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经》的研究历来被视为显学，可谓是经久不衰又熟又热了。但《诗经》研究的熟和热只是就儒学、经学、文学、语言学、音韵学诸方面而言，从古迄今，有关这些方面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成就极为可观。然而从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尤其是器乐学切入《诗经》，却稀有罕见，著述亦如同凤毛麟角，少得可怜。

就《诗经》之器乐学研究而言，笔者考察、梳理，其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汉代至清代两千馀年的研究，受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5860550之说的影响，大都着眼于乐器的名称、形制和器乐的礼乐功能诸方面的考辨、述说，虽未见专著，但涉及这些问题的短章、片断不少，尤其对乐器的名称、形制的考辨，取得了显著成就。如宋代陈旸的《乐书》、清代陈大章的《诗传名物集览》等。可惜的是，很少对于《诗经》的器乐演奏本身进行具体探讨，更缺乏艺术的视角。

二、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即20世纪上半个世纪，这方面的研究有所拓展，已有学者注意了艺术的观照。如叶伯和、郑觐文、王光祈等人的同名《中国音乐史》和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之《〈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孔子对于诗乐的态度》、《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等，皆有所涉猎，但多系粗略旁及，未作具体深入的阐述。这时期亦未见有专著问世。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1952年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之《二、上古期：远古至战国·周代的音乐》论及《诗经》与器乐的关系时，仍局囿于乐器的形制和器乐的功能等。5860551至1964年其《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出版，则说明他已摆脱了旧的思维定势，开始从音乐性质与歌曲、器乐艺术形态的视角审视这一问题。最突出的是对《诗经》乐章所包含的曲式进行了考察，梳理、归纳出《国风》和《雅》两类歌曲中十种不同的曲式，并予以举例说明。5860552同时，还提出了《诗经》中“有二十九种”乐器说。5860553从某种意义上说，杨荫浏的探讨是具有开创性的，影响很大，颇具权威性。此后出现的关于“中国音乐史”和“民族器乐”之类的著述，涉及于此，大都沿袭杨荫浏之说，人云亦云，陈陈相因，而自己却缺乏对于《诗经》与器乐关系的具体深入的考察和探求。在这方面，只有家浚的《〈诗经〉音乐初探》5860554、欧兰香的《〈诗经〉的曲式结构分析》5860555和秦序的《关于〈诗经〉歌曲曲式的若干推测》5860556值得一读。欧兰香在杨荫浏研究的基础上，较为认真地对《诗经》进行了一番考察、梳理，对杨先生的十种曲式类型有所匡正和补充，认为《诗经》中有十二种曲式类型，较有后出转精之意。秦序则在肯定、介绍杨荫浏分析现存的《诗经》歌词而归纳的《国风》和《雅》两类歌曲中的十种不同曲式的同时，具体指出“仅据现存《诗经》歌词来推测它们原来的歌曲曲式，有很大的困难和局限”，颇具启发性。而何定生《定生论学集——诗经与孔学研究·诗经与乐歌的原始关系》，则依据周礼诸仪式过程对《诗经》中的器乐与歌舞以及《仪礼》中的《诗经》与礼乐的关系，作了较具体的探讨；并就郑玄关于正乐、无算乐之注予以批驳，阐明了自己的看法。5860557刘莎等《〈诗经〉中的祭祀诗与乐器运用》通过对《小雅·楚茨》、《小雅·甫田》、《周颂·执竞》、《周颂·有瞽》、《商颂·那》的分析，探讨了乐器在祭祀中的运用及其特点。5860558其都较具开拓性。另外，赵敏俐的《略论〈诗经〉乐歌的生产、消费与配乐问题》5860559、《略论〈诗经〉的乐歌性质及其认识价值》5860560，周延良的《诗经学案与儒家伦理思想研究》第七、八、十章等，5860561亦与本课题有关，颇具参考价值。

如今流传下来的《诗经》，实际上只是一部失去了曲谱的歌词集；而在先秦，尤其在《诗经》产生的西周至春秋中叶，诗、乐和舞三位一体的混沌状态虽然有所析离，但诗歌与音乐的融合还是紧密的。既然如此，从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和器乐学方面研究《诗经》的冷清、乏力、欠缺，不能不说是《诗经》研究的一大缺憾。这就导致了上古音乐文本和音乐形态的失落。这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在先秦典籍和文献中，关于《诗经》的音乐和演奏的记载和论说太少，而且《诗经》的曲谱（或曰《乐经》）经礼崩乐坏的战国和焚书坑儒的暴秦之后也荡然无存，这就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尽管如此，我们不应冷落这一学术领地，任其永远荒芜下去。积极的态度应是，仔细审视遗存在历史文献中的蛛丝马迹，极力关注考古的新发现，力争多有开拓。

我自幼修习古筝，对我国的民族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我拼命的搜集、阅读有关著述，深深地迷恋于我国民族音乐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蕴藏。任教高校以来，我一直教授民族音乐，教学之馀则潜心于民族音乐的研讨，绝不旁骛。我之所以选择《〈诗经〉之器乐研究》这一课题，就是认为：有周礼乐文化之乐，泛指诗歌、音乐、舞蹈而言。当时，不仅诗歌、音乐、舞蹈尚处于亚混沌状态，而且音乐之声乐（歌）必有乐器伴奏5860562。这就是说《诗经》作为乐章，离不开器乐。因而，从古今罕有人问津的民族音乐学尤其是器乐学这一视角切入《诗经》，既有可能填补《诗经》研究的某些空白，又有利于从源头上探讨中国民族器乐之奥妙，同时还可以使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方向保持一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西周至春秋中叶，除打击乐器钟、鼓等和吹奏乐器笙等可独奏之外，绝大部分管弦乐器都是用于伴唱演奏的，所以笔者所探讨的，并不都是纯器乐，这“器乐”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而今，这一课题总算结项了，推出的从与《诗经》乐章直接相关的《乐经》和《诗经》的曲式入手、逐步涉猎具体问题的《诗经之器乐研究》，即其成果。笔者不避谫陋，决然啃这块硬骨头，虽然窃以为或在前哲时贤的研究基础上有所辨证和推进，或开辟生荒有所发现和新见，但结出的果实还可能是苦涩的。即便如此，只要这一果实的苦涩能刺激人们关注并深入探讨《诗经》与器乐问题，我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