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提及“文论”这个词时，通常将它看作“文学理论”或“文艺理论”的简称和缩写。这样的理解对于20世纪以前的传统文论无疑是恰当和正确的，因为，传统文论将文学艺术作为自己惟一的研究对象，其根本任务是对文艺的本质、特征和功能作理论探索，对文艺创作与接受的一般规律进行描述。

然而，用这样的定义去限定本世纪的文论，却显得过于狭窄和片面了。20世纪的文论，尤其是西方文论，与19世纪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用“范式转换”来形容这一变化可以说毫不过分。而众多流派与思潮的出现，观念的彻底更新和方法论的多元化则是其显著的特征。这些变化的发生不但有深刻的时代和社会根源，而且有深厚和复杂的文化与学术背景。

首先，本世纪初以来，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人文精神学科，甚至自然科学，大举入侵文论领域，文论的边界迅速被打破，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哲学的渗透，导致了文论明显的哲学化趋势。现象学哲学、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阐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构成主义等思潮与现代派以来的文艺实践和艺术经验结合在一起，孕育了形形色色的文论思潮，如现象学文论（英加登、梅洛—庞蒂、杜夫海纳等）、存在论诗学（海德格尔）、阐释学文论（伽达默尔、利科等）、西马文论（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本雅明、阿尔杜塞、伊格尔顿、杰姆逊等）、结构主义文论（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雅各布森、托多罗夫、克莉斯特娃等）、精神分析学文论（弗洛伊德、荣格、拉康、德勒兹、瓜塔里等）、解构主义文论（德里达、保罗·德曼以及美国的“耶鲁学派”等）、构成主义文论（卢曼、施密特、基特勒等）。这些思潮可以说是相关的哲学观念和方法论在文艺理论和批评领域内的延伸和贯彻。它们彻底放弃了过去文论所固守的“文学本位”立场，不再仅仅关注文学艺术本身，而在更加广阔的视野内，在更加深刻的理论层次上观照文艺现象，从而将传统文论狭窄、封闭的领域加以开放，使其演化为一种超越本学科界线的综合性的“泛文化理论”。

其次，在本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这一最初崛起于建筑和文学领域的反传统思潮在短短数年之内迅速扩展到艺术、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一场剧烈的文化震荡，并在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许多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扮演了当代欧美国家文学艺术（首先是文论）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及其观念和方法论变革的先锋和重要推动力的角色。作为一种激进的反传统思潮，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的表现——后结构主义——尖锐地批判早在古希腊时代，特别是启蒙时期确立的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揭露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动摇了它的总体知识构架，颠覆了它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从而否定了整个西方文化形态赖以成立的思想基础及其“合法性依据”。后现代主义文论——解构主义——推翻了传统文论的基本观念，对它进行了异常尖锐、深刻而机智的批判，并对西方文论的方法论作了彻底的革新。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写作不但摧毁了文学业已存在数百年之久的定义与规范、题材与内容、作用与功能、形式与技巧，而且使“文学”这一概念本身也变得十分可疑。

第三，在本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意识绝对自设的、自证自明的神圣性遭到尖锐批判，其发生、发展和存在方式，即其语言性本质，得到普遍关注。语言与意识、语言与人对于世界和存在的认识的内在关联被凸现出来。哲学的根本问题——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世界的关系——被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所取代，先验的主体性被消解，意识不再是意义产生的本源或超验场所，不再是知识可靠性的最终保证。相反，世界的意义产生于语言言说，成了语言言说的“效果”或“产物”。即是说，认识和意义具有不可否认的“语言性”，人作为个体，对于对象认识的“互主性”即主体间的同一性，也是由语言来维系的。从英国分析哲学到德国现象学、存在哲学、阐释学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到大洋彼岸的话语行为理论和解构理论，这一转向到处都在发生，并首先集中地反映在文论之中。20世纪几乎所有的文论流派，特别是60年代以来的文论流派，无不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各种文化现象和文本，尤其是文学文本，从而引起了文论领域一场深刻的“范式转换”，为文论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维度。

第四，自本世纪初以来，各人文——社会学科普遍呈现出交叉、融合的趋势，学科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和消失，传统的学科划分已不再能适应新的研究需要。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跨学科研究方向，即所谓“文化研究”或“文化科学”。这种研究方向从人类文化学和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将一种文化的整体看作一个“大文本”，强调其“可读性”。这个文化文本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意义载体”，每时每刻都通过语言文字、文学艺术遗产和现实写作、人际交往和各种传播媒体，发出相互关联却又彼此差异甚至对立的“意义信码”，潜移默化地影响、制约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通过“事实的虚构化”（即现实作为素材进入各种文本，特别是文学艺术文本的写作）和“虚构的事实化”（即各类文本对于现实的观察、解释和思考，包括文学文本的虚构，渐渐成为生活现实）生产着一种文化类型的存在历史和现实。今天，在西方国家，一个封闭的、自满自足的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学科已不复存在，文学艺术不再是孤立的研究对象，而被放到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被看作一种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以及诸多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的文化现象中的一种。文艺研究已演变成“文化研究”，文艺理论也扩展为“文化理论”。这应当看作西方文论当代转型的一种重要标志。

第五，20世纪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严肃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和冲突。由于科学技术，尤其是电子和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一种以大众消费为目的，以科技为其生产和传播手段的“后工业文化”、“后审美文化”急剧膨胀和扩张，而以“文字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受到严重挤压。各种各样以新兴传播媒介如电影、电视、音像设备、多媒体电脑等为载体的“视觉艺术”、“听觉艺术”、“消遣艺术”逐渐取代传统的高雅艺术形式如文学、舞台艺术、严肃音乐等等，成为当前社会文化结构的基本成分和大众文化消费的主体，可复制和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取消了建筑在“原作”之上的艺术作品的“一次性的、独一无二的存在”。怎样认识这一文化现象，如何看待严肃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评价并解决二者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成了当今文论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许多人开始探索当今文化结构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新兴高科技媒介的引进对文学艺术产生的影响，一些文论思潮如文化社会学（布尔迪厄）、文艺媒体学（卢曼、施密特、基特勒等）也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起来。

20世纪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知识急剧膨胀，迅速更新。在人文、精神和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如此，新的文论思潮和流派，以及概念和术语的大量涌现，观念和方法论的彻底转变与多元化，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和转移，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面对各种新的文化现象，应当说传统文论已经患了严重的“失语症”，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的对象性和存在依据。今天，用传统的知识和观念已难以理解，甚至完全无法理解新出现的文论著作，尤其是西方文论著作。惟有不断扩大我们的知识面，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转变我们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我们才能把握当代文论的发展脉络，对其基本内容和主要观点有一个恰当的了解。

由于20世纪的西方文论著作不但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以往的世纪，而且在内容上更加广博艰深，不是专门研究西方文论或不具备宽阔而坚实的知识背景的人很难了解它的全貌，更不用说深入理解其具体内容了，何况，许多著作尚未译成中文，一般读者无法阅读。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编辑了这部《20世纪欧美文论名著博览》，目的在于勾勒出本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和演变轨迹，较为完整地反映它的总体面貌，并将其中最重要著作的主要内容介绍给我国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文论研究者，为他们提供一种参照。

经过仔细斟酌，我们在这本辞典中收入了本世纪初以来影响最大的文论流派的代表著作近百部（篇），其中接近一半目前尚无中文译本。由于眼界和学识所限，遗漏在所难免。

章国锋

1997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