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也是一幅绚丽夺目的画卷。它扣人心弦的激烈战争，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群星灿烂的英雄人物，别开生面的各种制度等等，都曾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历代农民战争都程度不同地提出过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但从没有象太平天国这样的完整而有体系。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过去农民战争中虽然提出过“劫富济贫”, “等贵贱、均贫富”等口号，但都没有形成制度和政策。太平天国则不然，它先后颁布了著名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两个纲领性的文件，而且在建立政权的十余年中，制订和执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这与以往农民战争颇有区别，具有它的创造性，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加以总结的。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经济原因是首先值得研究的问题。早在鸦片战争前，卓越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就写出“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6119039的血泪诗篇，揭露清朝竭民脂膏的罪恶。他指出：必定会有“山中之民，一啸百吟”,“早夜号以求乱”，而且断言： “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6119040果然，十多年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便爆发了。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是一个内容丰富、十分有意义的课题，可以单独写成专著。我抱着浓厚的兴趣，探索了这个问题，但本书因限于篇幅，仅概略性地写了两万来字，借此抛砖引玉，期待高明之作出现。

圣库制度是金田起义之初在经济制度上的创新之笔。它在太平天国前期曾经产生过巨大的作用：吸引了广大贫苦农民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保障了太平军的供给，并且以一切缴获“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6119041的严格规定，维护了太平军的纪律，赢得了中外一致的交口赞誉，然而，在整个地球上资本主义方兴未艾之时，中国尚处于封建经济的末期，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要斩断人们牢固的私有观念，实行圣库供给制，这只能是昙花一现。太平天国英雄们虽然对公有制作了一次大胆的尝试，但毕竟主客观条件远不具备，圣库制度在太平天国后期是名存而实亡了。

《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前期和后期分别颁行的纲领性的经济制度，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们的性质如何？历史意义何在？数十年来吸引了研究者的广泛注意，有不少宏文巨作加以探讨。在本书中也各列专章，敷陈管见。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关于政权组织、经济制度、文化教育与军事组织等诸方面的纲领性的文献。它的中心思想和实质所在，正如文献中反复指出的，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也就是说，要推翻地主土地所有制，主张平分土地，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境界。近些年来，论者对《天朝田亩制度》发表了各种评论意见，其中持否定意见的，主要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个绝对平均主义的方案，它所提供的是个生产停滞的、黯淡的社会前景等等。本书关于《天朝田亩制度》这一章，初稿始于五十年代中，二十余年来，我曾反复思考，学习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去分析这个问题。我常记着韩愈所说：“故吾为文也，迎而拒之，平心察之”6119042的一段名言，要求自己不偏执某种见解。经过比较研究各家对此问题的学术见解，并结合当时历史条件进行分析之后，我得出了本书中对《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人们当不会忘记，清代嘉、道年间，土地高度集中，地租和赋税之苛重，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推翻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近百年来反封建斗争的根本任务。《天朝田亩制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平分土地的光辉文献。且不论其实施与否，它在当时提出来，便成为人们反封建的犀利的思想武器。论者往往不厌其详地指责《天朝田亩制度》中对生活物资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说它违背经济规律； “实质上是带有反动性的”。但是，论者却正是在这里忽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自发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6119043（按：重点是原著中有的）这一著名的论点。正如恩格斯所说： “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6119044。农民一旦分得土地，他们将会各自谋求发家致富之道。换言之，将为农村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开拓领域。关于这几方面的问题，个人结合二十多年来史学界诸家的见解，分条叙述了自己的意见和论据。

如果说《天朝田亩制度》只回答了反封建的问题，而对于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所作出的答案是错误的，那末，太平天国后期《资政新篇》的提出则弥补了它的缺陷。《资政新篇》是一个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致中国于富强，“与番人并雄”于当世的明确方案。关于《资政新篇》的评价，论者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不相同。在本书中，首先联系当时世界的潮流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问题。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正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勃兴之际，列强挟其船坚炮利，闯破了中国的大门，腐朽的封建制度已抵挡不住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狂潮。洪仁玕以他对世界形势敏锐的洞察和挽救中国的责任感，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了学习西方的“邦法”，采行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这无疑是合乎世界潮流的。有人认为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因此，《资政新篇》没有社会经济基础，也不受太平天国革命农民的欢迎。为了避免贸贸然轻易下断语，本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资本主义萌芽的状况与封建制度的桎梏作了相应的考查，从而说明《资政新篇》的提出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与此相联系的是，太平天国诸领导人和广大太平军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不象封建地主阶级那样的抱残守缺和固步自封，而是以欢迎的态度，乐于向西方学习这些先进的东西的。这一点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但这却是《资政新篇》在太平天国能否得到支持的重要条件。其次，为了恰如其分的看待《资政新篇》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本书采取了比较的方法，即将洪仁玕与他同世纪诸人的思想和主张，进行对比研究。有比较然后有鉴别。我们看到：在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就指出腐朽的封建统治如“日之将夕，悲风骤至”6119045，已快走到尽头了。他探索着、憧憬着未来，但龚自珍对社会发展趋势的认识是模糊的，因而提不出新方案来。林则徐和魏源留心西事，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但是他们的立足点依托在封建的营垒上，不可能取得成效。洋务派又等而下之，搞了三十年的“富国强兵”，结果终归破产。实践证明：不改变封建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不可能致中国于富强之林的。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提出从体制到政策上作全面的变革，这无疑是正本清源，超乎龚、林、魏之上，更远非洋务派所能望其项背。中国历代农民政权最终不免蜕化为封建政权，但洪仁玕任太平天国军师，总揽朝纲后，经天王批准，颁行了《资政新篇》，试图通过农民政权的力量，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种顺乎历史潮流，合乎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纲，给太平天国政权的前途指出了新的方向。1898年中国掀起了维新运动，康、梁的变法主张，内容颇与《资政新篇》相同，但这已是四十年之后的事了。两相比较，更显出太平天国先烈们早着先鞭的难能可贵。至于《资政新篇》的实施问题，牵涉各个具体方面，本书中也分别进行了较详细的探讨。

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及其实施情况，在人们的印象中有如雾里看花，缺乏鲜明清晰之感。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资料的残缺，增加了人们对它作全面了解的困难。在五十年代后期，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同志曾就《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了太平天国并未实行平分土地，而是准许地主收租这个符合史事的看法。不过，还没有来得及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近几年讨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问题，很多地方要联系到它的经济制度和政策，而土地政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太平天国一贯打击地主，为什么准许地主收租呢？准许地主收租与实行“着佃交粮”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政策是怎样产生的呢？太平天国在哪些地方，出于何种原因实行“着佃交粮”？又在哪些地方、在多大的程度上准许地主收租呢？二者又各是什么性质呢？太平天国的地租与田赋的征收率是多少？与清朝统治时期比较，是有利于地主还是有利于农民呢？这些问题若得到较为完满的解答，当会有助于对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认识。当然，要回答这些问题是颇不容易的。为了能够对太平天国当时的土地关系了解得具体一些，我在本书写作过程中，除了逐一阅读手边和在北京所能借到的资料外，也曾利用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几次到江南苏、浙地区，访书求教，并实地考查了一些太平天国时期土地关系较为复杂的郡县和乡镇。承有关单位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提供了不少近年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借阅了好些收藏在各图书馆和博物馆的珍本秘籍，使本书内容为之生辉，这是我十分感谢的。

就现有资料来看，太平天国自甲寅四年（1854年）颁行“照旧交粮纳税”之后，在政策上准许地主收租，同时也实行“着佃交粮”制，这两者是矛盾的，但却是实际存在的。为了使二者的轮廓鲜明些，避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现象，本书在搜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太平天国辖区内一些县镇在土地政策实施中的具体情况，按年份作了具体探讨。前期如对安徽的桐城、潜山等县，后期如对苏福省的长洲、元和、吴县、吴江、震泽、常熟、昭文、无锡、金匮等九县6119046，还有浙江省的一些县和镇，逐一排比资料，考订寻释，分析综合，以求得其要略。这种工作虽然辛劳，但正如昔人所说： “愈探愈出，愈研愈入”，乐亦在其中。经过一番“解剖麻雀”，本书中得出了一些初步的见解，明确了太平天国自前期开始就采取了既允许地主收租又实行“着佃交粮”的政策，二者相并施行。例如在常、昭两县，从庚申十年（1860年）开始征粮起，就实行“照佃启征”与地主收租完粮相辅而行。而且在太平天国统治的三年中，四个乡中有三个乡基本上实行“着佃交粮”，而另一个乡——南乡却基本上是地主收租。长洲县境内也是三年中有的乡镇由地主收租，而另一些乡镇则“着佃交粮”。其他如元和、吴江、太仓等州县也有相同之处。浙江省的桐乡、绍兴等地，“乡人不肯纳租”，也呈现出“着佃交粮”与地主收租互相交错的现象。历史是生动而复杂的，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大动荡岁月更是如此。太平天国的土地关系的多样性，便是一个具体的说明。

在太平天国地区，允许地主收租意味着承认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而“着佃交粮”却又意味着对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否定，二者是截然相反的。太平天国为什么实行“着佃交粮”制？它的性质如何？本书第六章对此进行了论述。“着佃交粮”制是太平天国时期出现的一件新鲜事物，也可以说是太平天国对封建田制的一个环节的突破 ——将业户收租完粮变为佃户承粮而不纳租。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本书从资料分析中归纳为三个方面。而其根本原因则是太平天国革命对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和对封建土地关系的破坏。换句话说： “着佃交粮”制的存在，是以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存在为前提，没有太平天国政权，也就没有“着佃交粮”制。虽然在封建统治时期也可能找出个别向佃户征粮的例子，但作为政策却是太平天国的首创，它的历史意义也在这里。关于“着佃交粮”制的性质，本书认为它并不等于“耕者有其田”，而是属于过渡性的。它可能回复到地主土地所有制，也可以向“耕者有其田”转化。至于向哪方面转化，则取决于当时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在吴江，因监军钟志诚支持佃农的土地要求，把田凭发给了佃农，实现了向“耕者有其田”的转化；在常熟，因地主拒绝领田凭，该县所颁发的四万余份田凭，多归佃户和自耕农认领。使佃农耕种的租田变为“自置田”，得到太平天国法律上的肯定。这些都局部的改变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另外一些地区，地主可以收租完粮，并向太平天国政权领得了田凭，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便得到承认。可见在太平天国地区既没有全面恢复地主土地所有制，也没有普遍实行“耕者有其田”，只是土地关系发生了局部的质变。

太平天国实行“照旧交粮纳税”，准许地主收租，它的地租与田赋的征收率各是多少？与清政府统治时期相比有何异同？是有利于地主还是有利于农民？这些问题既具体又复杂，过去尚未有详文论证。地租与田赋，历来各地均不相同，同一地区也高下不等。为了能弄清眉目，本书也采取了逐县逐镇，按年份排比资料，一一缕析疏证，有的则列表以详。租赋又与粮价的高低有关，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年），苏浙各县粮价波动的幅度很大，如果考察田赋时不加注意，便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经过对太平天国各郡县有关资料的初步研究，我们看到，太平天国允许地主收租，但对租额进行了限制。一般是准许地主按原租额的五成收租，也有低至二、三成，或高过六成的。地主收租后必须承担田赋。可是，太平天国的田赋却并未减半征收。因此，减租的结果是地主吃亏而佃农得到利益。吴江县大地主柳兆薰在日记中说，他在1860年收租四成，只不过是“为长毛收粮”而已！长洲县的地主收租五成，除去完粮和局费等项，每亩所得不过一斗零。这与在清朝统治时期收八成、十成的田租相比，所受的打击显然是很大的。所以有些地主降价鬻田，逃徙不归，有些地主则不免有饥寒枵腹之苦。这些情况使我们认识到，不能简单地仅从表面看到太平天国准许地主收租便断定它蜕化变质，而要历史主义地看问题，说明这种土地政策产生的历史条件，具体分析它减租的实际效果。我们记得，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曾实行减租减息，允许地主收租的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回顾这段历史，再评价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也许会得到启发。

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太平天国的工商业政策。在偌大的天京城中废除私人工商业，一切由圣库支取，弄得生产萧条，百货匮缺，人人嗟怨，这无疑是失败的。不仅在天京，就连每个郡县的城中都禁止私人经商，把原有的商店改为馆衙。这不仅是错误的，甚而有些荒诞离奇。在太平天国初期，从一种幼稚的宗教观念出发，认为“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于是废除商业，百工归衙。他们这种错误的政策在实践中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随即产生了政策的转变，城外的买卖街兴起了，城里各种公营商业开张了。特别是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旨准颁行了《资政新篇》，给私人工商业开放绿灯，李秀成在苏浙地区大力扶持工商业。由于太平天国政策的正确，取得了苏浙地区商业的繁荣与各业兴旺。在太平军接手时，苏州与杭州的市场是饿殍载途，闹市成灰的凄凉景象。但不过两三年，却百货云屯，日易数十万金。甚至小市繁兴，蔚为雄镇，日税银数千两。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取得如此奇迹般的发展，这不能不承认它是政策上的成功。因此，本书在第九章中，对太平天国前期商业政策的错误和转变，市场的发展变化，后期商业取得成功的原因，都花费了一些笔墨。至于论述是否得其正鹄，还请读者审择。

以上是本书写作中接触到的几个问题和各章的要略，也涉及到一些观点和方法。自知是很不成熟的，写出来向大家求教。如果说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看法尚有可取之处，这是和老一辈史学家的指导与同辈朋友们的帮助分不开的。本书在写作之始，就承罗尔纲同志关怀指点，全书各章又蒙拨冗审阅。长者的启迪教诲，令人难忘。书中所引用的许多资料和文物，是承南京博物院、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苏州市博物馆、南京图书馆、常熟县图书馆以及其他有关单位热忱惠借的，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央民族学院是我的工作单位，本书得到院有关领导的支持和院图书馆的资料帮助，方能得以完成。朝于斯，暮于斯，受赐良多，更难以言谢了。

由于著者水平的限制，书中疏漏错误之处，所在有之，敬祈高明不吝指正。

郭毅生

一九八二年七月于北京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