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平

本刊作为中国马哲史学会马恩哲学思想研究分会换届后的第一集年刊，承担着分会研究事业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使命。马恩哲学思想是整个马哲史参天大树之根本，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万里长河之源头。承担着马恩哲学思想研究的重责，分会当然地成为中国马哲史学会的第一分会，其研究事业的根本性、基础性、全局性意义毋庸多言。作为年刊，记录、反映和汇集着我们分会同仁一年来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丰富的研究路径，有文本文献学深度解读，有对基本原理的创新领悟和理解，有对其思想的当代意义的把握，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就对马恩哲学思想的理解研究这一主题展开的对话，更有对当代中国道路的研究和探索等。四个栏目尽显芳华，其根也必深，其叶也必茂。它不仅表达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仁们对马恩哲学思想发展那一段的研究思绪，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对于而后的马哲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产生思想理解的源头性、基础性和全局性的重要影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安全性、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和发展性，都首先依赖于我们与学界同仁对马恩哲学思想研究的水平。作为新一届会长兼本刊主编，我真诚地希望在总会、分会全体同仁和社会各界支持下将本刊办成能够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标杆的名刊。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共产党宣言》这一部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公开问世的经典著作发表170周年。分会借换届之际，汇集全国学者在江苏师范大学举办“《共产党宣言》与中国道路”高层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校和其他学术部门共8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就会议主题发表了看法，充满真知灼见，见解发人深思。会议主题直接将170年两端的重大事件紧密关联起来，贯通起来，成为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发展的完整历史，同时彰显出研究马恩哲学原初思想对当代中国道路的重大意义，更凸显了中国道路的实践探索对于创新发展马恩哲学思想的理论价值。限于篇幅，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历史地考察两者关联无疑受到限制，但是若干关系全局的关联点依然需要我们去作总体的深刻的把握。

一 回到《宣言》、走入当代的方法论问题

对170年来《宣言》与当代中国道路两者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的关系仅仅用简单的一句口号来表达是远远不够的。在深度理解之时，我们不能不上升到方法论自觉的高度，面对和审视两者关联的方法论问题。这不仅因为在版本学上，正义者同盟的原初纲领、魏特林的著作、《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与1848年2月24日第一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关系需要疏正，而且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第一版问世后的版次不断修订和完善——从原初薄薄的24页小册子扩充为一本内容丰富的著作，其《宣言》的思想也在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和完善等——也需要我们在文本—文献学意义上或者在更深层次的出场学意义上加以考察，而且更因为在目前学界关于《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与中国道路两者的关联方式的多种理解上，以及由此呈现出对应的多种立场和态度上，值得我们深思。究竟我们回到何种《宣言》版本的原初思想，以及让何种版本的《宣言》思想走入当代，这关联的两大问题，实际上在决定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理解和对主题之问的解答。概括起来，目前学界既存在着坚执两者同一性立场，又存在着宣称断裂性和否定性的立场，而在这两种对立的立场上又各自分为两种态度，因而呈现四种态度。第一种为经典方式，站在《宣言》原典立场来对应阐释中国道路所具有的一脉相承的同质性意义。持这一立场的学者正确地将中国道路看作《宣言》思想的当代继续，对于深度挖掘和重读《宣言》思想作为今天中国道路指南作了大量研究，但是欠缺的是“历史间距”意识，导致理解的自我遗忘，对于当代的中国道路与当年的《宣言》在时空差异语境中造就的理论的变化性认识不足，因而更不可能深度探索中国道路如何创新和发展《宣言》思想。第二种则是站在中国道路的历史方位上回溯阐释《宣言》思想的当代意义，将两者跨时空地直接对接起来，以中国道路的实践为尺度，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阐释的、至今仍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基本原理”。这一跨时空寻找和对接的优长明显，就是让人们直观地感悟到中国道路实践探索并没有疏离经典马克思主义原理，相反，具有原典根据，并且催生人们根据中国道路的实践创新去重新发现原典中以往所没有被关注的地方。如当代全球化之于原典中所说的“世界历史进程”等。这一简单对接虽然简明扼要，却舍却了许多原典作家思想变化的历史环节，因而将一个在历史中变化了的开放发展的思想变成所谓超时空“基本原理”，即一经出场就永恒在场的形而上学。主张断裂性和否定性的学者也分为两种态度。因而第三种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立场，以《宣言》为原则尺度来不断丈量、评价中国道路，固守原典结论而否定中国道路，认为中国道路“偏离了”或“忘却了”原典精神。这一思绪首先见诸20世纪末国外新左派，然而近年来在国内学界也有某些声音。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存在的问题有颇多批评，但是这些批评大多不是建设性的，相反是颠覆性的。他们忽而强调《宣言》中的“两个决裂”的思想，或者抽象出《宣言》中关于“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作为指点中国道路的行动纲领。产生这一倾向的客观原因是虽然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是社会转型、体制性变迁也造成不少环节缺失、制度真空和导向游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创制进程中还不完善，因而造成基尼系数过大、大量官员腐败、资本逻辑肆虐、封建余毒猖獗等问题，导致某些下层民众不满情绪增加、民粹主义泛滥；主观原因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强调“大胆试大胆闯”，但相对忽略对经典思想资源的重新解读对于实践探索的指导意义。而更深的社会存在根源则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我们正在进入社会相对分层、分化的差异性社会，在这一社会中，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制度，一方面在主体的公有制条件下人民在根本利益、全局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趋向于一致，对“全面小康”、“现代化强国”、人民富裕、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有“最大公约数”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在局部利益、眼前利益、阶级、阶层利益上存在着越来越明显的差异性。这是客观事实。这一差异性导致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利益差异性诉求将会渗透到一切方面，有差异性的经济表达、政治表达、社会表达、文化表达和生态表达，因而在中国道路的选择上则呈现不同的主张，因而对《宣言》思想的态度和立场也就相应不同。但是，原教旨主义、教条主义地看待原典，进而割裂与中国道路关系的立场是不可取的。正如在《宣言》的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原理的运用要随时随地根据条件为转移。真理始终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场域、历史和条件始终是真理构成的要件。第四种则是站在对当代中国道路辩护的立场上，宣称既然这一实践探索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不可能从包括《宣言》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典中找到现成结论，就没有必要坚持《宣言》所持的原则立场和观点而陷入“教条主义”。

超越上述各种立场和态度，科学地关联两者最为恰当的方式就是在历史场域变迁中加以把握，完整阐释两者关系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等于阐述170年的全部历史，这是逻辑地、理论地把握两者关系的最为重要的基础。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把两者关系看作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进程和效果史加以阐释——这正是马哲史学会的看家本领。

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就是要用历史的眼光去科学地理解《宣言》思想，与时俱进地发展《宣言》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将历史眼光提到唯一原则来加以阐释的高度：“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反对没有历史维度的抽象思维，他认为要达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就等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逻辑的整体叙事。他晚年坚决反对将“仅限于西欧”的结论变成“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而历史的原则必然是开放的和与时俱进的，因而必然反对盲目地对原典思想教条的原教旨式崇拜；历史的原则也必然要求对历史长河源头的尊重和坚持长河所指的必然性流向，更反对任意否定马克思本真精神原则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无原则的实用主义。

二 关于资本创新逻辑的当代历史趋势问题

《宣言》所宣告的在欧洲徘徊的“共产主义的幽灵”，是在对资本逻辑历史批判和超越的思想产物。没有对资本批判，就没有共产主义；没有对资本的科学批判，也就没有科学共产主义，也就没有《宣言》。资本批判是《宣言》全部思想的历史和逻辑的出发点，也是其贯穿始终的原则。《宣言》的第一个含义正是对资本逻辑的科学历史批判书。系统分析资本逻辑从当年到当代的变迁史及其规律性趋势，是我们今天重新解读《宣言》、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所必然面对的第一个重大的基本问题。

《宣言》对资本批判的立场当然与资本立场、神圣同盟的立场完全对立。无论是当年还是当代，也无论是旧神圣同盟还是新自由主义的神圣同盟，都是站在彻底否定《宣言》的立场上。

《宣言》对资本逻辑的科学批判超越以往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地方，在于它立足于唯物史观。这一历史、辩证的批判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必然性的角度对资本开辟人类文明新纪元的现代性世界历史作用给予了肯定性的“最高褒奖”（德里达语），将资本看作一个前此以往生产方式和社会演化结果的最高产物，是造就现代社会的主要动因，因此对资本创造现代社会、推动世界历史进步的伟大文明作用作了全方位的肯定的描述：创造比前此以往总和还要多得多的巨大生产力；不断变革传统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打破乡村中心，造就使乡村从属于城市、农业从属于工业的产业和空间格局；变革人们的观念和文化；打破地域限制、使民族工业变成世界工业、民族文学变成世界文学，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进程，造就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全球化霸权体系。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同样立足于辩证的历史观，对于资本内在本性、基本矛盾和必然灭亡的命运加以深刻揭示，资本由于贪婪的本性和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仅必然表现为商业和市场的危机，更表现为竞争促使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导致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规律性趋势，资本最终因为无法获利而导致退场，从而得出结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在而后的《资本论》中进一步被表述为“剥夺者要被剥夺”、“丧钟敲响了”、“外壳要炸毁了”，经典地揭示了资本统治最终覆灭、让位于后资本社会的必然前景。

然而，170年过去了，预言中“被剥夺”、“丧钟敲响”、“炸毁外壳”的资本依然在场，而且还继承扮演着宰制世界历史的角色。苏东剧变，福山甚至宣称资本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灰飞烟灭了”。似乎资本打破必然退场的魔咒、成为“最终的人”。然而时隔不久，历史在此又呈现出辩证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资本逻辑再一次遭遇重创，《宣言》的当代意义在全球高调热捧中被重新确认。资本幽灵出场、退场、再出场、再退场的历史逻辑就是《宣言》指明的逻辑。资本逻辑在危机中依然具有自我修复、自我调适的空间。那么，究竟资本逻辑为何依然在场还宰制着全球历史进程？资本逻辑的自我修复和调适本质上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我一直在关注和研究的“资本创新逻辑”。正如我一再指出的：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批判观点看，当年马克思所宣告的“被剥夺”、“被炸毁”、“被敲响丧钟”的资本依然“持续在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创新逻辑”。具体而言，关于资本创新逻辑，我们需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点：

第一，何谓“资本创新”及其根源。正如我一再指出的：“所谓资本创新，就是指资本为了摆脱危机，打破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获取更多的利润，就不断地、拼命地发明创造新技术、新管理、新产品、新销售、新市场、新空间、新产业，最终实现资本形态和功能的创新发展，驱动资本形态从当年马克思所主要面对的大工业资本主导的旧全球化形态向后工业资本主导的新全球化形态转变。”究其根源，资本创新源于资本既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又要摆脱（哪怕暂时性地摆脱）危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需要。只要创新能够给资本带来更大更多的利润“蛋糕”，资本就会疯狂地去追求；只要创新能够帮助资本摆脱（暂时摆脱）危机困局，资本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实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资本具有创新的内生动力。资本的演化史表明：在资本的任何一个固定形态和固定阶段，它的固有外壳都会因为自己内在的基本矛盾和转化矛盾而被炸毁。如果没有创新，资本早就退场。只有通过创新行动，资本才能被暂时拯救，才能持续在场。即是说，只有通过不断的周期性毁灭和创新，资本的持续在场才能“凤凰涅槃”般地实现。

第二，资本创新的路径选择。就资本演化史而言，从19世纪到21世纪，为了摆脱危机、追逐更大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创新的路径选择是多样、多元的，主要表现为：其一，从主要依赖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向手段越来越先进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如熊彼特所说：在原产业领域内通过生产工艺和销售方式的不断改进而实现的创新，例如通过技术更新、设备更新、生产流程再造、管理创新、销售模式和市场开拓方式等，实现新的创新。当资本在原来的生产技术、原来的设备设施、原来的管理、原来的产品、原来的销售模式和市场不能满足资本追逐更多利润需要并造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时，资本就必然强制性地在产业内部实现各种创新活动，以新要素和新方式来实现“供给侧结构性变革”，力图摆脱危机，实现超额利润。其二，当一个有限空间不能满足资本的生产和销售需要而爆发危机时，为了摆脱危机，资本就采取如列宁、卢森堡、哈维所说的通过新空间拓展（领域的逻辑）来实现暂时摆脱危机的目的。也就是说，当资本在原一国或一域市场空间中受到限制、资本频繁爆发危机、再也无法扩大获利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就成为实现资本拓展空间的创新形式。其三，主导产业领域创新。资本抓住任何一个可能使资本焕发青春活力、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的要素，上升为主导产业要素，进而改变整个社会的资本供给侧结构、需求—消费结构和资本形态，构造新的资本社会，于是就实现了创新资本主导的社会形态。资本“追求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也就是追求生产内容的全面性”。为了逐利最大化，只要有可能、有条件，资本就必然将一切要素对象资本化，并将其中一切能够带来最大利润的要素对象领域变成产业的主导形态。因此，在后工业资本时代，金融资本、文化资本、知识资本等要素领域以及虚拟资本各个业态之所以能够迅速成为主导产业，都源于此因。

第三，资本创新逻辑推动的资本主导形态发生的深刻变化，表现为从马克思时代的大工业资本主导形态转向后工业资本主导形态。马克思时代面对的大工业资本主导形态，在马克思之后的周期性危机大浪筛淘和推动下，经过银行资本向工业资本的渗透、控制和参与，最终导致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结合形成金融资本，形成垄断利润和金融资本全球化世界。垄断竞争更加剧烈而残酷，极大地阻碍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因而具有腐朽性；因为全球空间掠夺，因而具有寄生性。进而，金融资本作为虚拟资本手段进一步向一切社会要素渗透和控制，使之变成一个又一个新的资本品，形成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扩展为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消费品资本、生态资本，从实体资本转向虚拟资本等，不断变革，转变形态。一切都在资本中，资本在一切中。“一的一切”和“一切的一”结合，使资本最大限度地普遍化，使日常生活最大限度资本化。与一般产业内部技术创新不同，资本主导产业的每一次大更迭，不仅是经济结构表象的变革，而且几乎都伴随着历史场景的转换。21世纪，资本创新逻辑全面更换了资本全球化的场景机制和作用装置，借助于互联网和智能化、生物工程和材料科技等新科技革命手段，使“消费社会”取代“生产主义社会”，使后福特主义小众化“弹性生产”机构取代福特制刚性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装置，使债券化等金融手段取代一切实体经济过程，使符号化、虚拟化经济取代实体经济作为主导要素，使文化创意产业取代钢铁工业成为引领性产业，使后现代取代经典现代性社会，使离散化、个性化、网络化的日常生活取代集中化的控制，因而造就出一幅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图景。

第四，资本创新也依然遵循着马克思历史观对于资本创新本性阐释的轨迹，但是带有21世纪的特点。正如经济创新概念倡导者熊彼特所客观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是资本创新的最早观察者和研究者。马克思在《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这被德里达看作对资本的“最高褒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时候，就特别仔细考察了资本存在的具体方法和方式的创新变革。如资本如何用机器生产来代替手工工业；如何由延长雇佣劳动者的绝对劳动时间而获取绝对剩余价值，到用不断改进技术的手段，“将科学并入生产过程”、用先进大机器进行生产，缩短生产时间和降低成本来创造相对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就是资本创新过程。马克思还特别仔细地研究了资本的职能分工对于资本更多榨取剩余价值的促进作用，如最初由产业资本家直接包揽生产和流通全过程，到资本领域职能的相对分化，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各司其职，专业化分工促进了剩余价值总量的迅速提升，这也是资本总体结构的创新。在恩格斯整理的《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还集中分析了从实体资本到银行资本、虚拟资本的创新转换形态中的表象形式（如银行资本G—G′）和本质关系等等。可以说，马克思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创新的本性，而且也具体分析了当时资本创新的几乎所有形式和方式。限于历史条件，马克思主要分析了大工业为主导形态的资本结构和资本矛盾，准确地预见到大工业资本即将崩溃、外壳被炸毁的前景。然而，马克思对于后工业社会资本的若干新的趋势，尚未加以系统展开研究。因此，对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而言，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要“接着讲”，在21世纪续写《资本论》，科学解答资本创新逻辑，进而成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第五，资本创新史同时就是旧外壳炸毁史。从21世纪资本创新逻辑批判反观资本出场史，我们必然得出结论：资本外壳在历次重大危机中不断被炸毁。工业资本外壳遭遇周期性危机被炸毁，换上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外壳后又进一步被新的矛盾所炸毁，逐步换上后工业资本主导的形态外壳，而它们又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被炸毁。资本每一次重大创新和大转换，都意味着对原先主导形态外壳的炸毁。不炸毁旧的外壳，资本创新就不能实现，旧的危机就无法结束。然而，资本外壳的每一次炸毁，并不等于资本所有外壳被彻底摧毁。资本在拼命地寻找创新机遇中实现持续在场，因而不断焕发内在创新冲动，从而外在地释放出推动历史进步的杠杆作用。但是资本的持续在场是以外壳不断被炸毁为代价的。资本的幽灵出场、在场、退场、再出场，以不断毁灭来结束旧的在场，而以不断创新出场来秉持在场。

第六，资本创新逻辑表明：资本并不是完全在同一种形态中周而复始地经历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和高涨、再陷入危机，或者说，不是在一种生产形态层级上简单循环的危机，而是在创新跃迁层级中经历上述周期性危机，因而也是一种辩证的、螺旋上升的死亡之旅。其中连续地交替着创新与危机。每一次创新炸毁原有躯壳，资本就可能在新的空间中暂时摆脱旧躯壳的危机形态，因而造就一个时期的增长和繁荣，然而又在基本矛盾的铁律限制下最后陷入新形态的、更深刻的危机，从而逼迫资本再窥测方向、聚力创新以求一成。资本创新逻辑变换外壳的任务从来就只能是在历史条件制约下历史地提出和历史地实现的。资本幽灵仿佛是一个吸血鬼，只有靠不断榨干旧躯壳、不断寻找新躯壳来逐利和存活。但是最终只能跌入更深刻、更剧烈的危机。

第七，资本创新逻辑仅仅是资本的一般逻辑，但并非每一微观资本都有如此的幸运，都愿意或能够实现创新，炸毁原有躯壳，实现“凤凰涅槃”。事实上，创新成功的永远是少数，而有无数资本因循守旧而崩溃，无数个体资本创新失败而归于消亡。这仿佛是一次大规模优胜劣汰的物种迁移。凡是现存的，都是闯过无数次创新逻辑考验的幸运儿。创新成功也是暂时的，分周期、层级的。无论如何，资本都难以逃脱最终死亡的命运。螺旋上升的死亡之旅是资本创新逻辑所展现的独特的辩证法。它既不同于在同一层级上循环的“否定的辩证法”或“瓦解的逻辑”，也不同于发展的螺旋上升的辩证法。它的每一次创新上升同时就是否定，就是旧躯壳的炸毁和死亡。危机爆发依然是每一个资本创新周期终结走向死亡的外在标志。资本创新逻辑螺旋上升的终结目标依然是死亡。

上述七点关于资本创新逻辑新特点、新规律的批判性发现，可能是站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理论制高点上对于《宣言》第一章内容的最新注解。当然，全面揭示资本创新逻辑和21世纪资本创新图景以及必然陷入的深刻危机趋势，还需要经过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哲学批判，在这一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必然成为致力于在当代发展《宣言》思想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使命。

更需要我们反思的是在当代中国道路开拓中的资本创新逻辑。自五四运动以来百年史特别是改革开放的40年探索史表明：低于资本的世界历史水平的民族国家，仍然可以利用好资本逻辑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中国的资本之间由于本土原因分裂为敌对的两方：帝国主义的国际垄断资本和本国的官僚资本为一方，压迫本土的中小民族资本。发展民族资本、完成现代性、复兴中华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绝无可能。因此，民族资本与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起构成人民，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级主体，来推翻与封建势力勾结的全球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的统治。问题在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为中国的新现代性道路扫清了“三座大山”，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解决现代性问题，我们在将发展作为主题时必然面对资本问题，然而在如何对待资本的历史作用却经历了反复。在小农汪洋大海中的不发达民族国家环境中，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人数少、力量弱，我们的革命主体是农民，一个农民革命摧毁的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和地主经济的统治制度，但是绝不能说我们摧毁了整个封建社会关系。因为农村的原初社会共同体、整个社会关系需要经历市场化和商品化才能真正加以改造，这是在加速发生的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今天我们周围每天看到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5亿农民工及其家属进城，根据市场原则被随机分配到一个新环境，从原初乡村的熟人社会、人的血族群体的相对依赖关系中解放出来，离散插入城市空间中构为陌生人社会的原子，社会关系才发生真正的根本性改变。如果说，这是经历现代性所遭遇的必然过程甚至是代价，那么最终我们认识到：正如马克思所说：异化和扬弃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发展是硬道理，商品经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必然历史过程。对资本的科学社会主义批判，与民粹主义式空想地超越资本是根本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就是将马克思对资本批判的辩证的历史的视野重新根据中国道路的需要而作科学的实践把握。一方面，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推动全球化发展与治理，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不断限制和遏制资本的消极作用，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时代的新课题和新挑战。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扩大开放，继续发展和利用好资本的积极力量，不断限制和消解资本的消极作用，进而不断为最终战胜资本和消灭资本奠定基础。同样，在全球治理进程中，我们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之间的竞争最终取决于发展的成效，也同样面临如何辩证地、历史地把握作为世界历史力量的全球资本的问题。我们用贯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原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来开辟新全球化时代，与西方资本主导的经典全球化的旧秩序告别，这是一个新的资本批判原则。需要我们在坚持《宣言》基本立场的同时去努力结合新时代的新特点开辟新未来。

三 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使命问题

本刊讨论的又一个重大问题是：资本逻辑的崩溃究竟是自然必然性的纯客观“消亡”过程呢？还是必须要介入无产阶级的主体革命条件而被“灭亡”的呢？如果说，认为资本崩溃仅仅是因为客观的经济逻辑，如商业危机和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所导致的自动消亡，与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无涉，那么，这就是带有纯粹经济性质的资本自动“消亡”论的见解；而如果认为资本不甘心其崩溃命运，还不惜将整个社会和人类拖入毁灭性灾难，强制性的国家和军队权力拼命维护其统治，不打不倒，那么为了推翻资本统治，需要无产阶级作为自觉自为的阶级进行政治革命，这就是宣告资本“灭亡”的革命逻辑的“灭亡”论主张。“消亡”论和“灭亡”论两者观点的差别，涉及资本崩溃的逻辑本性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使命问题。

作为创造资本逻辑的活劳动的背负者和掘墓人，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使命一直是《宣言》关注的焦点。在《宣言》中，有两个身份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一是无产阶级是资本逻辑的背负者身份，它更多地显示无产阶级与资本之间的同一性；二是无产阶级是资本逻辑的掘墓人，更多地强调无产阶级与资本之间的不同一性、对抗性、异质性和断裂性，因而成为革命和阶级意识的根据。前者是历史的消极存在方式，是资本作为主动方、劳动力作为被动方而在场的。后者是历史的积极自为的存在，无产阶级是作为真正自主自觉的历史开创者而在场的。究竟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仅仅是由于自身经济的客观逻辑使然——经济危机爆发和必然“消亡”，还是必然通过异质性的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政治革命实践才能导致“灭亡”——正是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百年来争论的焦点正在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本刊登载的汪行福的“《共产党宣言》的‘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解读”、邢媛的“论《共产党宣言》的同一性思维及其方法论意义”、孙亮的“‘劳动逻辑’的重构与政治地解读《共产党宣言》”等文，也集中地论述了这一问题。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根据他们对马克思《资本论》“铁的历史必然性”和资本家不过是“资本人格化”的深刻见解的解读，以及关于商业危机和“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必然规律性见解的理解，似乎资本逻辑自己在自身规律性驱使下自己走向毁灭，因而他们把这一“历史的自然必然性”过程更多地理解为“经济唯物主义”观点，将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和《资本论》中的观点表述为一个无产阶级就这一词的本义来说就是一无所有，既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可供持续生活的生活资料，只能依靠出卖自己“自由的劳动力”给整个资本家阶级而生活，因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主体条件的活劳动的提供者，作为被资本剥削、压榨的对象。雇佣劳动力作为资本剥削的基本对象和资本存在的基础性和本质性条件，不变资本依靠不断吸纳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才能变成资本。因而投入提供活劳动的劳动力价值和价格的资本就因为能够榨取剩余价值而成为可变资本。劳动者即无产阶级因而作为资本逻辑的背负者，承担着资本生产和不断扩大再生产的使命。不断扩大再生产而获得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原初是资本逻辑的本性使然，现在却转化成为活劳动供给者无产阶级的现实使命。无产阶级每一次的资本逻辑与活劳动的“同一性”就是资本的全面扩张和占有过程。

所有资本逻辑都千方百计地维护这一同一性格局，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各种方式固化这一同一性体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社会体系。只要无产阶级一天作为资本逻辑的背负者，资本主义就一天成为在世之在。在承认和维护这一同一性格局的前提下，资本逻辑甚至可以容忍和承认无产阶级的一切要求，用合作制、工团主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奖金制度和福特制的大蛋糕政策（在努力将生产力提升发展的同时，也给无产阶级分润）、人民资本主义（用社会化的股份部分稀释资本以将人民大众捆绑在资本的战车上）、福利国家（消灭资本生产逻辑，只用改变某些分配、用高工资、高福利来发展社会民主主义）、民主制度（让大众参与民主政治）和多元协商共治（与非政府组织协商共治）、后福特制、智能化以及数据资本主义等等，既千方百计让无产阶级利益与现行资本制度一体化，使之得到有限的不断的“解放”，与资本一起开辟一个又一个创利领域和劳动领域，甚至让劳动者不断远离繁重的体力一线生产现场，转为以脑力劳动和数据处理为主要劳动内容的“白领工人”，设置“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用以满足无产阶级几代人为之奋斗的某些梦想，但是有一个底线，就是不破坏“同一性”或共处在一个同一体中。

同一性是历史的产物，甚至曾经是非常进步和革命的产物。无产阶级作为自由雇佣劳动力与资本逻辑的同一性的建立，当然是在打破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使无产阶级成为自由的劳动者并与资本家签订劳动合同时就开始了。但是，在推翻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在“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价值观号召下，雇佣劳动者和从过去依附于封建势力状态下解放出来的小农或农奴，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这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到的非常革命和伟大文明作用的功绩之一。在一切落后于资本全球水准的发展中国家和民族，这一“解放”与“革命”的活剧甚至每天依然在上演着。资本作为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超越以往任何生产方式，无产阶级从一贫如洗的破产乡村逃脱出来进了城市，作为自由的劳动力受雇于资本逻辑，不但自由地摆脱了长达千年的人身奴役和依附关系的束缚，大多数人更在收入和生活上有一定的改善。越是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教育的投入和福利保障水平的提升越明显。站在资本逻辑的立场上，如何维系、巩固和发展劳资同一性体系，使雇佣劳动者始终“坚定地”成为资本逻辑的背负者，这是资本逻辑面对的重大和关键课题。资本创新逻辑不断创造出新的语境，使自己在获取更高利润率的同时，也“不忘”同步创造条件用以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甚至资本逻辑可以允许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上台执政，用不根本改变所有制结构（也倡导和推行所谓混合所有制）而致力于所谓“分配的正义”的纲领。这是在西方一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每天都在出现的场景。

随着资本创新逻辑的推进，西方从大工业资本为主导转向后工业资本主导期，雇佣劳动者本身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西方的雇佣劳动者阶级状况从工场手工业阶段的手艺人群体转向福特制的机器大工业阶段的大规模工人阶级队伍，再到后福特制度条件下的蓝领工人占比急剧下降成为少数而白领工人占据大多数，智能化迅速推进正在出现“无人工厂”的状况。大量的产业工人正在从生产一线中退出，在西方福利制度保障下，成为社会的边缘人，与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完全脱钩，仅仅成为日常生活领域的存在者。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等都给我们描述过这一类趋势。

作为资本逻辑全程的背负者，无产阶级与资本逻辑的同一性曾经使许多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担忧。许多革命理论家看到同一性对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深层危害，主张不能依赖“同一性”去等待资本逻辑的自动消亡，而是要依靠无产阶级的觉悟，以异质性、断裂性和非同一性的理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来推翻资本的统治，用无产阶级积极自为的历史革命去消灭资本统治，使之“灭亡”。这就涉及无产阶级是否是旧制度的掘墓人的历史地位问题。列宁与卢森堡就工人阶级的自发性问题的争论，其实核心问题就在于此。列宁强调“自发的工人运动仅仅限于经济斗争”只会产生“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不会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因此先进的思想只能依靠知识分子的“灌输”。但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无产阶级是否还是旧制度的掘墓人这一关键问题表示了怀疑。葛兰西《狱中札记》也提出：“有机知识分子”的理论宣传和积极掌握文化领导权，才能够使无产阶级走上革命道路。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阐释了同一个思想：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认为资本逻辑的崩溃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是错误的。无产阶级如果缺乏阶级意识，那么即便有了革命的客观条件也无济于事。法兰克福学派甚至指认无产阶级已经与资本逻辑在制度、认识和文化上“一体化”了，认为革命只有依靠与资本逻辑在文化—意义上发生断裂的知识分子的所主张的“文化批判”和对资本意识形态的“总拒绝”，才能成功。当然，主张“政治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们层出不穷。本刊推出的论文，就是关于这一主题的集中探索。

其实，第二国际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在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时代使命问题上的看法两者之间看起来是对立的，实际上却是基于同一个逻辑。第二国际固然仅仅诉诸经济学同一性的资本必然消亡的实证逻辑，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同样认定无产阶级已经被资本逻辑同一化，因而要到无产阶级之外去寻找革命的动力。因此，这是革命动力的外置论。这同样否定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逻辑掘墓人的历史使命。此外，主张政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诸公，将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的“资本逻辑崩溃论”与政治学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论对立起来，用一个取代一个，造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维度和经济学维度内在的分裂，是不妥的。其实，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崩溃即便在经济学意义上，也是与无产阶级作为资本逻辑的掘墓人这一使命相关的。因为马克思对资本生产逻辑分析作为一个交往实践观的构型，包括三个层次而不是一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理学”分析，即马克思分析资本生产造就的财富的不断扩大、生产关系的不断复制和扩展、意识形态不断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展的全球化体系，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存在体系，这就是“同一性”体系。第二个层次是“病理学”分析，这一体系内在地存在着剥削、商业性危机和利润率下降趋势，因而必然在打破这种同一性，走向它自身的反面。资本生产的实体性同一性体系内在包含着相互对立的意义体系，即资本生产的结果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不仅不是同质的而是异质的，更是对立和对抗的。对于资本家来说，资本生产得越多，则越是财富的积累；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资本生产的结果越多，他们所得份额则越少，越显得贫困。同一个（同一性）生产过程源源不断地造就两极分化的异质性、对立性和对抗性意义体系，这就是无产阶级作为这一体系否定性主体的根本原因。虽然资本逻辑千方百计通过调节分配结果的方法缓和这一矛盾，但是根本对立的性质是不容改变的。任何改良和调节分配的措施都可能暂时缓和矛盾，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矛盾。当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政策在顺利的时候可能达到令人羡慕的成就，但是，一旦在全球危机来临时（如全球金融危机来临导致欧债危机），则立刻被打回原形。总之，同一性内在包括异质性，而不是将异质性去取代同一性。第三个层次分析则是辩证分析，既然同一性是肯定，而异质性是否定，那么两者就构成必然的辩证运动（肯定—否定、否定—肯定），因而就是历史辩证法。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和哈特在《新帝国主义》中则重新阐释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推动者的主体地位，因而被人们称为“无产阶级主体论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分析资本创新逻辑的演化中每一次重大跃迁，不仅仅是资本逻辑自身的调适，恰好是因为资本危机中的工人阶级展开的阶级斗争推动的结果。随着资本创新逻辑的演化，工人阶级形态经历了“工场手工业工人”“机器大生产工人”和“社会的工人”三个阶段。资本逻辑为了打破工场手工业时期工人阶级作为手艺人对于手艺的垄断和专有，发明利用大机器生产，用福特制流水线，使工人成为机器流程的某个环节的片段操作工，因而使工人阶级依附于机器体系，从而瓦解了单个工人对原初手艺工序掌握的完整性和技巧性对于资本逻辑的威胁。但是这造成了产业工人阶级队伍的急剧增加，因而造成了工人阶级大规模反抗资本剥削和压迫的阶级斗争。为了瓦解这一大规模的阶级反抗，后福特制度普遍用智能化、订单制和精准线小型生产体系，从而大批工人阶级被迫退出生产一线而回到日常生活领域，靠社会福利体系生活，现在正在日常生活领域抵御资本逻辑的渗透，成为“社会的工人”。可以想见，21世纪将是全球智能化全面替代人力和简单脑力生产的世纪。资本创新逻辑将在自己的创新领域借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获得全面统治。在资本创新逻辑支配下，科学技术进步将敌视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原理将第一次与工人阶级无涉。理性的物质生产发展与主体性权利之间将发生世纪的大分裂。占人口大多数的人将失去他们劳动的权利。在这一境遇中，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使命究竟如何，我们需要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展望未来进一步加以深度研究。

四 关于无产阶级的纲领和策略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曾说过，由于时代环境的变迁，《宣言》第二章末尾所主张的大多数革命策略可能都已经过时。但是《宣言》原则是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今天，就全球而言，无产阶级与资本逻辑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依然是这一个时代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是决定一切的关键。就中国而言，这一问题同样没有过时。任何否认、抛弃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论家，都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宣言》的根本原则。然而，与《宣言》时代相比，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策略和样态却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对抗和斗争的主要路径，除了军事的和暴力对抗、对峙的路径之外，却采取了或转换为一个发展竞争和全球治理的路径。

之所以如此，当然首先是斗争激烈地采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形式和战后冷战形式都没有从根本上消灭对方而不得不采取的全球战略均衡。和平与发展时代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战略均衡的产物。继而，人类面对许多生死存亡的共同困境，战争武器超出人类世界所能承受的范围，现代性导致的全球生态危机、人类生存危机和南北差异困境等，或者说“四大赤字”，呼唤人类建立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个发展的和平的环境。西方也意识到单纯的军事和帝国主义侵略已经无法立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起初通过发展来打压对方，最终通过天鹅绒革命来搞垮对方、使之“大失败”，似乎成为西方主张文化和意识形态革命更有效的方式。然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是西方经济霸权的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文化的危机。危机后美国最终又走上保守的民粹主义道路。危机表明：即便按照“同一性”体系，西方资本逻辑也无法使自己安然地存在。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也面临挑战。以苏东剧变为标志，20世纪的社会主义遭受的挫折，也需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战略上进行盘整。这同样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使这一发展竞争和全球治理路径更加得到证明。

我们不能安然地认为发展竞争就能解决一切，幻想在发展中强大起来的中国或社会主义体系能够再一次用价值制高点和压倒性力量方式迫使资本逻辑消亡，从而不战而胜。举一个例子，随着基因编辑、医疗、卫生、食品、保健、养育、养老等生命技术被资本逻辑操控，生物资本主义利用生物技术大规模侵入，渗透人的生命存在的每个环节，以控制人的生命进程，丧心病狂地以人类生命为载体榨取利润，布展资本权力，这就是“资本创新逻辑”，是为了摆脱传统危机、不断借尸还魂、抛弃一切伦理的和人类学底线、不惜绑架整个人类生命为代价也要大肆搜刮利润的疯狂举动。资本的政治代表即国家总是出台有利于科技创新和资本发展的公共政策鼓励、支持和保护这一行动。我们在与全球资本和国家同盟主导的这一生物资本主义作以生命为代价的赛跑，不是资本最终控制整个人类生命基因、进而不惜绑架人类来维系自己的在场权力，就是我们在最终意义上战胜资本的这一企图。因此，看似平静的发展竞争背后是惨烈的无硝烟的大战。现在是否太晚？我真不知道。我们今天面临的使命和任务，无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是全球治理，最终都必将面临与资本逻辑争夺时间控制权的竞争。但愿我们的理论界能够警醒。

是为序。

2019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