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提到赌博，可以说妇孺皆知。何谓赌博？能够给予圆满回答者，恐怕寥寥无几。赌博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伴随中国历史已经流传了数千年，其间也经历了种种变迁。

赌博现象至迟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但作为一种概念，直到先秦时期才开始初步形成，它系由“博”引申而来。博，先秦典籍中写作“簿”，仅指六博这种局戏。先秦两汉时期，与博经常联用的词有博簺、博弈、博揜等，其中博簺指六博和格五，博弈指六博和围棋，博揜则指六博与意钱。换句话说，当时的博簺、博弈、博揜等均指具体的局戏，而非泛指赌博，故当时被统称为“博戏”，如李悝《法经》中的“嬉禁”就是如此称谓；赌徒则被称之为“博徒”。

赌博一词，最早出现于唐宋时期，《唐律疏议》中的“博戏赌财物”条，“博”与“赌”同时出现于一个法律条文中，可以说这是“赌博”一词的雏形。北宋苏轼《东坡集·奏议十四·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城中有开柜房（坊）者百余户，明出牌榜，召军民赌博。”晏殊《珠玉词·山亭柳》:“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以上文中所用“赌博”，标志着赌博一词的最终形成。

现在各种词书对“赌博”一词的解释不尽相同。《辞海》解释为“一种不正当的娱乐。有斗牌、掷骰子等各种形式，用财物作注来比输赢。”《辞源》与此类似，但不如以上完整。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的《中文大辞典》则认为：“以能分胜之游戏，视胜负而授受财物者，为赌博。刑法上有赌博罪，凡意图营利，办理有奖储蓄或未经政府允准而发行彩票者，亦以赌博论罪。”这种解释与《辞海》、《辞源》均不相同。而《大英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又比以上诸种解释为广：“在意识到冒险和希望获利的情况下，以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作为赌注所进行的竞赛，其结果全凭机会决定。许多冒险活动，都视不定事件的结局定其成败。商业投机、股票交易、军事战略和外交关系等也常带有赌博因素。但这里概括的是赌博活动的本身。”

以上几种解释，都从不同角度基本上阐明了赌博的含义。我们认为，就赌博这一具体行为而言，它主要由以下三种因素构成：（一）赌博者，即赌博的主体。他可以直接参与，也可以间接参与，前者如玩纸牌、掷骰子、下棋、搓麻将等，后者如参加赌彩分配的职业运动员、开设赌场抽头、放头之人等。（二）赌博用具。形式可以各种各样.一枚硬币、几枚骰子、一副纸牌、几台轮盘等等，皆可用以赌博。（三）赌彩，即赌博的标的。凡有价值的东西作注者均可视为赌彩。具备以上三项因素者，即构成赌博行为。赌博活动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有的非常简单，如掷硬币，只要猜硬币落在哪一面即完成了赌博活动；有的则需要运用智谋和策略，如弈棋、玩牌等：有的结局纯凭机会来决定，如掷骰子、五木、轮盘赌等；有的则取决于技巧、训练和勇气，如赛马、蹴鞠、捶丸等；有的则策略与技巧并用。

根据赌博者参加此项活动的目的不同，可将赌博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凡是以营利为目的者，即属于狭义的赌博，这种赌博构成赌博罪，为刑法禁止的对象之一。中国历史上法律所明确规定禁止的赌博行为，皆为狭义的赌博。广义的赌博除包括赌博罪外，还包括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种赌博活动，亦即不正当的娱乐活动。这时的赌注（不论大小）不是赌博者追逐的主要目标，而仅是刺激赌博者兴趣的一种手段。因此它不构成犯罪。这种广义的赌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秦汉及其以前，除博簺、意钱外，还有弈棋、蹴鞠、赛马、走犬、斗鸡、斗鸭、斗鹅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博簺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樗蒲、象戏及新出现的握槊、弹棋；隋唐五代时期，樗蒲、弹棋逐渐衰落，握槊演变为双陆、长行，新兴的彩选、叶戏和击球盛行起来；宋辽金元时期，除保留了隋唐时期的各种赌博种类外，新增加了打马、响屟、除红、捶丸、斗蟋蟀等；到了明代，叶戏发生变化，分裂成骨牌和纸牌（主要是马吊）两种；清代除原有的马吊、骨牌、彩选、棋类、斗戏类、球戏类外，还出现了番摊、花会、闱姓、山票、铺票、白鸽票、压宝、麻将、跑马、轮盘、扑克等，其中跑马、轮盘、扑克均为舶来品，是鸦片战争后才传入中国的“洋玩艺儿”。民国存在时间虽短，但当时赌博种类的繁多却不亚于清代，当时除传统的各种赌类仍大多存在外，自外国传入的“洋赌”空前发展起来，跑马、跑狗、跑人（回力球）、彩票、有奖储蓄、有奖销售、轮盘、扑克、吃角子老虎等，肆虐城乡。同时还出现许多规模庞大的赌场，上海的各类赌台，四川的明堂、私窝和摆片，广东的筹饷公司，遍布东北、华北的“俱乐部”，如此等等，数不胜数。

本书所论赌博，即为广义的赌博。考虑到投壶属于儒家的雅戏，射箭为六艺之一，赌酒是为了娱乐，为法律明确规定不属禁止的范围，故在此不作论述。此外，秦汉时期的意钱，宋元时期的关扑，明清时期的压宝，民国时期的诗迷、斗戏、棋戏、彩选、叶戏等，或则影响有限、不足成篇，或则资料太少、不能成篇，为照顾本书体例，亦不再作专门论述。民国年间大小赌场遍布各地，我们在介绍当时的赌博种类时对某些比较单一的赌场如跑马场、跑狗场、回力球场、彩票店等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对那些综合性的赌场，如上海的各类赌台，特别是181号赌窟，广东的各种赌公司，遍布华北、东北城乡的“俱乐部”和四川的明堂、私窝、摆片等，原拟另立专章介绍，并撰写出初稿。后拘于体例，限于字数，只得忍痛舍去。

赌博种类中狭义的和广义的归属决定于参赌者的目的，凡用于营利者，即属狭义的赌博，构成刑法中的赌博罪。因这种营利不是通过正当的劳动或付出，仅凭机运和策略促使财物所有权发生频繁转移。在财物所有权的所有转移过程中，并未造成社会财富的丝毫增值，却养成了人们的侥幸和投机心理。况且赌博中无论是输是赢，均以损人利己为前提，因此勾心斗角犹为激烈，久之则形成邪恶之心态，胜者以为是自己阴谋的得逞、投机的成功而喜不自禁，视赌博为正业，乐此不疲，频出频入，增加社会财富不应有之消耗；败者则欲罢不能，更作穷事之罗掘，以作孤注，以致荡产倾家，甚或卖妻而乱伦理，鬻子而失人性，最后不得不流为盗贼，边赌边盗，赌盗合一，给社会造成无穷的危害。

因此，在赌博出现的同时，也就出现了禁赌，而且随着赌博现象的日趋繁盛，禁赌的言论愈益尖锐、激烈，禁赌律令也越来越严厉，其中尤以清代为甚。然而，言者谆谆，听者终属藐藐，禁者自禁，赌者自赌。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初才禁绝了各种赌博现象。在本书中.我们除对历代禁赌法令及其变迁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外，还对民间禁赌的思想、主张和近代以来各地自发的民间禁赌运动作了比较详细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