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灿腾

这本论文集，是我个人首次在大陆出版的佛教史研究著作。在出版前，怀着喜悦和感激的心情，来写这篇短序。一来，向关怀这本书的大陆学界同道和友人，表示感谢之意；二来，也对即将阅读本书的新朋友（我把读本书的人，都视为朋友，不管是否认识或是否赞同本书的观点），叙说一下我此刻的喜悦心情。

坦白说，近几年来，我在台湾地区每年都有一至两本的学术著作出版，是高产量的作者，且相当受肯定。虽然如此，我的读书、写作和出版，有一主要的目的，即是能娱乐我自己，带给自己快乐和自信。假如一篇文章写好之后（通常是一遍稿），我自己重读它时，发现它索然无味，或缺乏新意，那么我会毫不犹疑的撕掉它！换句话说，我对自己的著作，是有自己的标尺来衡准的，所以没有必要自欺，也没有必要敷衍了事。原因无他，我既已尽最大努力去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自己又的确有了新的开创研究，于治学的这一行规，也交代得过去了。试想：又有谁能满足一切人呢？所以我坦然，也从未畏惧批评，但这绝不等于拒绝褒贬意见，尤其欢迎涉及资料的补充或真假认定方面的指教。

不过，说也奇怪，像我这样喜欢自得其乐，又有点“自大狂”的人，每次发表文章或出版新书，居然也获得不少人的青睐和掌声。例如在美国天普大学教书（现已退休回台湾定居）的傅伟勋教授，有一次就对我表示：“你虽然很自负，也很能吹，但未拿博士学位之前就成‘大师’，也实在罕见。如果我有权，我将授予你两个至三个博士学位！”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当不得真。可是，去年（一九九五）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两岸学术研讨会，当时与会的学者和听众，对我的率直、凌厉的质疑，以及跨领域的知识背景，大概不致于没有留下印象吧？

然回视以往，在我的治学初期阶段，我是深受本世纪初在北大发源的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影响的。因一九六二年，胡适在台北逝世，而以李敖和叶青、郑学稼、胡秋原、徐复观等人为中心的“中西文化论战”，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些人虽有老有少，但都是一九四九年流亡到台湾的大陆学者；而双方争论的，更属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文化定位问题。说实在，当时才十六岁、已辍学二年、正在社会底层辛苦奔波谋生的我，完全不懂谁是蔡元培、熊十力、梁漱溟和欧阳竟无等人，连胡适其人，因台语发音近“黑色”，也一度很好奇：为何“黑色”会变成大家谈论不已的话题？可是，因为胡适死后，由李敖在《文星杂志》所挑起的论战，持续不多久，即被论敌告官：提出诽谤的诉讼，并被台湾的报纸大量报导，于是我这一从乡下流浪到台北、原先根本不识“中西文化论战”为何物的无知青年，居然也大感兴趣起来，每天努力阅读和询问，然后不知不觉地，被此一问题意识所激发，而心灵中的一扇通往“五四”文化之门，便为之开启了。岁月不居，如今屈指算来，已是三十四年以前的往事了。

不论如何，从此我不再是我了，特别是一九六六至六九年之间，我在军队服役（台湾属征兵制度，每一役男皆有两年至三年的服役期），于台中水湳空军基地遇到河北籍的王俊岭少校（他于一九七〇年出家为僧，现为台南湛然寺住持，长于佛教因明学），他当时虽勤于抄研佛典，却对李敖等人的笔墨官司有兴趣，透过他的介绍，我才开始购读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欧阳竟无等人的著作，深刻地影响了我日后以中国近代佛教史为核心的研究取向。如非如此，当一九七八年我以三十二岁高龄的现职产业工人，考入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夜间部攻读时，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此一领域的读书报告。所以，读者在本书中读到的各篇论文，假如还有部分可取的话，请不要忘记：这不是偶然兴起的天才作品，而是起码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漫长岁月，才慢慢酝酿成熟的。换言之，“五四”的文化意识是酵母，其他的环境因素是助缘，于是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在台湾地区方始有我这一号研究中国近世佛教思想史的人物。也因此，口后虽自负，但此一成长机缘，生平未尝或忘；而我之愿意在大陆出版近年来的学术著作，并且需要自费辅助出版（这在台湾是出版界热门人物的我，是难以想象的），长期存在心灵深处的感恩之情，是其中最大的因素。否则，我实不必如此费周章：如仅只大陆同道需要，我从台湾将书寄出就是了；但这样的作法，不能代替如本书现在这样以简体字在大陆出版、流通的“回顾”意义，所以虽稍麻烦些，还是值得的，也不负我多年来心存感谢的初衷！

在交代过个人成长的心路历程后，我其次要感谢的，是我生活于斯、治学于斯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我有幸在台湾地区的政治权威逐渐式微的时期，才出道发表作品。也因此，我能更摆脱人情世故和不必要的应酬敷衍，而率直地是什么就讲什么。当然，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也不乏类似我这样直言不讳的学者。可是我比他们的大多数更幸运，可以有更多的学术资源和自由开放的讨论学风，也因此才能在短短数年之内，快速地出版大量的学术著作。这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或环境，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许，也因为这样，本书的出版，在我看来，也是表达了对同时代人的感激和回报的一点心意吧！

话似乎讲不完，心中的感谢和喜悦，也依然汹涌澎湃。在此，我希望把因出版此书而带来的激动的心情和未讲完的话，都保留给自己。但绝不应忘记对本书的编者韩秉方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方面，特别是黄燕生女士，我仍必须在此深深一鞠躬，并说一声：“谢谢你们！”而对于其他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提供过帮助的大陆和台湾的朋友们，当然也一并表示我由衷的谢忱。另外，还要对台湾佛教界大德的赞助深致谢意。是为序。

一九九六年元月一日

谨志于台湾新竹县竹北市

家中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