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莱尔这个名字对我国的思想理论界来说，是既生疏又不生疏的。说他不生疏是指这个名字在一些哲学教科书中也被提及，而说他生疏则是指他的著作建国以后从未在国内介绍或出版过。这也许可以算是一些外国思想家在我国的遭遇的一个典型事例：蒙受恶名，但又不为人们所了解。

这本小书的翻译出版无疑是开始结束这种状况了。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有着独特的个性和思想的卡莱尔，他的见解不是仅仅为一些古往今来的“反动理论”增加了一个例证，而是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

卡莱尔的一生从个性到思想都极为独特。他的影响之大，难以想象。如果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聚集在他身边并受他影响的人开列出一个名单，将会令人惊讶：这些人包括从功利主义的激进分子穆勒，到保守主义者骚塞和洛克哈特，他 中间有知名作家狄更斯，有政治家风云人物如卡芬雅克。他们个个大名鼎鼎，并且思想倾向迥异，都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影响过近代历史。据评价，卡莱尔当时的影响甚至是诸如弗洛伊德这样成系统的大思想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影响也有所不及的。

有如此巨大影响的人物一定是具有惊人独到的思想的了。但正是这一点却迄无定论。如勒·凯内在这本小书的最后一章就认为，卡莱尔既不是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社会理论家，也不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从他在当时的影响来看，几乎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为自己的同时代人视为伟人，但从他的思想来看，却并没有为人类的思想宝库提供什么新的东西。这一点又应如何解释呢？

勒·凯内认为，卡莱尔的伟大要从他预言家的角色及其作用中去理解。卡莱尔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学家，或者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他立志要成为一个预言家，一个可以为他的时代预言的人。正如他早年在给穆勒的一一封信中说的：“不是在诗歌中，而只能是在预言中，在象古代希伯莱人式的严厉的警告中，一个人才能指出当今社会中那些该被诅咒的现实，……”

因此，卡莱尔在自己的一生中，有意识地充当了预言家的角色，他的历史著作，文学评论都是为此目的服务的，他的思想成果也只有联系这一点才能加以评价。

这一点向我们提供了理解卡莱尔的线索。预言家和思想家是可以极不相同的，思想家可以高居在自己思想的山峰之上，超乎于时空之外，他们所提供的思想，可能是当时所不能理解的东西，甚至有时他们也不寻求这种理解；但是预言家却需要同当代直接交流思想，他们要表达出同时代人的焦虑和渴望，说出那种人们想说但又不能清晰地说出来的东西。卡莱尔正是这样，他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当时英国思想界一代精英的普遍认识，表达了他们普遍存在的道德情感，因此，尽管他的思想内容并无多少惊人之处，却依然确立了自己的历史性的地位。比如：他对工业资本主义第一次发出了严厉的道德谴责，把这种社会中人和人的关系归结为“现金交易关系”，他的这种谴责并没有导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分析，也没有促使他提出什么有价值的社会变革方案，但这一谴责却有惊人的明确性和单纯性，它深深触动了当时人们的道德情感，并构成了迄今为止对资本主义最强烈的道德谴责的基础。可以想象，在十九世纪初叶危机重重的英国社会中，他的这一谴责是怎样地震撼着一代正直而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心灵！

的确，不联系当时英国社会的状况，不联系卡莱尔预言家的地位，就不能理解他的作品和思想。他所研究问题的领域，所采用的表达思想的方式，以及作品的风格体裁，无一不体现出颁布预言的需要。比如说，他的社会历史观中有一个核心概念，如果直译出来就是“神圣的公平天意”。这个概念的思想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卡莱尔童年起就受到的苏格兰加尔文教的影响，另一个是卡莱尔后来积极加以接受的德国唯心主义。因此它同时兼有两种含义：从宗教方面来看是上帝主宰人世善恶，而从德国唯心主义方面来看是绝对理念支配历史。这个概念含混不清，很难说是科学的历史哲学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却时时出现在卡莱尔的作品之中，表达了这样一个预言：由于历史最终要证明公平天意的主宰，因此腐败的社会，不负责任的统治阶级一定难逃天罚。（如在《法国革命》一书中，他就把人民革命视为这种惩罚的例子）这多象圣经中所讲的耶稣基督出现在古代巴勒斯坦时的情景：当时社会腐败，人民痛苦不堪，耶稣预言末日即将来临，他向统治阶级宣告：“你们法利赛人要遭殃了！”并号召人民“跟随我，忏悔吧！”向人民许诺一种彻底的拯救。这种启示性预言加上强烈的道德谴责和独特的人格力量，就形成了难以估量的冲击作用。

卡莱尔的历史作品同样如此，他把历史著作公平天意运行于人类社会的证明在《法国革命》这部名作中，他意在向英国人民宣教：如果英国的统治阶级继续不负责任腐败堕落的话，就必然在英国也重复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历史。他动用了全部想象力来形象地刻画法国革命的一些生动的场景、目的便是使英国人如临其境，大彻大悟。对于他的这部著作的写作方法，原来的历史学家都认为难以苟同（尽管都认为这是一部杰作），但难道能孤立地从历史作品的角度去评价它吗？

然而，预言家只有在一个需要预言的社会才能存在并获得成功，他必然随世沉浮。十九世纪初的几十年中的英国社会危机重重，是个需要预言家也产生着预言家的社会。而当危机被渡过，资产阶级的信心得以恢复，社会趋于稳定和持续繁荣之后，预言家便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卡莱尔后来思想的变化，其英雄崇拜思想愈加占居主导地位，同这种变化不无关系。在他看来，既然社会不能通过预言和感召的力量得到改造，那就只有依靠专制君主的权柄了：一个不堪教化的社会，只配享受皮鞭。卡莱尔就这样日益远离社会，陷入孤立。他不再是个对人类痛苦满怀同情的先知，而成了一个咬牙切齿，时时发出诅咒的厌世者。

今天，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都是巨大的，我们可能已经很难想象卡莱尔那种时代的社会状况，评价卡莱尔也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即使卡莱尔作为预言家的生涯极其短暂，他为人类思想宝库提供的积极成果现在看来并不多，但是他的精神力量的源泉，他的教诫的核心——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却至今仍有意义。这种谴责触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只要这一制度不退出历史舞台，人们就仍能感到他投向社会的那严厉的批判的目光

张晓明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