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义和团反帝运动八十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的运动，悼念反帝斗争的先烈，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给历史科学工作提供材料，我们编辑了三种资料，即《山东义和团案卷》、《筹笔偶存》和本书。

列宁在研究世界战争的真实情况时说：“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科学，就“要象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义和团》、故宫博物院编的《义和团档案史料》、北京大学编的《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我们编的《庚子记事》以及《近代史资料》杂志等，再加上报刊上所发表的资料，总共约近四百万字。今年山东、天津、东北各地同志和我们所编的资料，至少也在三百万字以上。这些资料对于义和团的记载和议论各式各样，真伪杂糅，褒贬相间。要想寻找“完全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的资料，还须经过一番整理工作。

整理工作就是把收集到的资料认真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出无可争辩的，真能说明客观情况的材料。只有根据这样的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分析，才能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如果没有材料而夸夸其谈，象影射史学那样，捕风捉影，断章取义，那就是历史科学的罪人。如果不辨材料的真伪，不管记述的是非，合于自己口胃的就顺手拈来，不合口胃的就一概抛弃，这样写成的文章就不能使人信服，也不能列入科学之林。历史科学工作收集资料要广泛，整理资料和运用资料要严肃认真，必须反对主观武断和敷衍潦草。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资料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列宁称义和团为中国的起义者，而中外反动派却污蔑义和团为“拳匪”或“拳乱”。对于那些污蔑义和团的资料回避或者片面铺张，都不是科学态度。史料是客观存在，不能抹杀，也不能夸大。《中外日报》的《论义和拳与新旧两党之相关》一文，胡说旧党反对戊戌变法，要殄灭新党，“乃组织出义和团”。“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把义和团反帝运动完全歪曲了。还胡说组成义和团的旧党分四派：一是“野蛮派”,“凡支那之苦力者皆属此派”。二是“小说派”,“凡支那之平民皆属此派”。三是“闭关派”,“凡支那之士大夫皆属此派”。四是“联俄派”,“凡支那三品以上之人皆属此派”。竟破口谩骂，说什么“野蛮派”,“不知为人之理”，什么“闭关派”,“仇视西人……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狺狺嚎叫，颠倒历史，极为混账。本来不值得理睬。只有把它看作帝国主义走狗的表演，做为他们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铁证，还是一份好资料。如果抄袭它的话来评论义和团，那就是歪曲历史。过去和现在所编辑的义和团资料，义和团自己的文献很少，支持或同情义和团反帝运动的文献也不多，而污蔑义和团运动的东西却连篇累牍，使用这些资料，应特别注意。

第二，各种资料所记载的义和团事迹很不一致。《山东义和团案卷》、《筹笔偶存》等所记载的义和团，是以贫苦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团体，应是真正的义和团。庚子年五月中旬以后，载漪、刚毅等所组织的奉旨义和团，是清朝王公大臣和投机分子的集团，应是伪团。杀死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者是董福祥的兵，杀死德国公使克林德者是荣禄的兵，都不是义和团。把伪团和清军的行为都说成是义和团的活动，那就颠倒了历史。这个问题《景善日记》五月二十一日条记载得很清楚：“真正义和团系安分良民；其中匪徒固不乏人，伊等依附其间，实为伪团，无恶不作，颇于真团之名声有妨碍。”义和团为清政府所利用，进入北京，各坛口各自为政，从来不曾控制过北京。控制北京并且控制义和团的是清政府的步军统领、团练大臣载漪之类，闯入皇宫和王府衙门的义和团是载漪等所组织的奉旨义和团。“四人帮”之流胡说：“义和团控制北京期间，清朝的在京衙门，亲贵王公的住宅，大多数都被义和团成员把守监视。”这是包藏祸心，伪造历史。如果把胡说八道也当做资料，而议论“义和团控制北京期间”如何如何，那就上了大当。我们研究义和团的历史，只能根据记载真正义和团的资料，不能根据记载伪团和清年的资料；评论真正的义和团，不能以清朝王公大臣的言行为准，更不能以“四人帮”之流的谬论为准。

第三，资料不是伪造的，但所记事迹未必完全真实。在义和团自己的文献中就有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在反对义和团的记述中污蔑义和团的谣言更多。所谓红灯照飞过高空，全是假话；但是说她们要索回甲午战争的失地和赔款，却代表着全国人民的要求。“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前半句是空话，后半句却说明了义和团反帝运动兴起的真情。“一概鬼子都杀尽”，只是一句吓人的大话，不过是要把洋人“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而已。抓着一两句话，就说义和团要杀尽洋人，岂非歪曲历史！英国外交人员写的资料，记录了克林德等欧洲外交官杀害中国人的事实；而《辛丑条约》对此一字不提，这种原始文件怎能使人完全相信呢！有些资料说义和团最恨洋货，用者被杀；但笼统的议论多，具体的记录少。另有一些资料，记载义和团并不曾严禁洋货，也不曾杀害用洋货的人。这样的资料，一条两条不能说明事实，更不能说明事实的复杂情况。根据义和团“最恨洋货”几个字，就吹嘘“义和团严禁洋货”；或责难义和团“排外”，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从鸦片战争时期的大烟贩子起，到后日的买办们，一直把帝国主义侵略说成是反对中国的闭关政策，把中华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叫做“排外”。这是歪曲历史。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九日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前进报》社论质问得好：“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并强迫他们接受外国工业品的权利呢？”我们运用义和团的资料，要全面观察问题，反对抓住只言片词就横生议论，大放厥词。

第四，研究义和团的历史，要根据大量的资料。说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妄想，所根据的资料，不只是《瓦德西拳乱笔记》一种，还应看一看《饮冰室辛丑集》、《拳匪纪事》等中外人士的许多记载，还应研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历史。各帝国主义侵略亚、非、拉各地区时，他们之间都是矛盾重重。这些地区的民族能够保存下来，后日能够获得独立，并非因为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而是由于当地人民进行了解放斗争。可知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不能阻止瓜分，只有人民的反帝斗争才能阻止瓜分。

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妄想，但是不能把帝国主义驱出中国，却牺牲了多少万爱国烈士的生命，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义和团运动是中华民族反帝斗争史上的重要环节，应当仔细研究，从中吸取教训。根据资料来看，当时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不论是革命派或改良派，除了个别人以外，都不领导义和团运动，而且反对这一运动；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还不曾成为独立的阶级，不能领导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还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不能摆脱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如何认识这个落后性，应广泛研究资料。义和团请神附体，确实迷信落后。但是我们研究世界史，无法比较迷信许多神和迷信一个神谁进步或落后。而且义和团运动是爱国运动，并非迷信运动。侈谈义和团迷信，并不曾接触到义和团运动的实质。

义和团宣传：“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毁坏轮船只是一句大话。为了阻止西摩尔的洋兵进京，拆了京津间的铁道；为了阻止清兵杀义和团，破坏了一段芦保铁路；由于帝国主义强占土地、破坏水利，高密人民曾经反抗修筑胶济铁路。这样破坏铁道，能说是落后吗？事实上，定兴附近的铁道，正是因为义和团的保护，才不曾拆毁。义和团砍了几根电线杆是事实。而砸了哪个工厂的机器，并无具体记录。因为上海有工厂，那里的义和团却未曾起来，而北方还很少近代工业。义和团运动以反帝为主体，有反资本主义的成份，但不是主要的。而且查阅欧洲的历史，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农民和手工业者都反对过机器生产；工人阶级最初反抗资本家的斗争也曾破坏过机器。那么中国在反帝斗争中即使出现了反对机器的事情，怎么能苛责义和团落后呢？

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运动。在反帝一方面，义和团和爱国的地主有共同的语言，因此有的地主参加了义和团反帝运动。但在反对资本主义生产这一方面，义和团又和最反动的地主有共同的语言，因此被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政府所利用、欺骗、屠杀。农民阶级的落后性，主要是散漫和保守。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是其保守的一面；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统一的行动计划，没有统一的战斗部署和指挥，是其散漫的另一面。义和团的这种落后性，表现为它的每一个坛口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互不统属，有的还自相残杀。因此，清政府一利用义和团，就立即控制了义和团；义和团不能抵御清政府的阴谋诡计。义和团英勇壮烈，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可惜没有组织的群众，很难战胜有组织的洋兵和清兵。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好好研究。

我们编辑的义和团资料，遗漏了哪些重要资料，切盼同志们补充。我们选材不当之处，整理工作的疏忽或错误，我们对于资料的看法不妥之处，都切盼同志们严厉批评。

荣孟源

1980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