热门课题。最重要的是1975年出版了克拉德（L.krader）用了二十八年（1947—1975年）的时间写成的四百多页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巨著，副标题是《马克思著作的来源、发展和批判》。题词是“献给《中国科学和文化》一书作者，以辛勤劳动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李约瑟”。关于这个课题世界各大国几乎每年都有新著作出版，探讨不发达地区和国家的振兴途径。越来越多的人关心这个问题，探讨这个问题，对这一课题作出新的贡献。

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明民族都很可能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关。那种社会因为民族环境不同，历史条件不同，精神状态不同，因而社会形态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统一的。西双版纳的社会形态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雇佣劳动即使早已个别地存在，但不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土地的个体所有权也是这样，即便很早就有个别事例，也不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关系。关于雇佣劳动，我们在西双版纳调查的时候得到过深刻印象。1940年我们调查完毕在离开景洪经过佛海的时候，曾经访问佛海茶厂。厂长告诉我们，他们最大的困难是雇不到工人。傣族劳动人民根本不愿意出雇。茶厂没有办法只好申请县政府出布告命令居民按户派工定时来工厂受雇。这就是说：在那里只有用徭役制的办法才能找到工人。这个实例使我们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雇佣劳动的重要性。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方程式时指出：“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5586175。马克思还详细阐述雇佣劳动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1）劳动者既与生存资料相分离，也能继续生存；（2）生产达到能够产生足够剩余价值的水平；（3）以自由交换为基础；（4）双方以取得货币为最终目的。这四个条件，西双版纳都不具备，所以不出现雇佣劳动。

我们回想起来，由于当时的环境的限制，四十年代初的调查研究，还局限于土地所有制这一个方面。到了八十年代，我们回顾过去的工作就觉得我们的认识是很不全面的。实践证明：所有制的改革确实是个重要的改革，但是低级社会形态上升到高级社会形态，单靠所有制的改革是不够的；还要有精神文明的改革。我们四十多年前的调查，除其他缺陷外，没有包括傣族人民思想意识方面的调查，是一个主要缺陷。尽管如此，这部著作终究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怀着革命热情，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实际出发，分析我国兄弟民族在解放前最后一个阶段的社会史的典范著作之一。

陈洪进198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