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在一次课堂讨论中，肖锦龙谈到他自己对于中西文学思想特质问题的看法。由于感受具体深入，观念新颖，因而至今记忆犹新。八年后，我翻阅他这部关于中西文学思想导向的论著，倍觉亲切，同时也为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显著进步和突出成就而感到高兴。

文学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晶，人类的社会活动又与他们的生活观念、理想等内在精神心态联系在一起。本作将文学置于文化的大框架中，又将文化归根于它的创造者的心态，它的立足点坚实而深厚。

民族文化是民族的伟大创造。不同民族，在不同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中形成了不同的精神观念，这种精神观念作为深层结构在根本上制约和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各类文化创造。这部论著将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把文学与哲学、政体、文化导向等各类文化形态联系起来，相互对照阐发，总体把握中西民族文化、文学的特性，它的思路系统而全面。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特质是相对于西方的文化与文学而言的，反之亦然。在这部论著中，肖锦龙不仅将文学和其他文化形态联系起来，进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探讨了中西文化的内在特质，而且将中西文化与文学对照起来，进行平行研究，集中探讨了中西文化与文学各自的特殊性，其视野宏阔而深入。他在对比研究中所得出的一系列结论，如中西哲学倾向的体用之别，政体之别，文化风貌的物质精神文明之别，文学思想导向之别等，大都中肯而富于启发性。

一字一句反复细读、品味作品，是肖锦龙研究文学史的一贯作风。他读硕士学位时所写的文学史作业，几乎都是自己钻研作品的感受和思想，不爱套用现成的结论。他过去发表的十五、六篇论文也大多基于他对作品的具体感受。这一作风仍然保持到现在，固此，具体细致的作品分析，成了这部论著的突出特点。书中极少空泛的理论推断，半数以上的篇幅是作家作品述论，其结论大都基于具体调查研究之上。正因为如此，全书立论扎实，许多观点尽管新颖但并无标新立异之嫌和空泛离奇之感。与此同时，肖锦龙一直很注意自己理论素养的提高。他在刻苦研读中外文学作品、努力打好基础的同时，广泛涉猎了西方现当代哲学、文化人类学、美学、文学理论著作，自学练理论内功，提高自己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他所发表的论文往往富有理论高度。在这部论著中，著者首先立足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解读，同时又注意从广泛的联系中观察问题，注意从宏观上把握中西文学的整体风貌及规律，所以他的微观解剖虽极具体细致却并不缺乏高度的逻辑概括性和历史文化纵深感。

具体深入的作品剖析与对中西文学思想导向的高屋建瓴式的宏观把握的有机结合，是本书的另一突出特色。此外，本书在中西文化文学比较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发掘了许多新层面，书中对中西文学思想性质的分析，对“文艺复兴”问题的阐述，对中国文学母题的概括等，都有独到之处，其中对中西作家作品的解剖，更是新意迭出，多有发人深思之文字。当然，唯其求新，难免出现偏颇与不妥之处。

总体性地把握中西文学思想的特性，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题目。肖锦龙敢于在这样一条艰难的小径上投出坚实的一足，难能可贵，值得鼓励。

陈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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