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终结，两极时代告罄。历史上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并未造就一个“终结者”，不战而胜的美国也疲惫不堪，多极的态势正演化为一种格局，新的国际秩序正徐徐到来。从德国统一，到苏联解体，从华沙条约组织瓦解，到北约东扩，世界地缘棋盘上出现了许多权力真空，对局各方均欲填补权力真空。岁月悠悠，惊涛拍岸。国际关系的博弈规则从“零和对策”走向“非零和对策”，世界擂台上的“黑马”已闯过楚河汉界，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渐向亚太倾斜。权力政治游戏大玩家无不顾及亚太，聚焦中国。

国家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权力，权力的较量就是一场以世界为场景的大舞台、大赌局，其中有险滩、有暗礁、有陷阱、有圈套，在世界走向多极的权力“派对”时设定的“人物”命运，驱使其与“众神”共舞。

“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肯尼思·华尔兹认为世界政治中最完美的逻辑是“力量均衡”（the balance of power）。香港回归，举世瞩目，其弦外音正是“分久必合”，中国统一与强大正在现实中逻辑地演绎。香港和澳门，一个是英国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一个是里斯本宫杖上的一颗翡翠，这一珠一翠归于中国，必将使中国在现实“力量均衡”的演绎中铸就多极中的一极，也会在动态的地缘政治天秤上为中国的强大增加一磅砝码。

大英帝国的陨落是历史的必然，标志着殖民主义时代的寿终。当然，这种退出历史舞台之举是非情愿的，也是心境苦楚的。英国人在阿根廷的马岛，在北爱尔兰，仍以傲慢的绅士风度掌握着两地的主权与治权。尽管阿总统梅内姆正式表示将以香港方式和平解决马岛问题，北爱和平进程也有所进展，但目前世界上惟一在政府中设有殖民部的就是英国。除此以外，法、西等国也还残存着殖民藩属国，有殖民痕迹和殖民特征的占领地、托管地也是星罗棋布。日本的北方四岛问题、巴拿马运河问题等二战遗留问题及冷战遗留问题仍然作为地区不稳定因素影响着时局。另外，耶路撒冷之争也影响着巴以和谈及中东和平进程。冷战后的地缘政治热点问题，形态各异，种因复杂，对局双方的参与方式有别，对弈的风格不一，但赌的都是一种共同的东西，即“权力”。霸权之争是一种权力之争，一向为帝国主义所热衷。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却是争取自身的权利问题，有生存权、有发展权、有独立权、有自决权、有归属权、有选择权等，凡此种种，不一而举。其中“权力”与“权利”的选择出发点是迥然不同的。

中英香港问题的合作解决，给现代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解决包括意识形态等制度框架内的主权归属问题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例。诚然，合作中也蕴含着方式、实力对比，成本和交易、效益等问题，还有就是国家的尊严和体面问题。霸权兴衰的逻辑自然包含于这种合作的讨价还价过程中。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在《重振美国》中流露了对美国霸权式微的担忧。新自由主义战略家约瑟夫·奈则看到了大国霸权兴衰的内在逻辑，建议美国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应重新安排秩序组合，重建支配性的国际制度。中国由于大国地位的提高，增加了自身在重建国际新秩序中的权重数。克林顿总统和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尽管不愿看到中国的强大，并惟恐日后危及美国的利益，但他们毕竟看到了创建一种新的国际制衡机制离不开中国的多方面合作，而没有中国参与合作的世界制度安排也是不健全的。特别在美日经济争雄，而欧洲（以北约成员国为基座的欧盟）也不太听话的今天，“七加一”的八国制度安排并不能有效解决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没有中国全面参与的制度选择不是最佳选择，其有效性也令人怀疑。

“一国两制”既是一种天才的构想，也是一种成功的实践，香港方式为世界提供的一种范例，正在引发种种国际关系领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藩篱，是一种“超人”的政治艺术展现。澳门回归虽然排出了历史时间表，但中国并不急于澳门问题的简单解决，仍然依据历史条约的限期，温和、平稳、理性地解决澳门问题。尽管葡萄牙是西方的一个小国，但中国外交内含仍乐以关照历史的方式，充分展现了大国外交的容量、气度与品格。这也是世界各国在解决类似历史遗留问题上值得参照的和平范例。

从世界权力嬗变中，不难看出权力格局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并没有印证美国政治学教授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的“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莫氏认为，近400年来，世界权力舞台上出现“四个领导者”即霸主国家，有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也出现了“四个挑战者”，依次为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路易十四的法国和18、19世纪的拿破仑法国，20世纪威廉二世的德国和纳粹德国及前苏联。莫氏研究认为，权力政治霸权的更替中，任何一个挑战者均为败局，只有靠“霸主”把权力接力棒“禅让”给自己的盟友，才完成这一赌局中的权力交接。显然，这种分析是别有用心的理论怪圈。

从柏拉图到马基雅维里，从黑格尔、康德到马克思、列宁，从毛泽东、丘吉尔、罗斯福到邓小平，经历了用道德方式、权力政治、历史方式、权力放大与扭曲、理性困境、哲学王国、制度设计、安全选择、零和对策、讨价还价、多边外交、意识形态、冷战思维、政权交易、强权逻辑、天使和平到“一国两制”的嬗变，体现了人类的使命和秩序观。

纵观当今世界，巨人林立，日本是独脚巨人，俄罗斯是生病的巨人，欧洲是缺乏凝聚力的巨人，美国是萎缩的巨人，中国是潜在的巨人。这构成了多边关系的框架和轮廓。这种关系的演绎和走向将决定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各“足”之间构成了一种力的平行四边形，但相互的竞争和依存并不能完全弥补现实的国家工具理性作用，这似乎正在引发一种多边的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多种游戏规则也埋设下一种危险的种子。如果说均势能够达到一种平衡的话，那么不平衡发展才是一种永恒。因此，国际和平更加弥足珍贵，安宁、安全的环境才更加令人向往。

现代社会冲突概根源于资源的有限性。冷战结束以降，世界呈现三大特征：一是市场的无边疆性拓展；二是稀缺资源占有和支配的不平衡性；三是国家权力的此消彼长并极化现象。以地缘政治而论，北约东扩已然构成了权力流失与权力依附及权力填补的世界热点，成为冷和平条件下最大的泥石流，激发了新一轮的地缘政治地图划分。当年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艰难地讨价还价，在今天有些已梦想成真。这梦的表面是和平，其实质却可能再次使东欧成为一场热战的策源地。美国在战略上一直支持北约东扩，多是出于地缘战略考虑，但今天又不能不感到来自欧洲方面的挑战。尽管欧盟作为一极表现的是一种力量组合，而非力量的中心，其中涉及到霸权的禅让与新游戏规则的制定与约束。当然，任何新的游戏规则都需要维持它的成本开支。成本越低，则利益越大。

历史上安全利益往往可以把国家引入“主动困境”的陷阱。如果在这场世纪末的权力角逐中不明确游戏规则，缺乏灵活、务实性，犹抱冷战思维的琵琶而半遮面，一味追求权力最大化和增大国家行为的成本开支，则必然遁入无秩序的混乱状态而深陷泥沼，造成国家交易的高额透支而难以自拔。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类是帕默斯顿，是一种精明的老练；一类是小阿瑟·施莱辛格，是一种狡诈的圆滑。帕氏在19世纪提出：世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施氏则说：美国的全球战略必须树立一个活“靶子”。他认为：“美国人需要一个敌国，以给外交政策带来聚焦点和连续性。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以德国为敌，在冷战中与苏联为敌。到了一定时候，无疑会宣告其他潜在敌人的存在。”前者是外交家，后者是史学家，时代不同，观点却十分合拍，其基点都是为了各自国家的永恒利益。反观历史，反省现实，两人的观点引人深思。

疾风怒雨，禽鸟戚；霁日光风，草木欣欣。天地间纵有列国争雄阵，人世间岂无众家酿良谋？

中国正在崛起，也正在走向统一。时代的钟声还在敲响，香港方式不仅适用于香港，适用于澳门，适用于台湾，同样也适用于世界。香港回归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以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引发了一种国际关系领域的力变组合，其象征意义和示范作用正催生着人间和平的一幕活剧，具有史诗性。

世界地缘政治尤如一个大棋盘，盘上黑白子列阵厮杀。对局者在博心理、弈战略。棋路各异，风格不同。有时按兵不动，养精蓄锐，埋伏杀机；有时旌旗招展，号角震天，硝烟弥漫。亦或下棋，亦或玩牌，规则不定，逐鹿中原，游戏其中。有道是“降魔者先降其心，心伏则群魔退听；驭横者先驭此局，局胜则外横不侵”。权力政治的大赌局必然有输有赢，“和棋”、双赢往往是势均力敌的自白，但双赢的结局需玩家去把握，幸运女神往往青睐“底牌”最强、招术正确、有活力的角逐者。最后，作为本书的作者，想说的是：世界虽然还离不开剑，但更需要橄榄枝。

张炳清

199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