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率下降规律理论自提出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学界围绕这个问题的研究和争论此起彼伏、交锋激烈，即便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之间，也长期存在分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史上，约瑟夫·吉尔曼是利润率经验研究的开拓者，而置盐定理则直接挑战了关于利润率下降理论的一般认知，在学界引发的争论最为激烈。在利润率下降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方面做出开拓性研究的学者有托马斯·韦斯科普夫、爱德华·沃尔夫等。韦斯科普夫的实证研究开创了利润率实证分析的新范式，激发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和灵感。我国学者郭家麟、陈彪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译介了吉尔曼的相关研究成果，但这一主题当时在我国学界并未受到较多关注，也未形成研究热潮。进入80年代以后，国内学者就利润率下降规律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学术探索，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对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学界仍然存在许多模糊不清的理解，有些非难和指责已经偏离了马克思的基本命题。本书在解读马克思文本的基础上，提出了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五个命题，即利润率是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利润率下降的动力源于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趋势、利润率下降表现为一种趋势和重力、利润率下降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反映，以及利润率下降规律表明资本是在对立中运动的。

利润率是资本积累的刺激和动力，一套有效的积累体制可以保证资本利润率的稳定增长。美国经济利润率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向下转折，导致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减速，经济运行也从长期繁荣转向长期萧条。“滞胀”危机迫使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调整旧的制度形式，重建资本积累的外部条件。在经历了70年代的“滞胀”危机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冲突、危机和调整变革中确立了新的积累体制，开启了一个新的积累周期。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积累体制在形式和规模上发生了金融化和全球化转型。在这一阶段，垄断资本借助金融化对经济关系进行全面渗透，借助全球化向更大范围拓展。80年代后所形成的全球分工格局是“核心”国家大力发展金融业，生产金融产品；“边缘”“半边缘”国家从事实体经济，生产实物产品。本书把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积累体制概括为全球化金融化的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当代资本主义积累的全球化和金融化表明，资本的毛细血管不仅可以遍布全球，汲取全球生产的剩余价值，而且可以渗透至经济、社会以及政治运行的方方面面，全方位汲取剩余价值。由此一来，全球化金融化的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更加增强了垄断资本的力量。

新自由主义时代见证了资本力量的崛起和劳工力量的衰退。全球化、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劳工构成了三重挤压，从而导致劳动挤压和劳动份额的萎缩，劳动挤压是新自由主义时期利润率上升的直接原因。全球化金融化的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改变了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区域分工，从而也改变了生产过剩的形式。从过剩的形态和分布区域来看，这一积累方式使生产过剩在发展中国家集中表现为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在发达国家则异化为虚拟经济的过度繁荣。全球化金融化积累体制固然有利于增强资本的权力，并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中心国家利润率的回升，但也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结构失衡，并导致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在更大范围和更广区域里不断发酵并激化。特别是在普通民众收入增长滞缓的背景下，透支消费、债务增长和资产投机曾一度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因此，这种建立在债务消费、虚拟经济，以及国内国际经济关系都已经严重失衡之上的积累体制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革命”和“撒切尔新政”被称为“供给革命”,“供给革命”确实为英美两国克服“滞胀”危机发挥了积极作用。站在资本的立场来看，“里根革命”和“撒切尔新政”取得了成功，但是，站在劳动的立场以及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它们只能算作失败的样板，因为“里根革命”和“撒切尔新政”的供给主义政策实践导致了资本与劳动、生产与消费、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以及全球经济的严重失衡。

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困境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时政府推进的一系列战略举措如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扩大政府支出、收缩公有部门以及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等，改善了投资和增长的外部条件，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了社会运行的动力。但是，由于相应的平衡机制还没能及时健全起来，社会出现了很多不平衡现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迟缓，我国始终难以摆脱外需严重萎缩的困扰，同时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在经济周期下滑阶段开始产生了负反馈效应。内需不振，外需萎缩，导致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一步步走向恶化，经济增长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关于当前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学界的认识可以简要地概括为“政府干预过度→供给侧调整滞后→供求出现错位→结构性产能过剩”。我们认为，结构性产能过剩的症结在于低端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高端产品供给能力不足。总体来看，当前产能过剩仍属相对过剩，它由国内外需求急剧萎缩引发，且受国内有效消费需求难以提升的制约。

治理当前我国的产能过剩应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调节供求关系。一方面，增加有效供给，适应和引领需求结构转型；另一方面，扩大有效需求，支撑和带动供给能力提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为治理产能过剩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包括：第一，努力为富余产能扩大市场需求。第二，对外进行资本和商品输出，积极开拓新兴市场。第三，发展劳动分工和科技创新，培养消费和投资新增长点。第四，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由于国内经济失衡尚未得到根本改善，结构性产能过剩及其衍生的劳动过剩和资本过剩等问题解决起来困难重重。显然，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我国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进一步深化改革，重塑新的发展模式。包括：在发展目标上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扩大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在发展动力上更加注重“多轮驱动”，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打造政府与市场“双引擎”；在发展形式上更加注重平衡发展，和谐发展，动态调整投资与消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把更多的资本投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缩小贫富差距以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在国际上倡导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联合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重大技术创新酝酿期、经济关系调整阵痛期和市场争夺白热化时期，我国能否率先杀出这“三重门”，从根本上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短期看关系到几年后能否顺利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期看关系到能否成功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长期看则关系到我们能否为人类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更好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