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道元《水经注》是我国古代地理与文学名著，其研究渐成专学，号为“郦学”。清末乃至20世纪以来，学者较多在地理学、地名学、版本等方面做研究，而文学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篇目不多的文学研究又过于集中在《水经注》的写景语言和写景艺术上，甚至存在重复劳动的现象，而《水经注》文学渊源研究明显不足。20世纪80年代以来，谭家健、郭预衡、李知文、周建江等学者开始对《水经注》的文学渊源进行探讨。其中也有人注意到了魏晋南北朝地理文学文献对《水经注》的重要影响。可是，对于《水经注》引用地理文学文献的详细情况、借鉴方式等，却鲜有展开论述者。因此，探讨《水经注》对魏晋南北朝地理文学文献的征引、借鉴和发展的情况，庶几有益于郦学研究。

一 关于地理文学文献

（一）地记和郡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理著作蔚尔勃兴。这些地理著作有两种主要类型：地记和郡书。地记或名地理书、地志，主要用来记述某地疆域、山川、建置、沿革、关隘、津梁、古迹、风俗、物产等方面的情况。郡书或称杂传，则是主要用来记述某地先贤、名士、耆老事迹的人物传记，往往以褒扬德行为主，地域色彩非常浓厚。

初唐刘知几较早把这两类地理著作进行了区分。他在《史通·杂述》中指出：“九州土宇，万国山川，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又说：“汝颖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5856493其实，二者都属于方域地理著作，只是在记述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地记侧重记载疆域、山川及物产等，其要在“土”；郡书则侧重记载地方人物事迹，其要在“风”。

（二）地记和郡书的来源

《隋书·经籍志》对地记和郡书的来源进行了解说。关于地记的起源，《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序云：“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风气所生，刚柔轻重，饮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迁变。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达其志而通其欲，齐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广谷大川异制，人居其间异俗。《书》录禹别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条其物产，辨其贡赋，斯之谓也。”5856494地记的产生虽以《尚书·禹贡》《山海经》《九丘》等为其远源，但地记的产生又与汉武帝时期的计书相关。战国时期秦、赵、魏等国都实行上计制度，即地方官吏每年年终时，都要求向朝廷报告赋税收入以及开支、损耗等实际情况，以之作为朝廷把握地方一般情况以及考核政绩的参考。计书就是关于上计的报告书。《隋志》所载“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5856495，则明确说明：计书就包括记载山川聚落、物产风俗、交通道里、户口民情等情况的早期地记。

关于郡书的起源，《隋书·经籍志》记载：“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5856496由此可知，郡书的产生从东汉光武帝刘秀诏撰《南阳风俗传》开始，大约其时这类郡书的文体也较多样，除了引文所说的序、赞等文体外，又颇有以传、记、志、录名篇者，如《益部耆旧传》 《襄阳耆旧记》 《陈留人物志》 《会稽典录》等。《隋书·经籍志》把郡书列入杂传类。

（三）地记和郡书的关系

尽管地记和郡书的起源有所不同，但是郡书后来的发展又受到地理书的影响，其中部分内容兼记地理，这就与地记更接近一些（有的地记也有人物记述），以致今人对地记和郡书在认识上存在混淆的情况。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云：“自汉武诏天下上计书，凡四方人物风俗善恶之事，与地志同在太史。东汉以后，学者承风，各有撰述，于是传先贤耆旧者，谓之郡国书；叙风俗地域者，谓之地理书。”5856497余嘉锡认为地记和郡书同源而异流，地记侧重于记述风土，郡书侧重于记述人物。但也有学者认为：“地志与地记是同类异名。如陈术之《益州志》、谯周之《益州志》、何晏之《九江志》，记一郡（州）之事，故又称郡书。”5856498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认识上的分歧，主要原因还是二者在内容上接近，甚至有所交叉。如常璩《华阳国志》，前四卷（《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记述的都是地理、物产、资源、生态状况，而后七卷（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等）则主要记述人物。又如，张僧鉴《寻阳记》、雷次宗《豫章记》、张资《凉州记》、盛弘之《荆州记》、郑缉之《永嘉记》和《东阳记》等是地记作品，但其记载人物事迹的条目也不少。所以余嘉锡认为：“南北朝人著书记州郡风土，多喜叙先贤遗迹、耆旧逸闻，如盛弘之《荆州记》、雷次宗《豫章记》、陆翙《邺中记》之类，《隋志》皆著录于地理类……郦道元注《水经》，聚此群书，加之笔削，遂为不朽之盛业。盖郡国书可不记地理，而地理书则往往兼及人物。”5856499不记地理、专志人物的郡国书，确实有一些，如《汝南先贤传》《陈留耆旧传》《益部耆旧传》《会稽典录》等。但郡国书记地理的却也不少，如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既然以“耆旧记”名书，当属郡书一类，但其亦兼记地理风俗，“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文献通考·经籍考二十五》）。所以，就《襄阳耆旧记》的内容来说，与地方志并无差别。其他如江敞的《陈留人物志》、熊默的《豫章旧志》等郡书也是如此。

地记和郡书的联系还体现在源流和功用方面。刘知几《史通》卷10《杂述》认为地记和郡书皆为史学发展的旁支：“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五曰郡书……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今人学者也将地记和郡书看作“后世方志之端绪”5856500。仓修良也认为“人物传记乃是方志著作中重要组成部分……脱离正史，专写人物传记的风气，逐渐盛行起来。特别是到了东汉、三国之后，更是非常发达。并出现了分类传记，如《高士传》 《高僧传》 《逸士传》等；分地域的传记，《益部耆旧传》《会稽先贤传》《汝南先贤传》等。这就为方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些地方性的人物传记，与专记一方风土的地理著作相会合，便产生了最早的方志——地记”5856501。在仓氏看来，郡书对地记来说，具有重要的催生功用。这样的看法是颇有道理的。所以，今人黄苇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词典》干脆把郡书列为方志之一：“郡书，即郡国之书。我国早期的一种方志。……郡书专记郡国之人物，属一方之人物志。”5856502近人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把《京兆耆旧传》《陈留耆旧传》《鲁国先贤传》《兖州山阳先贤赞》等纳入其古方志目录，应该也是出于这样的考量。清姚振宗说：“案汉魏六朝地理之书，大体略如《华阳国志》之体，有建置，有人物，有传有赞，而注意于人物者为多。自来著录之家，务欲各充其类，以人物为重者入之传记，以土地为重者入之地理，抑或一书而两类互见，不避重复，或裁篇而分类录存，不嫌割裂。各随其意，各存其是，初无一定之例也。”5856503姚氏所言，自是实情。地记和郡书同是后来的方志发展的滥觞。明代牛若麟在（崇祯）《重修吴县志序》中云：“窃考刘子玄有十品，而郡书、地理书居其二，后世郡邑之志兼而有之。其叙土宇、山川，洎物产、风化，往往模拟《湘中》，斟酌《三秦》，是地理书体也。至于英灵所钟，人伦所尚，《会稽》《益部》而后弘奖不乏，又郡书体也。郡书详于人，地理书详于事，事与人以记载一方证响上古谓之志。”5856504

既然地记和郡书同属于区域性的“史氏流别”“方志之端绪”，且在内容上有接近、交叉，故本书有时不作特别的区分，把这两类地理文献中颇具文采者统称为“地理文学文献”。

二 魏晋南北朝地记和郡书的繁荣

魏晋南北朝之前，地记和郡书还都处于形成时期，内容粗疏，体制形式也还欠完备。故郦道元《水经注》原序云：“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所谓各言其志，而罕能备其宣导者矣。”5856505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地理志》开创了记述疆域地理的体例，但正如郦道元所说的那样，“简而不周”；最早的地记之一《巴郡图经》则产生在汉桓帝时，已经是东汉后期。此时的地记和郡书数目不多，且其记地理、述事迹、写人物、叙风俗，大多文字比较简略，内容比较粗疏，体例也不严谨。应当说魏晋南北朝之前还是地记和郡书发展的雏形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出现了大量的地记和郡书，特别是还出现了几部集大成的地理著作，如南齐陆澄的《地理书》，南朝梁任昉的《地记》。《隋书·经籍志》记载：“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根据《隋书·经籍志》所引的南齐陆澄《地理书》，以及梁任昉《地记》二书所记载的情况来看，汉魏六朝的地记合计有二百四十四种。陆澄的《地理书》和任昉的《地记》即在当时诸多地记的基础上编辑而成。其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南朝陈顾野王的《舆地志》，也都是集大成的地记著作，其中《水经注》所引前代地理文献就有一百多种。王毓蔺《魏晋南北朝方志初探》做过统计：“魏晋南北朝方志的数量很多。据初步统计，计有全国总志51种，分省志219种（其中通志123种，府县志96种），共计270种。”5856506数量如此丰富，不但远超秦汉，即使与隋唐、北宋等时期相比也不逊色。同时，这个时期的地记，体例也渐趋完备，如《隋书·经籍志》谓晋代挚虞编纂《畿服经》“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上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可见自然地理之外，还增加了人文的内容。魏晋南北朝郡书的数量也空前增多了。钱穆说：“《隋志》杂传一类，尤为当时人所特感兴趣，故其撰述共有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主要为人物传记……凡此皆见此时代人重视人物，实为此一时代之特殊精神所在。”5856507

地记和郡书的大量涌现，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相关，也与其时士人地域意识的增强、佛教道教的流行以及隐逸文化的推动、战乱所带来的人口迁徙流动的影响等因素相关。这些都为地记和郡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陈桥驿先生《郦道元评传》中说：“规模巨大的地理大交流5856508，为许多地理学家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实践机会。因此，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不仅在地理资料上左右逢源，而他们之中，多数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这次地理大交流，他们的作品中反映了大量的实践结果。这是前代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所无法比拟的。”5856509陈氏所论，切中肯綮。地理大交流时代，虽然从政治上看是中国大分裂、大动荡、大混乱的时代，但从地理学思想史来说，又是新型地学思潮萌发的有利契机。

殊为难得的是，魏晋南北朝郡书地记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其地学价值和史料价值方面，而且在自然审美意识方面逐渐提高，在形象感、故事性方面逐步加强，打开了地域审美观的新视野，大大强化了记述表达的文学性。魏晋到宋齐，地记郡书的文学色彩越发浓重，山水化文学化的特点越发显著，这对郦道元《水经注》的撰著产生了直接影响。对此，本书将作专章讨论。

三 《水经注》：魏晋南北朝地理文学的集成和总结

《水经注》的卓越成就，与这一时期富有文学意味的“六朝地志”的大量涌现，具有极为重要的关系。郦道元的《水经注》的撰著并非完全是“访渎搜渠，缉而缀之”，凡是郦所未经之地，他所依靠的主要是他人撰述的文献材料。正如清代陈运溶在《荆州记序》中所说：“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文学文献对于《水经注》的成书意义重大。清美的祖国山水催生了众多的文学性地理文献，而这些文学性地理文献又直接影响了《水经注》的成书和撰著风格。

《水经注》在引用这些地理文学文献时，大多标明文献名称或作者。但有时为了行文连贯、简洁抑或其他原因，《水经注》中也有很多不标示引用文献出处的情况，即其中有很多地方都是暗引这些文献的原文，或基本上是抄录文献的原文而略加变化。对于这些暗引之处，本书将予特别指出以为例证。从《水经注》暗引这些文献的内容和频率，也可以看出《水经注》在文学描写等方面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渐趋丰富的地理文学文献的借鉴和吸收。

《水经注》是在大量征引和借鉴“六朝地志”的基础上的“抄撰”之作，也是有着严谨的编纂体系和实践品格的创新发展之作。郦道元为什么要撰著这样一部作品？其撰著《水经注》的心理动机和撰著基础值得探讨。尤其是郦道元撰著《水经注》，运用了大量南朝文献。南北朝时期南北分立、时局板荡之际，郦道元又是从什么渠道获得这些文献？本书也力图对此进行尝试性探索。

由于年代久远，《水经注》所引地理文学文献，如今绝大部分已经亡佚。只有残篇散见于各种类书，有的文献虽有辑本但遗漏、舛误者甚多，有的至今还没有辑本。唯其吉光片羽，方才弥足珍贵。但综观郦学研究，学界还未有专著对《水经注》所引地理文学文献进行细致的梳理和考证，及对亡佚文献进行尽可能完整的辑补。本书尤其在这方面进行了爬罗剔抉、补苴罅漏的努力，期望尽可能做到更真实更准确地反映这些文献的原貌，并为学人今后的研究提供资料方面的便利。

魏晋到宋齐的地记、郡书，为《水经注》提供了丰富的地理文献资料，也在文学性的描写和叙事方面，给予《水经注》以直接的启发和影响。而《水经注》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在山水景物描写手法、写景的语言与修辞艺术、人物故事叙写和神怪故事记述以及穿插诗赋歌谣等方面，又有新的进步和发展。《水经注》正是因为吸收了大量魏晋南北朝地理文学文献的优秀成果，博采众家之所长，所以描写叙事生动形象，语言准确传神，精巧隽永而多有摇曳之姿，成为中国古代地理文学的典范之作。

《水经注》与晋南北朝地理文学文献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亟待拓展研究的题目。本书立足于以地记和郡书为主要代表的魏晋南北朝地理文学文献，探讨其山水化文学化演进的情况以及对《水经注》的影响。虽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才刚刚展开，但通过我们的研究也可以看出，以此为切入点，不但能够对《水经注》的文献来源与创作基础进行初步考察，还可以对中国山水散文的产生和演进线索进行梳理和探讨。当然，受能力所限，我们的研究中还存在许多不足，错误缺点在所难免，谬舛之处，尚祈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