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可持续发展的时代，需要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共生共进。我国经济长期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状态，这使资源濒临枯竭、环境遭受破坏，甚至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可见，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自诞生之初就推动着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循环经济除了先进的技术支撑以外，完备的制度保障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税收制度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间最为敏感的关联工具，应当积极配合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模式的转型、创新，从而在国家宏观调控、社会公平分配以及资源合理配置等领域发挥应有功效。

本书首先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两种环境理论。一种通过纠正经济增长负外部性，提出了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庇古税、科斯定理等理论与方法，实现了经济增长研究范式中效率意义上的改进。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经济模式呈线性特征，以“经济增长+末端治理”为环境治理方式；另一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其方法进行变革性思考，把经济系统看作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全面解决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直至福利提高的问题，被称为“生态经济学”。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经济模式正是本书所说的循环经济，对环境治理体现为经济可持续增长下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特征。

本书通过明确循环经济的概念与特征，将循环经济定位于经济发展模式上，分析了循环经济的三个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将税收制度与循环经济关联起来，进一步提出了基于循环经济的税制分析框架，即以源端过程调控为主，末端无害化调控为辅，税收制度贯穿于资源开采与利用、生产、消费以及废弃物处理整个过程，包括限制性与激励性税收政策多税种组成的税收政策体系。本书主要从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展开探讨和论证。

循环经济的“减量化”，体现在源头减少资源开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终端减少排放，最小化对环境的污染两个方面，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节能减排。因此，本书分两章分别阐述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税收政策和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及其实证分析。在资源开采利用环节，评价了我国与资源（包括土地）相关的资源税、耕地占用税以及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实施状况。并以资源税为例，运用1985—2015年全国31个省份的数据构建时间序列模型，检验资源税与资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经过协整分析和平稳性检验，得出结论，增加资源税可以减少单位GDP原油消耗量、煤炭消耗量。说明资源税具有节约能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效果。在废弃物排放环节，剖析了我国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重点探讨了减排政策的“费改税”，并以环境保护税为例，利用全国30个省份（除去西藏）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建立模型，选取排污费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并通过相关性和外生性检验验证该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解决了排污费作为解释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最后利用面板工具变量法，对排污费的减排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征收排污费（环境保护税）对二氧化硫（SO₂）和废水的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循环经济的“再利用”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延长原料或产品的使用周期；二是尽量减少一次性用品所造成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从这两个层面看，目前我国与之相关的税收政策主要体现在旧货（含二手车）销售的增值税政策、对一次性筷子征收的消费税上。本书评价了我国旧货销售的税收政策，探讨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专项基金“费改税”问题，研究了一次性消费品如何制定税收政策加以规范的问题。

循环经济的“资源化”，是将废弃物变成再生资源，可以减少对原生资源的依赖，最小化对环境的影响。本书评价了我国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分别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与倾向得分匹配法，评估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效果。先以“全国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总量”作为资源综合利用量的代表，利用2000—2015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选取政策力度最大的2008年为政策时点，建立时间虚拟变量模型，考察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对资源综合利用的影响。结果表明，2008年后全国各省的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其后，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利用我国2005—2011年40个资源综合利用行业的面板数据，再次考察资源综合利用政策效果。两种方法均证实，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对促进固体废物资源化作用显著，有效推动了循环经济资源化的进程。

完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税收制度，关键要遵循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关注循环经济的企业、区域、社会三个层面，引导好输入端、输出端以及整个生产过程三个环节。从生产环节入手，并延伸到消费、流通等领域，提高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促进物质资源在整个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范围内的循环。一是在资源开采环节，通过改革资源税、土地税制度，限制资源开采的数量和速度，控制开采环节的污染。二是在产品生产环节，通过改革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税式支出方式鼓励节能减排、资源再利用。三是在产品消费环节，充分发挥税收的教育功能，改革消费税、车辆购置税与车船税，将高污染产品、一次性消费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对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消费进行限制，鼓励使用资源综合利用产品，提倡物质的循环使用，引导绿色消费。四是废弃物处理环节，主要通过排污收税（费）对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排放等进行末端约束，逐步完善我国的环境保护税政策，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征税范围，提高税额，为构建绿色税制体系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