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发明火药、创始火器的故乡。但很长时期，对于这一伟大发明，缺乏科学和历史的探索。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冯家昇先生开始进行比较系统的整理研究，陆续发表《火药的发现及其传布》等论著，在国内外产生了一些影响。但随后又趋沉寂，许多问题未能继续探讨。仅就火药的发明而言，在国内便有种种说法而莫衷一是，在国外则很多人不知道火药起源于中国。1980年，丁 教授参加在美国韦尔城举行的第七届国际烟火技术会议，就“中国发明火药和烟火技术”发表讲话时，许多美国学者都表示惊疑。这些现象，只能归咎于我们对于继承和发扬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不力。

80年代初，开始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按照百科全书的严格要求，介绍科学知识必须系统、准确、一致。但在编审过程中，发现有8个学科的31个条目释文，涉及火药、火器的起源及西传问题，其叙述多有差异，存在着重要的分歧和矛盾。我们不能不约请军队、地方各有关学科的数十位专家分头查考资料，几次举行专题研讨会，最后取得一致的论见。这是我国学术界第一次共同探讨古代火药、火器问题。科学研究的成果保证了百科全书条目释文的质量，同时，通过编纂百科全书又促进了科学研究全面深入发展。十几年来，从编纂军事卷到编纂《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在军事科学领域已发现和探讨了大量问题，取得不少学术成果。对古代火药、火器的探讨，也有了新的广度和深度，先后出版了成东、钟少异的《中国古代兵器图集》，王兆春的《中国火器史》等专著，还有更多的专家从事专题研究，陆续发表了一批富有创见的学术论文。现在出版的《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文集，便是近年来部分学术新成果的汇辑。对中国古代火药、火器技术的研究状况，已有显著改观。

然而，从唐代末年到清代鸦片战争前，中国古代火药、火器技术历经900多年的演变，它既是军事史、又是科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多方面的联系，内容甚为丰富，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空白，需要继续发掘、整理和研究。

火药本不属于军事技术范畴。中国古代的炼丹家们，为着寻求所谓“长生药”，进行了世代相传、持久不懈的炼丹实验。他们这一活动的客观结果，却带来了与他们主观愿望完全相反的东西，促成我国至迟于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以前发明了火药。当时的炼丹家们不但没有炫耀这一发现，而且忙于多方防范它可能造成的燃爆灾害。军事家则不然，有些人渐渐本能地觉察到火药的真正价值。约100年后的唐末和五代时期，在战争中陆续使用了利用火药制成的燃烧性兵器，从而开始了应用化学能于战争的新时期。火药与战争的实际需要相结合，便被转化为火器。而作为战争技术手段的火器，其创制、改进与发展，不能不经受战争实践的反复检验。中国古代有的军事家同时也是军工专家，如南宋初期坚守德安（今湖北安陆）城的知府陈规，既是守城战的出色指挥者，又是守城兵器长竹竿火枪的创制者，从而使火器的技术性能与战斗效应在当时条件下较好地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古代火器发展的优良传统。

从全局来看，中国古代火器主要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战争实践中发展和演变的。宋、元两代，大规模的国内民族战争持续不断，起初以步骑兵作战为主，随着战争的深入，江河舟师战、关隘争夺战、城池攻守战都异常激烈，促使燃烧火器、爆炸火器、射击火器相继创制，引信也随之发明，火器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上升。特别是管形火器的发明到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出现，意义深远，为后来一切枪炮的始祖。应用火药燃气向后喷射之反作用力推进的火箭的发明，是现代火箭的起源。到了明代，北部边疆对蒙古族的战争和东南沿海对倭寇的战争，都延续达200年左右，已经创始的各类火器在战争中不断改进，品种增多，质量提高，尤其是金属管形射击火器获得突出发展，各种形制的枪、炮逐步扩大生产和装备部队，形成中国古代火器发展的高潮。到了清代，满族统治集团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继承明代的成果，大量制造和应用以火炮为主的各种火器，在攻击关隘城池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王朝依恃其军事力量取得全国胜利后，遂日益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不求改进和创新，甚至片面夸耀其传统的骑射武功，严格限制火器的研制、生产和装备数量，以防汉军及各族人民造反。清王朝的统治政策导致火器技术陷于停滞状态，造成中国古代火器发展的大曲折。

在中国古代兵器史上，火器与冷兵器的关系也需要认真探讨。自火器出现，中国在世界上首先结束了冷兵器独占时代，进入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这个并用时代一直持续到近代，才逐渐转入较为完整意义的火器时代。历史表明，从冷兵器时代过渡到火器时代，并不是简单的火器取代冷兵器的互为消长过程。火器的出现，促使兵器技术领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它又是在冷兵器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同时，在初创阶段，火器的数量尚少，威力不大，使用很不方便，战斗作用有限，军队装备仍以冷兵器为主，频繁的战争仍要求继续改进和发展冷兵器。尤其宋、元时期所使用的火器，如火药箭、燃烧火毬、爆炸火毬等，必须依靠弹射兵器进行发射，因而弓、弩、床弩、抛石机等的制造和使用仍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抛石机，构造续有改进，使用更加普遍。可以说，宋、元两代既是中国古代火器的全面创始时期，又是中国古代冷兵器发展的高峰时期。在这个时期，火器与冷兵器在技术上互相结合、互相依存。到了明代，由于火器的大发展，火器与冷兵器的关系开始出现质变。首先是火箭和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的战斗效能稳步提高并扩大装备部队，因而床弩、抛石机等弹射兵器逐渐淘汰，弓箭的装备比例也日益下降。唯用于近战的长、短各式冷兵器，仍然继续改进和使用，有的直至火器时代仍有孑留。

技术决定战术。随着火器的发展和扩大装备使用，必然导致战法、阵法的变革，以至引起整个军事领域，包括军队体制、指挥、训练、后勤、筑城及军事思想等方面的相应变革。战术上和其他相关方面的变革，反过来又必然对火器的形制、性能、结构等提出新的改进要求。事实上，明代的一些优秀军事家已开始在这些方面进行探索，戚继光南平倭寇、北练精锐期间的著述便是历史的实纪。

中国古代火器技术的演变，除了受着国内政治、经济、科技等条件的制约外，到了明清时期，更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东侵所带来的新的严峻挑战。自13世纪（约南宋后期）中国的火药、火器技术传入阿拉伯国家，14世纪初（约元代前期）又传入欧洲，从此火药、火器走向世界。在开始西传的二三百年间，中国的火器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到了16世纪至17世纪初（约明代中期至后期），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新的大规模的工场出现，自然科学兴起并应用于工业生产，同时初期的殖民主义者迫切需要进行海外掠夺和扩张，于是大西洋沿岸的欧洲殖民国家竞相改进和制造火器及舰船，以较快的速度走到了世界前列。当时中国的明王朝已日趋腐败，但在严重的战争局面下，对于火器技术则始终采取积极的态度。明廷通过沿海作战缴获、传教士引进、高价购买等渠道，先后取得了佛郎机、鸟铳、红夷炮等西方先进火器，认真组织专家研究，学其所长，并加以仿制、改进，大大提高了各式火器的技术水平，因而当时中国火器与西方火器的差距并不很大。到清代情况便完全不同了，正当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和走向工业化的时候，腐朽愚昧的清王朝却走进闭关锁国的死胡同，依然自守着封建落后的手工作坊，中国火器与西方火器的差距便愈来愈大。落后就要挨打，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便被外国侵略者用来作为大规模屠杀中国人民的凶器，亘续100多年之久。“一·二八”事变后鲁迅先生写道：“现在是火药蜕化为轰炸弹、烧夷弹，装在飞机上面了，我们却只能坐在家里等它落下来。”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的许多方面都值得认真研究。国防科工委科技部编研室的同志编辑出版这本论文集，无疑将有助于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开展。

奚原

1995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