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的反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由杨春学研究员主持，参与者有郭冠清和谢志刚。第一章、第六章由杨春学执笔，第二章由谢志刚执笔，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由郭冠清执笔。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始于米塞斯1920年的著名论文，经过30年代，延续到40年代。米塞斯认为，一旦废除私有制和市场之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它缺乏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的“货币价格”这一最基本的计算尺度。一批经济学家相继加入对这一观点的讨论之中。支持米塞斯的主要有哈耶克、罗宾斯。而反对者米塞斯观点的学者却有两类。一类可称为“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主要人物有迪金森、泰勒、兰格等。他们以一般均衡理论的思路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认为中央计划机关可以通过“试错法”来找到“正确的均衡价格”，从而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另一类反对者是以多布为主要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坚决反对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之中。这类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正是通过理性的社会计划来创造出一种秩序，取代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才显示出其优越性的。哈耶克通过发展米塞斯的观点，对上述批评米塞斯的两类观点作出反击。他认为，这两类观点都是以“社会计划者”拥有完美的知识的假设为基础的，而这种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知识的分散化，也没有考虑到许多个人的有关“特定时空的知识”具有默会的性质；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问题也不是像兰格等所想的那样如何确定和计算出“正确的均衡价格”的问题，而是如何建立能有效地利用个人分散化的、“默会的”知识的激励制度问题；更何况，市场价格的本质在于发现、传递和储存信息，而中央计划机关根本就没有这种功能。

到20世纪40年代末，争论似乎已经结束。学界普遍认为，兰格模式代表了胜利的一方，其实不然。从50年代到80年代，正当西方经济学界的公开争论正在趋于平静的时候，伴随着苏联和东欧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努力，在这些国家中，争论以“计划经济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形式再次出现。有趣的是，这次争论的主角却是在主张引入市场机制来完善计划经济的“兰格们”和主张“正统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多布们”之间爆发的。

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原来倡导“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理论家开始结合社会主义改革历史来直接反思“米塞斯们”与“兰格们”的争论，并且几乎一致地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给予肯定（以科尔奈的评价最为典型）。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家也对这场争论进行重新评价，得出的结论与科尔奈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由于奥地利学派的直接批判对象——“苏联模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经济学家的反思主要转化为对新奥地利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在市场和价格理论方面的差异解读上。

本报告最基本的学术价值在于，将这场争论拓展到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有关“计划经济与市场之间关系”的争论，把后者视为“争论原型的再现”，并对这一争论过程作了较为系统的分类描述和清理，包括论战各方观点的完善过程、对这场争论的主流评价的转变过程等，使我们对这场争论的性质和理论成果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学界，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大争论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文献日益增多，但直接以此为专题的单独的研究甚少。对这场争论的介绍，主要是作为某项课题的一个子部分，出现在对新奥地利学派、哈耶克或“市场社会主义”等名义下的研究之中，且对这场争论本身的评论，几乎都停留在是否有参考价值的层次上。更为严重的是，这类研究和评论没有正确理解争论双方就“经济核算问题”所作的不同假设，因而，误解了这场争论在理论上的某些重要性质。具体而言，有如下两点：

（1）国内的学者基本上是站在兰格等“社会主义经济同情者”的立场来评论这场争论的，不仅对兰格模式的新古典主义性质缺乏清醒的认识，也对哈耶克等的批评是否言之成理，缺少实事求是的评判。

兰格等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实为“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虽然这种思想曾经给社会主义能容纳市场机制提供过粗糙的理论根据，那也仅仅就起到一种启蒙的作用。事实上，它不可能为转轨经济提供良好的理论指南作用。

相比之下，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事后证明：哈耶克等对市场运行的理解要远比兰格等更准确和深刻。兰格—勒纳模式以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本身就染上了后者的所有缺陷。而这些缺陷正是转轨经济最应重视的问题。兰格—勒纳模式及其追随者还值得重视的思想，也就只剩下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市场社会主义如何在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平衡？而这正是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也是他们思想最富有魅力之处。

（2）国内的学者仅仅把这场争论视为一个经济思想史上的事件，认为这场争论的意义仅在于讨论了把市场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可能性，而且，所引证的著作也基本上限于有关各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的论文，没有充分考虑到公开争论之后各方对自己的论点进一步发展、反思甚至于改变。对其他西方学者对争论所进行的周期性的不断反思，也缺乏清晰的了解，而这类反思经常运用了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

因此，这种认识，不足以总结这场争论所带来的更深层的理论成果。实质上，这场争论最为深刻而又往往被忽视的内容在于对市场的两种理解方式之间的重大差异。米塞斯和哈耶克等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动态的竞争性过程，其中，通过价格的形成过程，分散化的知识得以传播到经济的各个角落，促成生产计划和消费计划的协调；同时，竞争充当着发现分散化的知识的作用。而兰格等对市场的理解却是基于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假设市场参与者具有完全知识，这种分析框架根本无法用于说明市场的动态特征、市场如何协调经济等问题。

在此，我们有必要说明总结这场争论的理论遗产时的基本立场。哈耶克等所批判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对象一直是苏联模式；对于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引入市场制度，他们也一直认为是不可行的：试图把社会主义与竞争性市场融合起来的结果，“不过是件赝品而已”。中国的实践已经否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制度不可能相容的观点，虽然中国模式与兰格模式相去甚远。但是，这不等于说，哈耶克等的观点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所提出的某些问题是我们现在仍然能感觉到其分量的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从坚持这一制度的人们之中获取力量，也应该从对它的批判者中吸取智慧！批判者的声音可以使我们保持警惕，反省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正视这类问题，更有利于我们自身的健康发展！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内在痼疾的批判促使了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改进，缓和其内在矛盾，而哈耶克等对于中央计划经济的批评，社会主义者曾经则置若罔闻，不予理会，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历史憾事。

最后，还要说明的一点是：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进行了多次的讨论。报告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的产物。报告印制之前，由杨春学统一进行了一些补充和改写。虽然如此，由于涉及的文献非常广泛、论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课题人员的知识所限，研究报告中可能存在各种问题。自然地，主持人理应对报告中的任何错误和遗漏承担最主要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