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文的宗旨和研究方法

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在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同时，通过不断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进行交往，兼收并取周边地区文化之所长，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与此同时，我国先进的政治制度、生产技术、文化艺术又给予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强烈影响，从而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历史的发展。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各不相同，因而它们与我国古代文化交流的模式、特点以及这种交流在各自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亦各有不同。研究各时期我国古代文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古代文化的关系，探讨我国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先民们同周边国家和地区诸民族、部族之间进行交流的具体过程以及这种交流对于双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

我国战国至南北朝时期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古代文化的交流，涉及的空间范围极其广阔，内容亦十分庞杂。本文探讨的空间范围拟限定于包括我国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内的东亚地区，时间范围限定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6世纪，探讨的主要内容为我国古代的铁器及冶铁技术对东亚诸邻国的影响和传播过程。

关于东亚诸国的铁器文化及其相互交流，迄今为止，东亚诸国的学者都曾经进行过研究，尤其以日本学者的论著较多。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日本和韩国学者的研究多以单篇论文为主，且所论及的内容，主要是日本和韩国的古代铁器文化的某一方面或某类铁器。就笔者所见，迄今系统地论述东亚诸国古代铁器文化的学术专著，当首推日本广岛大学名誉教授潮见浩的《东亚的初期铁器文化》6094948。该书较详尽地记述了我国春秋至汉代及朝鲜半岛的乐浪汉墓和日本弥生时代铁器的考古发现。但因该书成书于80年代前半，近十几年来大量新的考古发现未能收入书中。另外，该书仅较为详细地列举了各地出土铁器的种类和数量，对各地铁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地铁器所反映的各地区古代文化的创造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未进行深入分析，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广岛大学教授川越哲志所著《弥生时代的铁器文化》，列举了弥生时代铁器的考古发现，并对各类铁器进行了类型区分，是了解弥生时代铁器的较为详尽的著作。但由于内容所限，书中较少涉及铁器制作工艺技术，对弥生时代铁器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日本与中国、朝鲜半岛的关系亦未进行深入的探讨6094949。

韩国学术界近年来在三韩时代及三国时代墓葬的发掘工作中取得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成果，出土的大量铁器使我们得以了解当时铁器制作和使用的情况。但是迄今为止，韩国学术界似未有系统论述三韩和三国时代铁器的专著问世。

在我国，关于古代冶铁技术的发展过程已有多位学者撰文讨论，其中较重要的有：杨宽先生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6094950、《大百科全书》矿冶卷中有关章节6094951、《中国古代冶金简史》6094952、李京华所著《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和《南阳汉代冶铁》等。李氏的两书重点探讨了河南地区战国汉代冶铁工艺技术，并涉及了秦汉冶铁技术与周围地区的关系6094953。但其讨论的范围仅限于汉代和日本弥生时代，器种亦仅涉及了铁斧和铁板材，且对作为我国和日本铁器交流重要中介地的朝鲜半岛的资料未加以论及。关于我国铁器的论著，最具代表性的，是杨泓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兵器论丛》6094954。该书详尽地论述了我国古代主要兵器的形制演变及其在战争中的作用，并探讨了我国古代甲胄对日本的影响。该书至今仍是研究东亚地区古代兵器的经典性著作。除此之外，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刊载的关于我国古代冶铁技术和铁器的学术论文不胜枚举。这些论文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我国古代冶铁业和铁器的普及、发展与传播，其中不乏力作6094955。但是迄今为止，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尚无人对我国战国至南北朝时期的冶铁技术和铁器对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影响与传播进行系统的综合研究。本文拟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此课题进行探讨。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不断运动并发展变化的。古今中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完全与世隔绝，不可能不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往来和交流。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告诉我们，事物发展变化有其内因和外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本文拟通过对东亚诸国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6世纪铁器及冶铁技术的谱系研究，探索该地区内诸国古代文化的相互关系，铁器文化传播和吸收的具体过程，并探讨冶铁业和铁器的传播与交流对东亚诸国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变化、历史的演进所发挥的作用，进而分析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换言之，本文关于东亚诸国铁器文化交流研究的目的，并非仅仅为了搞清各类遗迹和遗物的谱系或演变序列，而是力图以此为基础，通过这些遗迹、遗物所反映出的亲缘关系或近似性，分析当时东亚地区内各民族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该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和变化，进而揭示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欲达到上述目的，必须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本文将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所出土的实物资料，参考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研究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6世纪东亚诸国间的交流。在研究中，将主要采用考古学的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我国、朝鲜半岛及日本发现的冶铁遗迹、遗物及铁制兵器、生产工具、马具等进行器物形态学的比较研究，探讨其谱系关系，追溯其源流，并探索各种冶铁技术、铁器的出现和传播过程及其自然的、人文的、社会的背景，乃至在东亚诸国历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进行关于文化交流的研究中，往往有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某些相似性，而忽视了每种文化的固有特点和传统以及对外来文化影响所进行的改良。而唯有这种改良，唯有这种对自身文化特点和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才是构成各文化及其创造者民族文化特征的关键所在。因此，本文在分析东亚诸国间文化因素方面的相似性，探讨我国古代铁器文化对东亚诸邻国的影响和传播过程及意义的同时，还力图避免上述一点论的倾向，坚持两点论，坚持内因决定论，对各文化自身的特点、各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外来文化因素的有选择的吸收和对固有文化传统的扬弃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使本文对东亚诸国古代文化交流的研究能够达到不仅在研究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方面能够有所突破，而且在研究的层次和深度方面也能有所突破。该课题的时间跨度达1000年左右，涉及区域包括整个东亚地区，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上都是没有先例的，内容纷繁，难度很大，深感凭自己的学识，难以胜任。仅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使国内学术界得以更多地了解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有关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从而促进这方面研究的深入。若能达到上述目的，对笔者来说，将是莫大的快慰和荣幸。

二 有关高句丽、朝鲜半岛南部诸国和古代日本的文献记载

（一）高句丽

高句丽是受我国中原地区西汉至南北朝中央政权册封，又保持着相当独立性的政权。据《魏书·高句丽列传》记载，高句丽王出自夫余。其始祖朱蒙系河伯之女，因日光受孕，卵生所出，为避夫余群臣之害，逃向东南，至纥升骨城（一般认为在今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城），遂立都建国，号称高句丽。类似的创始传说还见于好太王碑、冉牟墓志，惟其始祖名均作“邹牟”，并皆言其出自北夫余。《论衡·吉验篇》和《魏略》则记载其始祖名为“东明”，其他如卵生、逃亡、立都建国，则与前述诸记载略同。高句丽始祖传说中，日光感应和卵生当然不可信，但其始祖与夫余具有密切关系，则是很有可能的。这一点，可从两者的语言、风俗具有较多相同之处得到证明。但《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句骊一名貊，有别种，依小水为居，因名曰小水貊”。而一般认为夫余属秽。战国以后，秽貊多并称。表明两者之间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以至于被人们等同视之。但两者之间，实有区别（如葬制等，详见后述）。

关于高句丽的建国时间，一般认为是西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需要指出的是，早在汉武帝灭朝鲜，建四郡之前，已有高句丽之名。《汉书·地理志》记载：“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秽貊、句丽夷。” 《后汉书、高句丽传》云：“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对于这两条记载中的“句骊”、“高句骊”的含义乃至于它们与高句丽建国的关系，中外学者见仁见智。《汉书·地理志》中，句丽与秽貊并称，此句丽显然绝非地名，而应系族称。《后汉书》中的高句骊县，当系由于当地为句丽族聚居区而命名。高句丽国名，亦当由此而来。我们认为，高句丽国是由出自夫余的王室与西汉前期业已存在的，属于貊系统的高句丽族相结合而形成的。这种外来势力与土著相结合建立政权的例子，在古代是屡见不鲜的。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高句丽“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绝奴部世与王婚……”据此记载可知，高句丽是由五个部族构成，王出自固定的部族，王族与绝奴部世世为婚。似可认为，高句丽是以王族为中心，与世为婚姻的绝奴部及其他三部贵族联合建立的政权。

《三国志》、《后汉书》等文献记载，高句丽“其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雏加、主簿、优台丞、使者、皂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级”。“王之宗族，其大加称古雏加。涓奴部本国主，今虽不王，适统大人，得称古雏加，亦得立宗庙，祠灵星，社稷。绝奴部世与王婚，加古雏之号。诸大加亦自置使者、皂衣、先人，名皆达于王，如卿大夫之家臣，会同坐起，不得与王家使者、皂衣、先人同列”。表明当时的高句丽已经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其官僚体系也已基本建立。5世纪以后，高句丽的王权进一步强化，官制也更加完备。

高句丽政权初建之时，其势力范围仅限于浑江流域。至东汉时期，其势渐强。先后征服了沃沮和东秽。《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曰：东沃沮“国小，迫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句丽。句丽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加统责其租税……”

高句丽初建国时，定都于卒本。即今辽宁省桓仁一带。公元2世纪末，高句丽政权内部为王位继承发生内乱。山上王之兄拔奇因未得以即王位，遂率部下降于割据辽东的公孙度。公孙度派援军进攻山上王，使拔奇得以借公孙度的势力，与山上王分庭抗礼。209年，公孙康率军击高句丽，山上王兵败，被迫撤离旧都，迁都于丸都城（今吉林省集安）。后于长寿王15年（427年），为便于向朝鲜半岛南部扩张，将都城迁至平壤。

高句丽自公元前37年建国后，其统治者致力于对外扩张其势力，除征服沃沮、东秽外，还力图向周边扩展，多次与东汉、公孙氏、魏、前燕争夺势力范围。双方互有胜负。其中，209年公孙康的进攻，244年和245年魏幽州刺史毋丘俭的两次征讨及341年前燕慕容皝的征伐，给高句丽以沉重的打击，使其西进的企图几次受挫。313年，高句丽灭乐浪郡。后经过与慕容鲜卑的反复争夺，于410年最终占有辽东、玄菟二郡之地，并向北扩展，占据了夫余故地。

高句丽灭乐浪郡后，开始向朝鲜半岛南部扩张，与百济在今礼成江一带展开激烈争夺。故国原王死于战争中。至好太王时，高句丽势力空前强盛，尽据汉江以北地区。同时，还将新罗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击败倭国派往朝鲜半岛支援百济的军队。有关史实，可以集安好太王碑文记载为证。有些学者对碑文的真伪提出过疑问。我们认为，此碑文中关于辛卯年倭派军队到朝鲜半岛的记述是可信的。限于篇幅，在此拟不展开论证。

隋灭陈后，开始集中力量，收复辽东。于是隋与高句丽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隋三次遣大军征伐高句丽，均无功而返。及至唐太宗时，于645年收复辽东。667年，高句丽被唐所灭。

（二）朝鲜半岛南部诸国

1.三韩

三韩是指公元1至3世纪，分布于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辰韩和弁韩。《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云：“马韩在西。其民土著，种植，知蚕桑，作绵布。各有长帅，大者自名臣智，其次为邑借。散在山海间，无城郭”。马韩共有54个小国。“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总十余万户”。其官有魏率善、邑君、归义侯、中郎将、都尉、伯长。这些官职当系受自于曹魏。

辰韩位于马韩以东，弁韩以北。系由12个小国组成。据《三国志》、《后汉书》等文献记载，辰韩并非土著。“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辰韩的首领由马韩之人出任，世世相继，辰韩不得自立辰王。《魏略》曰：“明其为流移之人，故为马韩所制”。

弁韩位于辰韩以南，即朝鲜半岛西南端。南与倭国隔海相望。亦有12个小国。有城郭。

《后汉书·东夷列传》曰：三韩“皆古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其诸国王先皆是马韩种人焉”。《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也有关于辰王的记载，但记辰王所都为“月支国”。根据上述文献，可知在三韩中，马韩的地位高于辰韩和弁韩。但当时的辰王究竟具有何等权势，尚不得而知。从上述两文献中记辰王均只寥寥数语，仅记其治所和出自来看，辰王在当时可能并无太大的权力。

三韩汉代臣附于乐浪郡。东汉晚期“韩秽强盛，郡县不能制”。东汉末年，公孙康在乐浪郡以南设带方郡，加强了对三韩的控制。4世纪中叶，马韩、辰韩的诸多小国相继被伯济、斯卢国所兼并。

2.百济

据《三国史记》记载，百济的始祖温祚王是高句丽始祖朱蒙的儿子。因恐被太子所害，避至马韩。在汉江下游建伯济国，成为马韩54个小国之一。其地靠近带方郡，便于吸收中国文化的影响。其后不断积蓄力量，最终于4世纪中叶统一了马韩诸小国，从而登上了东西历史的舞台。

关于百济始祖出身的记载的可信性，学术界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可信，也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百济为提高自己对外、对内的地位，以求于高句丽相抗衡（即与高句丽同出于夫余族）而杜撰的。《魏书·百济列传》云：“百济国其先出自夫余”。472年，“百济王余庆始遣使上表曰：‘……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先世之时，笃崇旧款’”。表明百济出自夫余，至少并非后世书史者之杜撰。

据《三国史记》记载，百济自始祖温祚王创建伯济国时起，都于慰礼城，后迁都于汉城。百济统一马韩后，便不可避免的与雄居于其北方的高句丽发生了激烈的对抗。为了抵抗高句丽的南进，百济南与加耶诸国交好，并与俊国结盟，共同抗击高句丽的进攻。在战争中，互有胜负。369年，高句丽攻克百济的雉城，371年和377年，百济近肖古王率军攻克平壤，高句丽故国原王战死。396年，高句丽好太王亲率大军攻百济，夺58座城池，百济王一度降伏。而后，又联合倭国，继续与高句丽对抗。475年，百济的都城汉城被高句丽攻克，盖卤王被杀。文周王继位，迁都至熊津（忠清南道公州市）。不久，百济内部发生内乱，势力渐弱。479年，东城王即位后，致力于加强王权，营建都城。不久被暗杀。501年，武宁王即位后，励精图治，使百济的力量增强，势力范围不断扩大，伽耶诸国也受其控制。538年，百济为了与势力逐渐增强的新罗和仍虎视耽耽，意欲南下的高句丽相抗衡，将国都由熊津迁至泗比。据《周书·百济传》记载，6世纪后半，百济官分十六品，依其官品而冠、带各异。官吏又依其职掌分为内官和外官。内官又细分为12部，外官则有10部。表明此时期百济的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机构也相当完善。551年，百济与新罗和伽耶诸国联合，进攻高句丽，夺回了汉城。但翌年，汉城被新罗攻占。圣王在与新罗的战争中身亡。642年，义慈王遣军队夺回被新罗占领的部分伽耶故地，又与高句丽联合，进攻新罗。后于660年，被应新罗的请求出兵的唐朝军队所败，663年百济灭亡。

3.新罗

新罗位于百济之东，南与伽耶，北与高句丽相邻。传说其始祖赫居世为卵生，公元前57年被推举为王。此传说的可信性较低。新罗的前身是辰韩的斯卢国。3世纪时，斯卢国还仅据庆州之地。此后，不断扩张，约在4世纪前叶，逐渐统一了原辰韩诸小国。

4—5世纪的新罗迫于高句丽的军事压力，不得不依附于高句丽。但新罗并不甘心对高句丽俯首称臣。433年，新罗与百济修好，以图共同抗击高句丽的南侵。450年，新罗杀高句丽的将领。454年，击退了高句丽军队的进犯。455年，百济受到高句丽的攻击，新罗曾派兵救援。然而，由于力量对比相差悬殊，因而，4—5世纪的新罗，终究未能摆脱高句丽的控制。高句丽向新罗派遣了名为“新罗土内幢主”的军事将领，以监视新罗的举动。

新罗在臣附于高句丽的同时，致力于向周边扩张，481年，在百济和大伽耶的支援下，击败位于其东的秽族，尽据其地。同时，兼并了庆州盆地的诸多小国。公元500年，智证麻立干即位，正式定国号为新罗，并正式称“王”。514年，法兴王即位后，新罗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设立兵部，创建法幢军团，建军屯地，颁布律令。制定与衣冠制相联系的官制和称为“骨品制”的严格的身份制度。

524年，新罗向伽耶地区扩张，532年，灭金官伽耶。从545年开始，越过竹岭向高句丽的领土范围扩展，并与百济联合作战，从高句丽手中夺取了汉江流域。从而一跃成为足可以与高句丽和百济相抗衡的强国。554年，击败百济的进攻，百济的圣王战死。562年，灭掉了伽耶诸国联盟的核心大伽耶，并将伽耶诸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其势力范围北抵咸镜南道的黄草岭和摩云岭。唐王朝建立后，新罗于621年最早向唐遣使朝贡。642年，百济攻占大耶城，并夺取了原伽耶的大部分领地。新罗求救于高句丽，不料高句丽却与百济结盟，共同进攻新罗。新罗只得向唐王朝求救，645年、647年、648年，唐数次出兵征讨高句丽。654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夺取了新罗北部30余座城池，唐王朝应新罗之求，出大军进攻高句丽占领的辽东地区。660年，唐派水陆大军13万与新罗军一道，攻占百济都城泗比城，并一举灭了百济。667年，唐军灭高句丽。新罗靠唐王朝的力量第一次统一了朝鲜半岛。

4.伽耶

伽耶位于朝鲜半岛东南端的洛东江流域。如前所述，百济是从马韩的伯济国发展而来，新罗的前身是辰韩的斯卢国。未被百济、新罗所兼并，主要是原属弁韩的一些小国统称伽耶诸国。

4世纪中叶之后，百济、新罗相继兴起，侯国也力图在朝鲜半岛南端争得一席之地。伽耶诸国处于几个大国争夺、扩张的漩涡之中，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势下，伽耶诸国逐渐形成了先后以实力较强的金官伽耶和大伽耶为中心的并不稳固的松散的联盟。为防止新罗的兼并，伽耶联盟曾与百济和倭交好，以求得到其保护。然而，由于未能像百济、新罗那样发展成为统一的国家，伽耶诸国最终未能逃脱被兼并的厄运。532年，金官伽耶被新罗所灭。562年，以大伽耶为中心的伽耶诸国被新罗兼并，伽耶最终在东亚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

（三）日本

6世纪以前的日本，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被称为“倭国”。《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较详尽地记述了2世纪后半至3世纪前半倭国的情况，为研究当时倭国的政治、社会、宗教、风俗及与东亚诸国的关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据此文献记载“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相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赋，有邸阁。国国有市，交易有无，使大倭监之。自女王国以北，特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常治伊都国，于国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遣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根据上述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对当时侯国的状况有大体了解：倭国由名为卑弥呼的女王所统治，下有数十个小国臣服于女王。女王派遣官员大率在处于同大陆交流的要地伊都国，监察与带方郡及三韩的往来船只、货物。大率很有权势，各小国均畏惧之。在各国市场，设大倭监督、管理。有刑法，犯法者妻子乃至宗族都要被处以刑罚。身份等级制度已经建立，社会成员已分工化为“大人”（贵族）和下户（平民）及奴婢。被统治阶级下户向国家交纳的税赋，成为倭国的重要财政来源。日本的很多历史学者认为，3世纪前半的侯国仍处于“原始的民主制”或“部落联盟”的阶段。对此，笔者难以苟同。我曾在拙著《从中国看邪马台国和倭政权》中，系统地阐述了我的观点6094956。我认为，日本当时已经进入阶级社会，由王、官吏、贵族、平民、奴婢构成了等级森严的阶级和阶层。刑法、军队、税赋等阶级压迫的工具和财源已经出现，各小国虽仍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但它们臣服于女王，受其控制和监视。因此，3世纪前半的倭国虽然在某些方面仍带着原始社会的烙印，但当时的社会已分化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并已形成了初期阶段的国家。

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女王卑弥呼死后，倭国立一男王，但国中不服，互相攻杀，死者达千余人。于是，立卑弥呼宗女壹与为女王，国中遂平定。时值曹魏正始八年后不久。自西晋泰始二年（266年）之后，关于倭国的情况，史书失载。至东晋安帝时，义熙九年（413年）才又有倭王赞遣使入贡。自267年至412年，即3世纪后半和整个4世纪，倭国的情况在我国史籍中不见蛛丝马迹。因而，日本的4世纪被称作“空白的世纪”。然而，这140多年，却是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以前方后圆形坟墓为代表的古坟时代正是在这期间开始，也正是这个时期，整个倭国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简言之，以前方后圆坟这种具有日本特点的古坟为代表的墓制以畿内地区为中心，迅速向四周扩展。4世纪中叶以后，南部已抵九州南部，北部则达东北地区南部。各地古坟时代的坟墓坟丘形状相当一致，只是坟墓的规模不同。以畿内大和地区（今奈良县中部）规模最大。各地古坟中随葬品的种类亦具有较大一致性，其中以铁制品武器和各种祭祀用品最具特色。这与3世纪前半之前，各地具有显著地方特色的酋长墓的营建迥然有别。反映出古坟时代与弥生时代的显著差别，即以大和王权的势力范围已扩展到日本大部分地区，以大和王权为中心的王权国家业已形成。

进入5世纪后，马具、武器、甲胄和被称作“须惠器”的硬质陶器的制作和随葬成为古坟时代中期的时代特点。畿内的大型前方后圆坟的规模较4世纪更加巨大，其中位于大阪河内平原的大仙陵全长达486米，反映出倭国王权的强化。在大阪市法圆坂遗址和和歌山县鸣遗址发现的5世纪的大型仓库群，也反映出倭国王权所具有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这一时期古坟的随葬品中，武器、甲胄、马具占较大比重，反映出这一时期倭国王权浓厚的军事色彩。这些随葬品多数与朝鲜半岛南部诸国的同类器物形制相近，有的显然是来自彼岸的“渡来品”。由此可以看出5世纪的侯国与朝鲜半岛诸国之间的密切联系。

据《宋书·倭国传》记载，自宋高祖永初二年（421年）至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倭国先后有赞、珍、济、兴、武等五位国王先后十余次向南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日本史学界称之为“倭五王”。尽管“倭五王”究竟相当于《日本书纪》中哪几个天皇，诸史家众说纷纭，但在倭王武可能为日本历史上的雄略天皇这一点上，诸家认识大体一致。雄略天皇被认为是古坟时代倭国王中较有作为的一个。在王权的强化、官僚体制的健全等方面，雄略天皇发挥了重要作用，为6世纪侯国王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进入6世纪之后，畿内地区仍有全长超过300米的大型前方后圆形大王墓被营建，而其他地区这一时期的前方后圆坟的规模却显著缩小，全长超过100米者寥寥无几。这种现象反映出俊国王权的进一步增强以及与之相应的各地方豪强势力独立性的进一步减弱。随着部民制、屯仓制、氏姓制等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的推行，以及佛教的传入，侯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7世纪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三 古代文献所见六世纪以前东亚诸国的官方交流

（一）乐浪、带方郡与三韩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朝鲜侯准既偕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后绝灭，今韩人犹有奉其祭祀者。汉时属乐浪郡，四时朝谒。桓灵之末，韩秽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秽，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景初中，明帝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

《后汉书·东夷列传》:“初，朝鲜王准为卫满所破，乃将其余众数千人入海，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建武二十年（44年），韩人廉斯人苏马提等诣乐浪贡献。光武封苏马提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郡，四时朝谒。灵帝末，韩、秽并盛，郡县不能制，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

《晋书·四夷传》:“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二年，（马韩）其主频遣使入贡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频至”。辰韩王也与太康元年、二年、七年向西晋朝贡。

由上述文献可知，三韩在两汉时期隶属于乐浪郡，东汉中期以前时常到乐浪朝贡。公孙氏统治辽东时，分乐浪郡南部为带方郡后，三韩与倭均隶属于带方郡。238年，曹魏灭公孙氏，将乐浪、带方郡并入曹魏版图，加赐三韩诸小国的国主为邑君或邑长，显然是为了加强对三韩的控制，以确保其对二郡的统治，使其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蜀、吴。

西晋武帝太康年间，马韩、辰韩频繁入贡。马韩十年间入贡五次，辰韩七年间朝见三次。这种情况是三韩前所未见的，或与当时东亚的政治形势不无关系。

（二）高句丽与汉王朝及魏晋南北朝诸政权的往来

1.两汉时期《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记载：高句丽“汉时赐鼓吹伎人，常从玄菟郡受朝服衣帻，高句丽令其主名籍。后稍骄恣，不复诣郡，于东界筑小城，置朝服衣帻其中，岁时来取之”。可知早在西汉时期，高句丽便入贡中原，接受汉王朝的赏赐。据《后汉书·东夷列传》等文献记载，王莽时期，曾强迫高句丽兵征伐北方游牧民族，致使不少高句丽人出塞为寇盗。王莽又派人诱杀了高句丽首领，并将高句丽贬称为下句丽。这些倒行逆施恶化了高句丽与我国中原王朝的关系。

东汉王朝建立后，高句丽于光武帝八年（32年）遣使朝贡，光武帝恢复了其王号。东汉前期，高句丽屡次进犯辽东，东汉王朝恩威并重，一边给进犯的高句丽军以迎头痛击，一边加安抚，收到很好效果。“其后秽貊率服，东垂少事”。

2世纪中叶，高句丽再犯辽东。杀带方令，掠乐浪太守妻子。169年，玄菟太守耿临率军征讨，高句丽战败而降。熹平年间，高句丽王请求隶属玄菟郡。

公孙氏割据辽东时，高句丽王曾派遣部下协助公孙度征伐其他部族。

2.魏晋时期

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东川王八年（魏青龙二年，即234年）“魏遣使和亲”。东川王十年（236年）“吴王孙权遣使者胡卫通和，王留其使。秋七月，斩之，传首级于魏”。十二年（238年）魏讨公孙渊，高句丽王“遣元簿大加将一千人助之”。此事也见于《三国志·魏志·东夷传》。

魏正始五年（244年），魏幽州刺史毋丘俭率军攻克高句丽首都丸都，246年，魏再次征讨高句丽，并派军追击败走的高句丽王，直至肃慎南界。此后，直至曹魏灭亡，高句丽未曾入贡。

据《晋书》记载，西晋时期，多有“东夷朝贡”，少者二、三国，多者达三十余国，其中包括高句丽。

3.高句丽与东晋南朝

高句丽入贡朝见的记载再次见于文献，是东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年）。这一年二月，“高句丽遣使贡方物”。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再次朝贡。

《宋书·蛮夷传记》:“高句丽王高琏，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遣长史高翼奉表献赭白马。以琏为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

420年，刘裕称帝，国号为宋，年号永初。当年，封高句丽王高琏为征东大将军，其余如“持节都督、王、公如故”。永初三年，加封高琏为散骑常侍，都督平州诸军事。宋少帝景平二年（424年），高琏遣长史马娄等进献方物，少帝遣使前往高句丽宣旨慰劳。此后，高句丽与宋关系日益密切，“每岁遣使”。景平十六年（439年），宋“太祖欲北讨，诏琏送马，琏献马八百匹”。孝武帝孝建二年（455年）,“琏遣长史董腾奉表慰国衷再周，并献方物。大明三年（459年），又献肃慎氏枯矢石弩”。孝建七年（463年），孝武帝为褒奖高句丽之忠义，加封高句丽王琏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宋明帝、宋后废帝在位期间（466～476年），高句丽“贡献不绝”。

479年，萧道成废宋顺帝自立，国号为齐，年号建元。据《南齐书》记载，齐太祖于建元二年（480年）夏，“进高丽王、乐浪公高琏号骠骑大将军”。481年，高句丽“遣使贡献，此后，乘舶泛海，使驿常通”。南齐于隆昌元年（494年），封高句丽、乐浪公高云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高丽王、乐浪公。《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高句丽文咨明王五年（南齐建武三年，公元496年）,“齐帝进王为车骑将军，遣使入朝贡”。此记载可补现《南齐书·东南夷传》之阙佚。

502年，萧衍（梁武帝）乘齐内乱夺取了帝位，建立梁朝，年号“天监”。据《梁书·武帝纪》记，梁朝建立的当年，“车骑将军、高句丽王高云进号车骑大将军、镇东大将军”。天监七年（508年）,“以车骑大将军、高丽王云为抚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此后，高句丽多次向梁遣使贡献方物。《梁书·东夷传》记，普通元年（520年），诏高句丽王安“篡袭封爵，持节、督营平二州诸军事、宁东将军。七年（526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贡献，诏以延袭爵”。548年，“延卒，诏以其子袭延爵位”。

560年，陈灭梁，年号天嘉。次年，高句丽便遣使朝贡。天嘉三年（562年），陈封高句丽王高汤为宁东将军。566、570、574、585年，高句丽又数次遣使献方物。

4.高句丽与五胡十六国

据文献记载，高句丽与五胡十六国中的石赵、前秦及前燕、后燕、北燕（或称“三燕”）发生过官方往来。尤其与占据辽西、辽东，建立“三燕”政权的慕容鲜卑或战或和，往来频繁。

太兴二年（319年），东夷校尉崔瑟联合宇文鲜卑和高句丽，一道进攻慕容鲜卑，被慕容鲜卑击溃，崔瑟率数千骑兵逃至高句丽。次年，高句丽进攻辽东，又被慕容皝击败。咸康元年（335年），高句丽故国原王“筑国北新城”。咸康三年（337年），慕容皝称燕王，建前燕政权。据《晋书慕容皝载纪》记载，咸康五年（339年），慕容皝率军“伐高句丽，兵及新城，高句丽王钊乞盟，乃还”。咸康七年（341年），慕容皝率数万大军，进攻高句丽，大获全胜。占领了高句丽的都城。“皝掘钊父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343年高句丽王钊向前燕朝贡，“贡珍异以千数”，慕容皝遂将钊父之尸送还高句丽，慕容皝死后，慕容隽继位。355年，高句丽王钊又遣使贡献方物，前燕册封高句丽王为营州诸军，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高句丽王。

370年，前秦灭前燕。372年，前秦苻坚向高句丽遣使并赠送佛像、佛经。佛教由此传入高句丽。高句丽小兽林王向前秦遣使答谢，并献方物。当年，高句丽建太学。次年，颁布律令。高句丽通过与中原地区政权的交往，吸收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促进了本地区政治、文化的发展。

384年，后燕建立后，高句丽曾遣使朝贡。并接受后燕的册封。高句丽于此时，开始效法中原王朝，置长史、司马、参军等官职。

400年，高句丽遣使向后燕朝贡。后燕王盛因嫌高句丽“王礼慢”，发兵三万进攻高句丽，夺二城，拓地700余里，掠五千余户高句丽居民而还。此后的几年间，高句丽与后燕为争夺辽东的控制权而征战不休，直至后燕为北燕所取代。

北燕建立后，高句丽立即于408年遣使朝见。

5.高句丽和北魏

南北朝时期，朝鲜诸国之中，与北魏关系最密切者，当非高句丽莫属。

452年，高句丽长寿王遣使向北魏朝贡，是为北魏与高句丽官方交流之开端。

435年，高句丽再次遣使朝贡。北魏世祖封高句丽长寿王高琏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长寿王在位79年间，共向北魏遣使朝贡达42次之多，其中476、488、489年竟每年三次向北魏遣使朝贡。可见两者交往之频繁。《魏书·高句丽传》也记载：“至（北魏）高祖时，琏贡献倍前，其报赐亦稍加焉”。“太和十年（491年），琏死，年百余岁。高祖举哀于东郊，遣谒者仆射李安上策赠车骑大将军、太付、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谥日康。又遣大鸿胪拜琏孙云使持节、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赐衣冠服物车旗之饰……”

高句丽王高云继王位的当年（492年）三月，接受北魏的册封，于三月、八月、十月四次向北魏遣使朝贡。高云在位27年，共向北魏朝贡达32次之多。高云死于519年，当时魏肃宗年幼，灵太后临朝称制。《魏书·高句丽传》记载，“灵太后为举哀于东营，遣使策赠车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又拜其世子安为安东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安死，子延立。出帝初，诏加延使持节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赐衣冠服物车旗之饰。天平中，诏加延侍中，骠骑大将军，余悉如故。延死，子成立。讫于武宁末，其贡使无岁不至”。

这些记载表明，三燕灭亡后，高句丽一直是把对北魏的关系作为其外交的最重要的环节予以对待的。

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之后，高句丽于535年起每年都向东魏遣使朝贡。550年，高欢自立为王，建北齐后，高句丽当年便遣使朝贡。北齐封高句丽王为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559年，高句丽阳原王死，其长子即位，史称平原王。560年，北齐封平原王为使持节，领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句丽王。北周灭北齐后，高句丽于577年遣使向北周朝贡。周高祖封高句丽平原王为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辽东郡七国公、高句丽王。

581年，隋王朝建立。当年，高句丽便遣使赴大兴朝贡。隋高祖封高句丽王为大将军、辽东郡七国公、高句丽王。此后数年，高句丽每年入贡，少则一次，多则三次。590年，平原王死，其长子高元继位，史称婴阳王。隋文帝遣使封高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郡公，并赐衣服。次年，又封高元为高句丽王，仍赐车服。598年，隋因高句丽与靺鞨侵辽西，而兴兵30万伐高句丽，并下诏罢黜高句丽王官爵。隋军因遇雨季，粮草供应不济，水路因遭风浪，死伤甚多，不战而归。高句丽王上书向隋帝谢罪，才暂时避免了与隋关系的恶化。

（三）朝鲜半岛南部诸国与我国南北朝政权的交往

1.百济

（1）百济与南朝

《晋书·文帝纪》记载，东晋咸安二年（372年）春正月，百济王遣使赴东晋朝贡。当年六月，东晋遣使封百济王余句为镇东将军，乐浪太守。次年及384、406年，百济又多次遣使向东晋入贡。东晋安帝义熙12年（416年），东晋册封百济王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据《南史·夷貊下》记载，420年，东晋灭亡，刘宋取而代之。当年（永初元年），便册封镇东将军百济王余映为镇东大将军。宋少帝景平二年（424年），百济王余映又遣使向刘宋朝贡。宋元嘉二年（425年），宋文帝派使者前往百济宣旨慰劳。此后数年，百济连年向刘宋朝贡。元嘉七年（430年），继余映之后即王位的余毗遣使朝贡，刘宋以余映的爵号授予余毗。元嘉27年（450年），百济王余毗“上书献方物，私假台使冯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文帝并与之”。余毗死后，其子余庆继王位。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遣使请求刘宋予以除授，刘宋许之。次年，余庆又遣使上表，“言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余纪十一人忠勤，并求显进”得到了刘宋的认可和册封。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年），百济再次遣使朝贡。

萧齐建立后，册命百济王牟大为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

据《梁书·东夷传》记载，梁武帝执政时期，百济与萧梁关系较为密切。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封百济王为征东将军。普通二年（521年）百济王余隆遣使奉表，称数次击败高句丽，百济已成为强国。梁武帝对余隆予以嘉奖，册封其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宁东大将军、百济王。普通五年（524年）余隆死，梁武帝下诏册封余隆之子百济王余明为使持节、都督百济军事、绥东将军、百济王。中大通六年（534年）、大同七年（541年），百济又遣使向萧梁朝贡。梁应百济的请求，赠予其“《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

549年，侯景率军攻入建康台城，梁武帝被囚禁。百济不知南梁之变，又遣使贡献。使节来到建康，见建康被战乱洗劫，成为一片废墟，痛心地嚎啕大哭。侯景闻讯大怒，将使者囚禁，侯景之乱平息后，方被释放。

557年，陈霸先在建康称帝，国号为陈。陈天嘉三年（562年），陈册封百济王余明为抚东大将军。百济先后于光大元年（567年）、太建九年（577年）、至德二年（584年）、四年（586年）向陈遣使贡献方物。

（2）百济与北朝

百济在与南朝通交的同时，还曾向北魏遣使朝贡。《魏书·百济传》记载，北魏延庆二年（472年），百济王余庆遣使向北魏上表，诉说屡遭高句丽侵犯，请求北魏派军队救援。被北魏婉拒。北魏遣使经高句丽赴百济，被高句丽王高琏拒阻，不得通过，只好返回。475年，北魏再次遣使经山东由海路赴百济，赐百济王余庆印玺等，以褒奖百济之诚节。后因海上风浪过大，使者未能抵达百济，中途返回。此后，文献中便不见百济向北朝遣使朝贡的记载。

隋王朝建立后，百济王余昌于开皇元年十月遣使向隋朝贡，被册封为上开府仪同三司，带方郡公。

2.新罗与我国南北朝的通交

新罗与我国南北朝的通交远较高句丽和百济为晚。据《梁书·东夷传》记载，梁普通二年（521年），新罗第一次遣使随百济使者来献方物。《三国史记》云：新罗真兴王十年（549年）,“梁遣使与入学僧觉德，送佛舍利，王使百官奉迎兴轮寺前路”。

陈灭梁后，新罗于566、567、568、570、571年向陈遣使朝贡。565年，陈遣使刘思与僧侣明观赴新罗，并送佛经170卷。

新罗与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交往虽然不多，但却可上溯至4世纪。据《太平御览》引《车频秦书》曰：“苻坚建元十八年（382年），新罗国王楼寒遣使卫头献美女。国在百济东，其人多美发，发长丈余”。“苻坚时，新罗王楼寒遣使卫头朝贡，坚曰：‘卿言海东之事，与古不同，何也’？答曰：‘亦犹中国时代变革，名号改易’”。当时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已分别发展成为百济、新罗、伽耶。苻坚所谓“海东之事，与古不同”，可能即指朝鲜半岛南部的变革。

自这次与前秦通交以后，新罗使者来北朝之记载，不见于史书。及至北齐河清三年，才又有新罗遣使赴北齐朝贡。《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564年新罗遣使赴北齐朝贡，次年，北齐武成帝下诏，册封新罗王为使持节、东夷校尉、乐浪郡公、新罗王。572年，新罗再次向北齐遣使朝贡。

《隋书·东夷传》记载：隋开皇十四年（594年）新罗向隋遣使贡献方物。隋文帝册封新罗王金真平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

596年，新罗高僧昙育入隋求法，新罗向隋贡献方物。进入7世纪后，新罗又曾数次向隋遣使贡献。

3.伽耶诸国与我国古代王朝之往来

位于朝鲜半岛南部，居百济和新罗之间的伽耶诸国于我国古代王朝通交的记述，仅见一例。《南齐书·东南夷传》记：“加罗国，三韩种也。建元元年（479年），国王荷知使来献。诏曰：‘量广始登，远夷洽化。加罗王荷知款关海外，奉贽东遐，可授辅国将军，本国王’”。

（四）倭国与我国隋以前诸王朝的往来

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倭国的最早的记述，见于《山海经》。该书的第12卷《海内北经》云：“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关于此记载的释读，学术界的意见并不尽一致。有人认为，此处之倭是指今日之日本。若是，则表明早在战国时期，倭可能已与我国发生了交往。

中国古代正史中首先提及倭的，是《汉书·地理志》。在该书燕地项下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

《后汉书·东夷列传》云：“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1784年，在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的“汉倭奴国王印”与《后汉书》的记载恰相吻合，证明该文献记载是可信的。

《魏志·东夷传》中较详细地记载了倭国的情况，“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驿所通三十国”。“景初二年（238年）六月，侯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魏王封侯女王为亲魏倭王，授金印紫绶。封使节难升米和牛利官爵，并授银印青绶。还赏赐倭王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和各类丝绸等。正始四年（242年）倭王又遣使向曹魏朝贡，献生口及土特产。正始八年，倭王又遣使赴乐浪郡。倭女王卑弥呼死后，其宗女壹与继承王位，又向曹魏进贡。

据《晋书》记载，西晋泰始二年，倭国也曾向晋王朝遣使朝贡。

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侯国在中断了140余年之后，再次开始向中国王朝朝贡。

据《宋书》记载，刘宋永初二年（421年）至升明二年（478年），先后有赞、珍、济、兴、武等五位倭国王向宋王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

宋永初二年（421年），倭王赞向刘、宋遣使朝贡，被宋武帝封赏。

宋元嘉二年（425年）和元嘉七年（430年），赞又先后两次向宋遣使朝贡。

宋元嘉十五年（438年），倭王珍向宋遣使朝贡，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请求除正。并请赐予倭隋等13人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等将军称号。宋文帝批准其为13人所请之封号，但对倭王本人的除正要求却打了折扣，仅封其为“安东将军、倭国王”。宋元嘉二十年，倭王济遣使朝贡。宋仍封其为安东将军、侯国王。

宋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倭王济再次向宋遣使朝贡，请求册封“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并请示册封23人将军称号，宋文帝封倭王济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

宋大明四年（460年），倭王济又一次遣使朝贡。

宋大明六年（462年），倭王兴向宋遣使朝贡，宋孝武帝仍封其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宋升明元年（477年），倭王兴再次遣使赴宋朝贡。

宋升明二年（478年），倭王武向宋遣使朝贡。在给宋顺帝的上表文中，追述了其父兄创立王权的艰辛，谴责了高句丽的四处扩张的行径，表达了对刘宋王朝的效忠，并自称“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侯国王”。宋顺帝封其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上述倭与刘宋王朝的通交，具有如下特点：

（1）倭王往往自己提出希望得到的爵号，谋求宋王朝的认可。

（2）倭王所谋求的职权范围不仅限于日本，而且包括了朝鲜半岛南部诸国。

（3）宋帝对倭王的册封要求从未给予全部的认可，开始仅封其为安东将军、侯国王。至倭王济时，才被封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至倭王武时，才进封“安东大将军”。但对侯王一直谋求的对百济的军事控制权，却始终未予认可。也未认可俊王武谋求的，与高句丽王同样的“开府仪同三司”的爵号。

这些情况表明，倭国王对南朝遣使朝贡的目的在于，谋求南朝承认其对朝鲜半岛南部诸国拥有军事领导权。而这一要求应与当时朝鲜半岛南部的局势密切相关。表明倭国并未置身于东亚诸国交流之外，而是积极参与并力图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

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