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

我们党走过了六十年光辉的战斗历程，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延安时期，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这一时期是我们党从幼年发展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伟大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并且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时期。研究和总结党的这一段历史，是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中一系列独创性的实践经验，批判和克服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倾向，对全党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这就是延安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使我们党真正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完整的统一，并且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从而领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延安整风，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我曾经说过：“延安整风是我的思想解放的学校，毛泽东同志是我的思想解放的老师。”这段历史，我至今仍缅怀难忘。

同志们讲到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延安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非常必要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党的优良传统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践踏和破坏，我们有责任把党和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力恢复和发扬起来。

延安精神是什么？我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和统一》一文中谈到这个问题。在延安时期，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我们党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优良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革命同志一律平等，亲如手足的精神；团结统一，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等等。这种延安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是永放光芒的灯塔。它不仅照耀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道路，而且也将照耀我们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航程。因此，对延安精神我们应当加以深入的研究，并且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把它发扬光大。

中央研究院是延安整风和发扬优良传统的一个典型。当然不能说它集中了延安的一切优良传统。因为，延安有很多个方面，党政军民学，都各有其特点和优点，都有延安精神的共性和个性。毛泽东同志说过，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这三大作风在中央研究院是有的。中央研究院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精神，由马列学院改组成立的。在毛泽东同志做这个报告以前，全党还没有完全解决教条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批评过，中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言必称希腊”，还批评说，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甚至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等等。这种教条主义现象，是经过整风运动才解决的。马列学院在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对翻译马列原著有不小的功劳。但是，在干部教育和研究工作中，则存在着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学用脱节的现象。在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后，才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确立了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中央研究院做研究工作的时间很短，所做的工作也不多，尽管如此，它的研究工作的方向，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态度都是实事求是的，正确的。

延安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是一次深刻的自我教育，当时叫“自我解剖”，这就是自我批评。在一个集体里自我批评，包含着同志之间诚恳的、耐心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这就是批评。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革命队伍内部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在整风运动中，每个同志都作了“自我解剖”。刚才许多同志说我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实际上，我也是一个受教育者，在中央研究院受到很深刻的教育。中央研究院在整风运动中出了一个《矢与的》墙报，开头几期登出了不少有错误观点的文章。毛泽东同志去看过。有人以为毛泽东同志去看，就是赞成，所以高兴得很。其实不是这样，他并不赞成。后来，毛泽东同志召开过一次高级干部会，我参加了。我在会上表示，我要介入到运动中去，也就是要“卷”到群众中去。当场有人反对，说，罗迈要“卷”到运动中去是错误的。可能他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要“卷进去”就是同他们一样了。我的意思是到群众中去学习，以学习的态度“卷进去”，那时讲要“脱裤子，割尾巴”，就是说不要怕丑，不要怕痛，要敢于揭露和改正错误。我同大家一样“脱裤子，割尾巴”。整风运动开始时，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员中小资产阶级思想比较突出，在三月十八日的动员会上，群众选举产生了整风检查委员会，这实际上是整风的领导机关。院领导人中只有我和徐健生、艾思奇等少数几个人被选上，多数是研究员和研究生。我们几个人每星期都要开会。开会干什么呢？我们确定了两条：第一条，掌握运动的方向，对于运动的发展要有自己的主张，我们要对党负责；第二条，在整风检查委员会中我们是少数，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接受多数作出的决定，但我们要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是丝毫不能含糊的。我们就是这样同大家“卷”在一起的。经过共同的学习，讨论，弄清是非，思想上便逐步取得了一致。一九四二年九月，我由中央研究院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临走前，在全院大会上，我作了一个《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报告，这时会议的气氛，同动员会上闹哄哄的情况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报告完了全场鼓掌，大家情绪很高。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得到了大家的承认。这是我们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把自我批评与民主集中制原则贯串到整风运动中的结果。

刚才同志们还谈到了如何对待当代青年的问题。延安整风教育了整整两代人，也就是当时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当时，我是中年人，同志们中间大多数是青年人。在当时的延安，老年人不多，有所谓几“老”，就是董老（必武）、林老（伯渠）、谢老（觉哉）、吴老（玉章）、徐老（特立）等，其实他们当时才六十岁左右。那时候，在延安，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很多。他们的革命热情很高，离别家庭，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克服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但是很多事情他们没有经历过，革命的道理也不太懂，也不真正了解我们的党。究竟怎样对待这些青年人呢？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墙报出来以后，我记得只有政治研究室的李宇超同志写了文章表示不赞成，多数人都赞成《矢与的》上的错误观点，这是一股潮流。对这个潮流怎么看，采取什么态度？党中央认为，这些青年人是革命的，是为了革命到延安来的。他们有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党有责任对他们进行教育。党中央当时这样看待青年人是正确的。我们也是按照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做的，效果是好的。现在青年人更多，他们的社会经验少，识别能力差，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对他们有许多消极影响。但作为青年一代是没有责任的，应当满腔热情地教育他们，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人才。当然，青年中也有极少数人，例如“三种人”、刑事犯罪分子以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他们是有自己的责任的。只有这种态度才是对待青年的正确态度。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在延安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不是同有思想问题的青年人对立，而是到他们中间去，同大家在一起“脱裤子，割尾巴”。这样做对青年来说教育很大，对我们自己也是教育很深刻的。现在五、六十岁的同志是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骨干，担当着承前启后的责任，也有责任培养青年一代，用我们自己怎样从旧“框框”跳出来，最后得到思想解放的切身体会来启发诱导当代的青年，作用会是很大的。

因此，我有一个提议，希望大家就延安时期的亲身经历写点回忆录。我们都是经过延安整风纠正了缺点和错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获得了思想解放的。用事实告诉当代的青年人，我们有一个延安时代呀！有延安精神这个光荣传统呀！这样做，对青年是会有帮助的。希望召集这次会议的同志，想想办法，组织大家写一些宣传延安精神、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革命回忆录，使延安精神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根据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