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对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趣，也许源于自己对于现代化多元发展模式的研究兴趣。作为我们这一代早已步入中年的人来说，中华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坎坷曲折经历始终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上。百多年的追求和向往，百多年的磨难和忧伤，总使人不能不感到现代化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社会来说显得那么的遥远和飘渺。朦胧之中，你似乎拽住了它的衣角，但醒来才发现是一个梦。无数的奋斗、无数的牺牲，似乎总填不平那将我们和它隔绝开来的沟壑。我们转了好几个圈子，否定了又否定，但到头来发现每一次总是回到原地，面对我们前人所无法克服的那些老问题。痛定思痛，我们才深深地体悟到，现代化的挫折，对我们来说的确不是什么一时一事上的策略失误问题。

是不是历史对中华民族这个“罪孽深重”的“黄色文明”特别严苛？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考察了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结果发现不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那些古老文明在迈向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时都似乎显得极为沉重：从欧洲文化之都法兰西大革命的狂暴，到夹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俄罗斯变革的烦恼；从拉丁美洲通向民主道路的周折，到今天伊斯兰世界普遍表现出来的绝望，都在反复地说明这一点。有人认为，这也许是一种文化的宿命，现代化对这些文明来说本该经历如此磨难。

然而，如果这些民族真的因自己的社会文化结构而“本该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去面对像土耳其凯末尔改革成功的案例呢？但如果“不该如此”的话，那我们为什么又在那么多的成功经验引导下还是一遍一遍地走不出自己的误区呢？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带有两难性质的“悖论”。

正是这个两难性的悖论使我们对迄今为止人们的建立在启蒙理性基础上的各种现代化解释框架产生怀疑。这也就是说人们在解释那些现代化成功经验时很可能发生了“误读”现象：真正导致成功的原因还未被人们认识，而人们所认识的充其量只是一种附会。古老的传统文化按照这种误读去追求自己的现代化，也许正好走上一条对自己来说是最为艰难、最为曲折的道路。

在这样一种思路下去观照世界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你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现代化重大受挫事件，不管发生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成了一种历史哲学所谓的“同时代现象”。尽管我们的现代化受挫和其他文化、民族的现代化受挫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等方面的重大差异，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经受的苦难在性质上却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我们所需要解决的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类似的时代大课题。

这样你就会看到，伊斯兰复兴运动不再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探索毫不相干的问题了。伊斯兰复兴运动尤其是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在国内、国际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虔诚、狂热、舍身和忘我的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精神，对有些人来讲，也许是不可思议。但对我们这个经历过义和团、经历过解放、经历过文革的民族来说，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每当你面对这一类社会结构性大震荡时，你心头总会升腾起一种悲凉的感觉。它们之所以生活在一种虚幻的自慰之中，把一场后卫战当作前卫战来打，完全是因为现代化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不通过一场自毁式的道德理想革命，社会就无法求得自己的生存。

当然，以伊斯兰复兴运动为象征的这一类历史事件，并非像有些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的非理性社会运动。实际上，它将一个苦难的、全面失范的社会拉离了梦魇，使之在极度混乱之时能迷途知返，较快地回到自己所熟悉的运行轨道上。它为人们重建了一个对社会来说是必须的“精神家园”，恢复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它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一个社会在大难临头时自我修复的“大智慧”。

然而，所有这些都不值得我们去歌功颂德。虽然它以自己可歌可泣的勇气和精神唤回了一个民族失去的灵魂，但它毕竟是以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深重苦难作为前提，以回到前现代为代价的。

作为一种失败的现代化模式，留给我们的最重要教训莫过于如何去防止自己重蹈这一覆辙。正是这一要求，使我们不能不引出一个全面反省人们对现代化发展的解释框架问题。

既往的现代化发展解释框架作为启蒙理性的产物，总是把经济增长和某些基于成功国家的社会、文化取向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参照系，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这些假说性理论很少把古老传统社会在市场经济腐蚀下的迅速全面失范问题纳入视野，很少有人提出传统社会结构与商品市场经济的“亲和度”问题来，很少有人认为古老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一切变革都应以此为战略中心来展开，也很少有人把变革社会中政治权力在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拥有的“威信”和“感召力”作为一个头等重要目标去加以建设。

相反，绝大多数人把古老传统社会转型期的这种“全面失范”现象看成是转型社会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认为这些问题会随着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变革逐步受到控制。这种说法对于那些社会传统结构与商品市场经济“亲和度”较高的社会来说也许不无道理，在那种社会中，社会结构或先天性具有兼容市场经济的能力，或后天不自觉地发展出了一种能有效制约市场经济巨大腐蚀作用的资源。然而，对于古老的传统社会来说，市场经济的腐蚀能力却似乎无坚不摧，无攻不克，因此那彻头彻尾、无法无天的“全面失范”最后总是把社会带到不得不用血与火来重造的地步。

以这样一种眼光去回过头去看那些现代化成功者的足迹，它们虽然模式不尽相同，背景也甚悬殊，但在得益于某种文化、社会因素对于市场经济腐蚀下社会全面失范的有效遏制方面，似乎却有着某种共性。而且现代化成功国家在这方面体现出来的共性，远远超过了诸如经济增长、民主、自由、信任、法制等一系列被认为是现代化重要条件所具有的共性。

这是不是一把我们迄今尚未认识的，但却有可能打开通向现代化大门的钥匙？也许，古老的传统社会离现代化的距离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遥远，只因我们总是背朝着它，才会越折腾越遭罪。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像经济增长、民主、自由、信任、法制等因素不重要或不值得去追求。但对于古老的传统社会来说，这里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遏制住市场经济对社会结构的巨大解构能力，是这些社会良性运行、避免爆炸性局面出现的最根本基础，任何变革措施与政治口号的真正内在价值不是抽象的，而正是要体现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上。因此哪些措施与目标在先，哪些在后也应按这个标准来作定夺。只有在解决了最基本也最重要的社会生存条件后，其他与此关系不甚紧密、但对社会进一步发展必会涉及的问题才有了解决的条件和可能。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将众多矛盾和麻烦集中到本来就极危险的时期，突破一个社会“可接受变异空间”，导致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那样的“社会结构性大震荡”。

应该看到，当今那些“后发”的现代化转型国家所处的内外环境很不同于那些“早发”现代化国家。从外部条件来说，“后发”国家没有什么手段能把转型期社会内部的巨大张力转移到外部世界去，相反，恶劣的竞争环境还使这些国家可能要承受先进国家转嫁的危机。从社会内部来说，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步步紧逼，形势险恶。这样，留给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时间和空间就显得格外的少，相应之下，社会对现代化转型的战略和策略失误也就更为敏感。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深了当今世界的发展困境，使现代化“后发”国家的步伐显得更为蹒跚。

时代是不是在要求我们去进行一次对现代化发展更深层次的反思？

各国现代化发展是不是应该在新的思路下去开掘自身文化资源，趟出一条自己的新发展道路来呢？

我们是不是正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在作一种必将会影响我们自己和我们后代命运的选择？

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我们将伊斯兰复兴运动放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作了考察，并提出了目前这样的一个解释框架。这样的一个视角，应该说既是我们想通过对于伊斯兰复兴运动这一当代世界上现代化受挫最新表现形式的剖析而体现出来的，也是在这个剖析过程中逐渐明朗和深化的。

贝尔纳在谈及科学上的成功例子时，做了这样一个总结：“科学发现总是最先对有准备的头脑开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说，“后发”现代化国家成功道路的开辟，有待于理论认识上的创新。我们没有希冀我们已经完全解开了古老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密码”，但我们希望我们的讨论能有助于现代化“多元特色”理论的深化。

作者谨识

199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