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地区成为城镇化的主战场、城镇化的发力区。中西部快速城镇化地区城镇化的推进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不同区域出现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问题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因此，有必要针对中西部快速城镇化地区出现的生态、环境、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寻找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经济的耦合与协同发展。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将城镇化、生态文明与区域发展相结合，剖析中西部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经济系统耦合协同内在机制，弥补当前耦合协同内在机制研究的不足。实践意义在于：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后发区域、城镇化速度较快的中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寻求生态—环境—经济耦合协同发展模式，为城市生态文明的实现探索路径，切实提高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质量。

本书包括八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相关概念、基本理论与研究架构。本章界定了中部、西部的区域范畴，区分了快速城镇化阶段和快速城镇化地区。提出了快速城镇化地区的系统构成、动力机制、行为主体、协同新理念和城镇化率50%之后的重心转变。

第二章是中西部快速城镇化地区的生态环境经济问题。我国中西部快速城镇化地区普遍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土壤污染等。资源问题包括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形成对快速城镇化地区发展的数量型约束和质量型约束。经济社会问题表现为大量农民进城引发的贫困、城市失业、半城市化问题以及人的生活角色变化、职业角色变化引起的环境问题。中西部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城市病”表现为城市过度蔓延与土地的过度侵占和浪费、城市的交通拥堵、城市内涝、城市地面塌陷与拉链马路、城市短命与高耗能建筑。

第三章是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现状。本章分析了中部地区城镇化及经济发展的总体概况，实证评价了中部六省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四个维度间的协同发展度，具体阐释了中部地区城镇化的特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阐述了中部六省包括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和山西，各省份的城镇化发展历程，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分析了各省份的城镇化现状，各省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描述了中部六省各省份的城镇空间格局。分析了中部六大城市群各自的战略定位、空间范畴以及城镇体系的结构。

第四章是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现状。本章将西部城镇化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总结了西部地区城镇化的主要成果。用单一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测度了近30年来西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指数，进行了横向和纵向比较。剖析了西部地区快速城镇化地区存在的问题。从空间布局上分析比较了西部十大城市群的总体规模、产业结构、经济总量和社会发展综合状况、城镇化水平、城市首位度，并提出了西部城市群发展存在的问题和机遇。

第五章是中西部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经济耦合协同发展评价。本章界定了哪些省份、哪些地级及以上城市是中西部快速城镇化地区，介绍了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建立了耦合协同发展效度公式和评价指标体系。以省份作为决策单元，依据中西部各省份进入30%快速城镇化阶段后的发展历程，选取2000年中西部平均城镇化率在30%左右以及2015年中西部平均城镇化率50%左右的两个节点年份，选择生态、环境、经济子系统的输入输出指标，用数据网络分析方法评价了中西部各省份生态—环境—经济耦合协同发展状况。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以中西部快速城镇化省域中各地级市为决策单元，用数据网络分析方法评价中西部省份各地级市生态—环境—经济系统耦合协同发展程度。

第六章是快速城镇化地区行为主体间的博弈与协同。本章阐述了快速城镇化地区矛盾冲突的表现。分析了快速城镇化地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村集体、农户等各主体的行为目标以及博弈。分析了多元主体利益分配失衡的制度缺陷和行为失范原因，要求快速城镇化地区各行为主体应进行角色定位和行为主体调适，建立协同发展机制。

第七章是典型国家快速城镇化阶段生态、环境、经济问题及应对。本章主要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哪些国家的快速城镇化与中国具有可比性，即哪些国家的经验值得梳理和借鉴；第二，这些可借鉴的典型国家快速城镇化阶段分别面临哪些生态、环境、经济问题；第三，能否进一步梳理出各国快速城镇化阶段横向截面在经济比重、产业结构等方面具体的特征；第四，对中国的启示、思考和借鉴。

第八章是中西部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经济耦合协同发展路径。本章建立了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同的理念和模式，从利益协同、动力协同、组织协同、信息协同等方面完善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同的内容。将产业作为推动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同的核心，将城市作为推动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同的重点。

主要工作及结论有：

第一，界定了什么是快速城镇化地区，将快速城镇化地区区别于快速城镇化阶段。快速城镇化地区必须满足城镇化水平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及以上；建设用地年均增长3%以上；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10%及以上，2012年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7%及以上。

第二，快速城镇化地区生态、环境、经济间的矛盾不是必然的，导入耦合协同的理论与实践能够从源头上实现生态、环境、经济协调，同步推进城镇化与生态文明。

第三，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城镇化阶段是“城市病”和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显现和爆发阶段，城镇化率在30%—50%时，生态、环境、经济问题及“城市病”处于显性阶段。城镇化率在50%—70%时，生态、环境、经济问题及“城市病”集中爆发。

第四，以城镇化率50%作为拐点，我国进入快速城镇化中后期的重心、政策着力点必须从“牺牲”转向“反哺”，目标从追求均衡到追求增量，寻求生态环境、经济、社会螺旋上升的动力，实现动态均衡。

第五，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已经完成快速城镇化国家的经验表明，尽管快速城镇化地区伴随着生态、环境、经济问题，但经过15—50年的发展，“城市病”以及城市生态、环境、经济问题可以得到缓解，我国中西部快速城镇化地区应该有足够的信心！

第六，政府可以通过积极作为，进行发展模式的战略性调整，通过理念、制度、立法的完善，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充分运用网络技术、交通技术、环境监测技术等新技术，注重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