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和2008年我两次到斯坦福大学访问期间，该校社会学系主任卡伦·S.库克（Karen S.Cook）教授都向我介绍了他们做的信任问题研究。库克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长期担任国际社会学会（IIS）理事会重要职务，我在2001—2005年担任该会副会长期间，与她有过工作接触。国际社会学会（IIS）很重视信任问题，库克教授及其专家团队对此开展了长期研究。团队成员主要来自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大学、西北大学、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也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等著名高校；作者具有广泛的社会科学背景，包括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组织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等，他们皆为信任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该团队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这套“信任丛书”（Series on Trust）由美国纽约拉塞尔·塞奇基金会（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持续资助出版。丛书的三位主编分别是卡伦·S.库克教授、纽约大学的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教授以及斯坦福大学的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教授。1998年，“信任丛书”的第一本《信任与治理》（Trust and Governance）面世[当时的主编为瓦莱丽·布雷恩韦特（Valerie Braithwaite）和玛格丽特·利瓦伊]。迄今为止，这套丛书已出版有关信任的文集、论著几十种，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很大影响。

回国后，我找到北京师范大学朱红文教授，并将库克教授赠送给我的书交给他。红文认为这套书确实非常有价值，也非常适合国内学术界的需要。近些年来，信任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已有许多学者投入这方面的研究，迫切需要了解和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于是我们找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得到该社赵剑英社长大力支持，责任编辑姜阿平积极联系版权，商定先选择四本书组织翻译。这样，在朱红文教授的主持下，翻译工作就正式启动了。

我们选译的四本书，涉及了关于信任的基本理论和社会治理问题。在当今世界，社会信任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社会和经济事务的有序运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成为社会科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但是，正因为社会信任不仅是一个社会伦理和社会心理问题，它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触及到每一个人及其交往关系的方方面面，所以对信任概念的理解也就各不相同。事实上，社会科学文献以及普通读物中的信任概念都很模糊，因而，作为有关信任的学术研究，首先就要厘清有关信任的不同概念和理论取向，即便对“信任”这一概念的精确含义难以完全达成一致，也要取得相当程度上的共识。为此，《社会中的信任》从信任的心理特点到有关信任的组织、制度以及文化根源和后果，广泛探讨了信任概念。其中，重点探讨了影响信任的主要决定因素，分析了情景中不确定性（uncertainty）的性质以及行动者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程度；探讨了信任的社会基础与社会后果；考察信任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比如工商组织、多元社会、族群社区，等等）下的特定作用。从而，《社会中的信任》一书对信任为社会合作提供基石的多种方式做了全面考察。

社会信任本质上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集中表现在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上。《信任与诚信》一书从信任的相关概念到个体间的信任，再到对政府的信任，步步展开，重点探讨了互利型信任以及诸如单向信任、相互信任等有关信任的概念，介绍了信任与诚信度的关系以及诚信度的相关内容，区分了七种容易混淆的概念，论述了不信任何以发生，分析了互利型信任观，从而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从个体层面到社会层面的信任问题。该书还从认识论层面，研究了制约信任能力高低的因素，建立了信任的能力模型；从管理信任的角度，论述了关于信任的发展观，介绍了政府诚信度、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准信任的概念及相关问题，并解释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日益下降、或不信任政府、或出现普遍不信任的现象及原因；最后，该书还重点讨论了信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侧重社会各领域的合作问题和信任问题，包括二元合作关系、群体间合作、经济领域的合作、机构中的合作，以及信任与社会结构等相关问题。

信任作为组织运作的一个重要维度，常常构成社会制度内的一个重要资源，但它也是一种脆弱的和让人难以捉摸的资源。那么，信任与不信任在组织中发生的机理是什么？《组织中的信任与不信任》一书从不同视角研究信任，探讨了组织边界内和组织边界之间的问题。首先是等级关系中的信任问题。在领导—下属关系中，领导的信任在群体和组织中的作用是有效的；在雇主—雇员的关系、管理者—员工的关系中，高信任关系比低信任关系更具生产力；在社工—案主的关系中，信任可以增强社会工作者的自由裁量权感知；在医生—患者的关系中，他们之间的关系概念化为一种相互的或互惠的信任。其次是群体或集体情境下人们之间的信任和不信任。主要是在身份缺失和个人特质缺失的网络中如何维持信任；在地理集群中，各公司彼此合作而同时又彼此竞争，他们之间的信任问题；在地理位置上分散的跨职业的工作团队中人与人之间怎样建立和维持信任。还有，心理安全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问题。再次，是已经建立起来的信任如何应对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包含：以前的信任会增强对背叛的感受；权力关系使信任的构建过程复杂化以及交换关系和契约情境下的“信任悖论”等。

社会信任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迫切的实践问题。

信任是合作的前提，但人们常常需要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谋求合作，这如何可能呢？《没有信任可以合作吗？》一书分十章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这个问题。该书运用社会科学研究信任的最新方法，介绍了信任“互利”概念和“互利”模式。不同于过去几十年的信任问题研究成果，该书认为，从宏观上讲，信任在建立、维持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通常，我们彼此依赖，互相合作，不是因为彼此信任，而是因为有恰当的动因，明白合作没有风险，还会带来好处。许多情况下，我们素不相识，却冒险一试，是因为机构、组织和网络的存在，它们防止了盘剥利用，并提供了个人和集体动因，减少了外在影响。那么，怎样在没有信任的情况下开展合作呢？首先，要判断他人的诚信度。在许多情境中，我们主要不是依靠道德品质或人品性情来判断诚信度，而是具体细致地判断行动者，判断风险涉及的问题本身的性质及社会情境。以往的信任研究却通常将信任视为个人品行特点或道德品质，几乎没有涉及到权力及其与潜在的信任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信任问题的焦点所在。

该书用几章的篇幅具体分析了如何开展不以法律和信任为基础的合作，如何建立替代信任的制度性措施以及确保可信度的组织设置。面临不信任或缺乏信任的状态，我们试图创建（个人层面，小群体，组织层面或社会层面）组织结构来保护自己，防止受到潜在的伤害。在有些领域，我们依靠非正式的社会和组织机制，为潜在的合作伙伴提供驱动力，促使其合作。为此，该书探讨了声誉机制，缺乏信任时促成合作的社会资本网络，以及公共制裁的标准。该书还探讨了许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巨大的经济和政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分崩离析状况。而全书关注焦点是基本的社会秩序问题，诸如社会秩序是如何产生的，合作如何延续下去，如何管理不信任，哪些因素妨碍或促进社会中信任的产生，以及在几乎没有信任或不可能信任时，如何确保合作和社会秩序，等等。该书所做的讨论饶有兴味而又颇具启发。

以上关于四本书基本内容的简要评述，要感谢各位译者对我的帮助。我理解他们的心意，是希望我在译序之中代他们表达对朱红文教授的敬意和怀念，而这也正是我应该做的。本来我早就跟红文说好，请他撰写译序，因为他是这套译丛的实际主持人，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令人十分痛惜！在译丛即将出版之际，我们应该表达对他的衷心感谢和深深怀念。

朱红文教授1961年12月14日生于湖南省娄底市，2018年9月27日因病去世，享年仅57岁。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红文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们就相识。1994年6月30日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我是答辩委员之一。红文才思敏捷，为人诚朴，我们很快结为忘年之交。此后，我主编《中国社会发展观》一书，该书古代部分是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时的同学也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事徐远和研究员（他是哲学所东方哲学研究室主任，也不幸去世了）撰写的，近代部分就是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红文撰写的，可见我对他是很器重的（该书完稿时他即评为副教授）。90年代中后期的几年里，我和从哈佛大学学成回来任教于北京大学的陈向明博士，联合北京各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同仁，在北师大定期举办讨论班，红文也是主要成员之一。2006年10月，我和红文同在英国剑桥大学访问期间，共同制订了译介时空社会学的计划，在剑桥大学教授的协助下，精选了十本包括英、法、德、美等国著名时空社会学研究专家的最有影响的著作，回国后由红文具体组织翻译，很快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国内第一套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套“时空社会学译丛”，其对于推动国内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会信任译丛”是我和红文合作组织的第二套译丛，在几位译者的积极支持下，本来进展也很顺利，只是由于红文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常务副院长（院长是原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魏礼群同志），公务繁忙，翻译进度稍慢一点。不料2017年12月红文突患重病，但他责任感极强，在手术间隙，仍强打精神，以虚弱之躯，在何婷婷、朱倞以及社会学院赵炜教授和研究生黄冰凌的帮助下，坚持完成了《信任与诚信》一书的翻译，在陈生梅老师的帮助下完成了该书的校对。红文在该书后记中深情地写到：“本书翻译过程中的合作，以及我所得到的多方无私的帮助，应该也是对本书主题——信任与诚信——的一种生动的道德化的阐释。”红文去世之后，丛书的各位译者悲痛之余，感念与红文的友谊，决心抓紧工作，以译丛的出版作为对红文的告慰。责任编辑姜阿平也加紧做好相关工作。在此，谨向《组织中的信任与不信任》的译者黄春芳，《没有信任可以合作吗》的译者陈生梅，《信任与诚信》与朱红文合作的译者何婷婷、朱倞，《社会中的信任》的译者王兵，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赵剑英社长、姜阿平责任编辑表示由衷的感谢！正是他们的努力和坚持，使得这套丛书得以在红文去世之后仍能出版面世。

朱红文在《信任与诚信》译后记中写道：“学术神圣，生命有限，我仍然会勉力以有限的生命追求神圣的学术。”这是一位忠诚于学术的学者终其一生的誓言，也是广大学者对“学术神圣”的共同体认。相信“社会信任译丛”能够为中国的社会信任和诚信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景天魁

完稿于2019年4月5日清明节，谨以此文纪念朱红文教授。同时也纪念曾经与我在学术研究中合作过的已逝朋友：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著名东方哲学史家徐远和，还有我的博士生、曾任职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唐晓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