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已经与世长辞了，但他的英名以及他留下的珍贵思想遗产——一整套新颖的、具有真知灼见和实践意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却是人民不能忘怀的！为了把这份遗产继承下来，并把他已经提出、但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某些理论问题的研究继续推向前进，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有必要深入研究孙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其中深入研究孙冶方同志提出的“最小－最大的原则”,5586269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一点是构成孙冶方同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是贯穿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红线。

从1959年底开始，孙冶方同志就领导原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部分同志写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讨论教科书提纲的过程中，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贯穿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红线是什么？当时有的同志说是阶级斗争。也有的同志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以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1961年上半年，孙冶方同志在给这个讨论作总结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红线应当是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5586270

孙冶方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坐冤狱期间（从1968年3月到1975年4月），给自己在五十年代末就已组织写作但还没有完成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打了八十五遍腹稿。出狱以后（1975-1976年），他在这个腹稿的追忆稿中论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时，又一次明白提出：“所谓经济分析归根到底无非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得到最大的效果－使用价值”,5586271并把这一思想简要地概括为“最小－最大”。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1981年3月孙冶方同志在全国性的经济效果理论问题讨论会上的书面发言，就是以《讲经济就是要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为题的，他再次重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讲经济。而什么是经济呢？就是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这也就是最小最大的原则。”5586272

因此，可以说从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孙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它的形成时期到进一步发展时期，始终是把“最小－最大”作为它的核心和贯穿首尾的红线。无论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科学园地倍受摧残的严寒季节，或者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科学的春天里，孙冶方同志一直坚守了这一基本理论阵地。

孙冶方同志把“最小－最大”经济思想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和贯穿首尾的红线，是同他赋予“最小－最大”一系列新的含义相联系的。

第一，孙冶方同志把“最小－最大”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他写道：“一切经济问题的秘密就在于如何以更少的劳动获得更多的产品，或者就是说在于如何使同样的劳动时间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也就是如何减少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这个关系用一个公式表现出来，就是：

，也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公式。”5586273

第二，孙冶方同志还把“最小－最大”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时间的节约。他在解释马克思的“一切经济都归结为时间的经济”这个著名原理时指出：这就是“如何以较少的时间生产较多的物质财富。”5586274这个概括比上述第一点包括了更多的内容。因为后者只包括活劳动的节约，而前者还包括物化劳动的节约。

第三，孙冶方同志还把“最小－最大”最后归结为价值规律的要求。这是他对上述两方面含义的总概括。如前所述，孙冶方同志把“最小－最大”看作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他同时又把“最小－最大”看作是价值。在他看来，这两种提法是统一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就是劳动者在单位劳动时间内取得更多的使用价值量，是价值对使用价值的关系。“价值是相对于一定的量和质的使用价值而说的价值，或者如恩格斯所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也就是价值对使用价值的关系”,“就是以最少的劳动消耗（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所以，劳动生产率与价值是一件事的两面，是从两个角度来解释。所以，如果用算式来表示，那么价值和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力）是互为倒数的：把产品做分母，劳动量做分子，就是价值量的公式；把产品做分子，劳动量做分母，就成为劳动生产率的公式。5586275

孙冶方同志认为，“时间节约的规律就是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规律，也就是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决定商品（产品）价值，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时间的节约，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价值规律的核心问题。5586276所以，孙冶方同志把“最小－最大”既看作时间节约规律的要求，又看作是价值规律的要求。在他看来，把“最小－最大”归结为价值，比归结时间节约确切，更能揭示问题的本质。因为节约时间这话不能把“费用与效用的关系”这个意思表达更完整。而价值正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5586277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孙冶方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两种价值规律：一是商品价值规律；一是产品价值规律。前者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后者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作为物质基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客观要求。5586278这里所说的孙冶方同志把“最小－最大”集中归结为价值规律的要求，主要是指后一种价值规律。

正因为孙冶方同志把“最小－最大”集中地归结为价值规律的要求，因而我们可以把他下述两种提法统一起来。（一）孙冶方同志主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应当是，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二）他又认为，要把恩格斯所说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作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济经学的基础，一切问题都要从这里讲起”。5586279他说：贯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就是矛盾的规律。”“应该怎样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具体的经济矛盾的最深远的共同根源呢？或者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深远的内在矛盾呢？”“就是劳动两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矛盾和社会产品两重性（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5586280他还说：“价值规律则应该贯穿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章，即是通过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分析来表述它。”5586281表面看来，两种提法似乎是矛盾的。但经过上面的分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就第一种提法的实质内容来看，同第二种提法是完全一致的。

正因为在孙冶方同志看来，“最小－最大”思想是贯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红线，研究这个思想，也就成为打开他的丰富的经济思想宝库和揭示他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建议的秘密的一把钥匙。

孙冶方同志的“最小－最大”经济思想体系中，正确的成份居于主要的地位，不完善的地方属于次要方面。为着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应该继承和发扬前一方面的积极成果。当然，为了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科学，他的不完善方面也要注意研究，但不是我们现在研究的重点。我们在这本小册子里将着重考察问题的前一方面，至于问题的后一方面将在本书的第五章论述。

本书将依次探讨下列六个问题：

一、孙冶方提出“最小－最大”理论的历史背景；

二、孙冶方“最小－最大”理论引起的争论；

三、“最小－最大”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

四、“最小－最大”理论和孙冶方的政策建议；

五、孙冶方“最小－最大”理论中的矛盾；

六、孙冶方“最小－最大”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