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其庸

梦溪同志把他的《红楼梦》论文结集成书，嘱我作序。我对梦溪同志研究《红楼梦》的情况是了解的，他的论文，大部分我也在发表前或发表时看过，要我写序，似乎没有理由可以躲懒。

大约应该回忆到二十年前的时候了，那时他在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学习，经常来看我，谈论一些学术问题。他与当时的其他同学有一些不同，整天钻书本；看电影，逛公园都没有他的份，有些会议也躲着不去参加。于是颇有点对他的责难之词，什么“白专道路”之类，传到我的耳朵里，曾为之分辩，而梦溪同志，则不顾此种物议，继续专注地走他的路。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他用功钻研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他一个时期集中攻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曾给我看过他的大量笔记和卡片，当时他主要是在钻研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思想，后来把这些成果整理成文了。一九六二年左右我在写关于道德问题的文章，他也很感兴趣，并多次交谈过。我记得起来的另外一方面的情况，是他对文学史和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我对司马迁、杜甫是有特殊的偏爱的，他对此也有同好。我当时买到的四川成都杜甫草堂编的《杜甫年谱》，他首先拿去认真读了，对照几种不同的版本，按编年读完了全部杜诗。还有我们多次谈论过《诗经》、屈原、汉魏乐府等等，记得他对《诗经》和汉魏乐府曾写过文章。以上这些，对他后来的治学，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他研究《红楼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倒反而记不起来了，但他借我的《杜甫年谱》在还我时，我曾捡出他夹在里面的有关《红楼梦》的资料还给他。他发表的第一篇研究《红楼梦》的论文《探春新论》的初稿，我是看过的，清样排出后恰好他要下乡（那时学生都要下乡一个时期），来不及亲自校改了，他委托我代他校改并退回报社，我代他办了这件事，所以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时，我比他先看到。后来我们就时常谈《红楼梦》了。这段往事，一转瞬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内，我们国家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闻道长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胜悲”。这当然是杜甫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但这类诗句，在十年浩劫期间，它总要自动地从你的记忆里跑出来。变化确实很大，社会的，政治的，人事的，思想的，这大概就是苏轼所说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吧。那么“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究竟如何呢？我没有留心于此，但却发现梦溪同志对学术的兴趣、对《红楼梦》的兴趣并没有变。见面时，还免不了要谈《红楼梦》。张宗子说：“名心一点，如佛家舍利，虽劫火猛烈，烧之犹不去也。”我们经受的“劫火”，可谓“猛”矣“烈”矣！但“不去”的倒不是什么“名心”，而是对《红楼梦》爱好之心和对曹雪芹的慕敬之心。治学之道，最难得的是甘于寂寞，甘于清苦。我曾说“艰难长途苦犹乐”，要从治学的艰难困苦中找到乐趣，要肯于和勇于作艰难的长途跋涉，这是很不容易的。我认识到天底下的学问，都是从苦中来的，不吃苦，不能突破吃苦这一关，是不可能获得成绩的。龚定庵说：“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血剑如虹。”治学的攻关，颇有点象佛家的坐禅关，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要不被一切邪魔外道的色相所引诱，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走的是一条艰难长途，而不是短途旅游，不是风光参观团。二十年，在我们的一生中不算太长，但也不算太短，至少可以说它占去了一个人的生命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吧！何况这二十年的后十年是在“劫火猛烈”中度过的，而梦溪同志居然对于治学，对于某一门学问的兴趣，钻研和探索的精神和勇气毫不动摇，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啊！我发现我国的许多老一辈的科学家、艺术家、学术家、文学家，他们都有这样的特点，这样的优良品质。这是最最珍贵的精神财富，精神力量，这是爱国主义的表现，这是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表现，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梦溪同志这部三十多万字的论著所以能够结集出版，正是他对治学的坚持精神的结果。

治学还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离开实事求是愈远，则离开科学真理愈远。这倒不是说“实事”就等于真理，但真理必须从实事求是中得来。因此就要求一个学术工作者，一个笃实的求是者，一个以科学真理为追求目标的人，必须要全面地、确切地掌握有关的资料，对资料作认真的鉴别工作，作“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作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对于一个客观事物的认识，决不是一次即可完成的，要使自己的认识接近于客观真理，往往需要多次的实践，多次的反复，也即是说其中会包含着多次的失败。认识上的失败常常是由于不了解研究对象的全般，结果说错了话。这在学术研究上是不可避免的，在文艺创作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本无足怪。那么，可不可以因此而不去掌握大量资料，不去对资料作考证鉴别工作呢？可不可以因此而不作调查研究呢？答曰：不可以。如果不掌握大量资料而加以精鉴，我们的错误会更多。我们要使自己的研究结论确实反映客观实际，符合客观规律，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认真作调查研究，认真作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订工作，这是科学真理的基石。梦溪同志在他的治学历程中，是颇为重视这一点的，这样就使得他的不少文章，具有明显的求实精神，他自己在本书的《自序》和《后记》里也都表达了这种愿望和精神。

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乃至于整个史学，不懂得版本之学，不认真搞校雠工作，学问不可能扎实。然而目前能搞这方面的学问的人已经不多了，精于此道的专家尤其不是很多，我自己虽然痛感这方面没有狠下功夫，所知甚浅，因此常常带有“学不足”之感。特别是版本这门学问，除了大体区别各个时代的版本特征，各个特殊地区的版本特征等等以外，每一部书都还有自己独自的版本特点，有矛盾的特殊性。拿《红楼梦》来说，光是前八十回，乾隆时期的抄本就有十多种，这十多种又各不一样，例如庚辰本与己卯本是一个系统，蒙古王府本、戚蓼生序本、南京图书馆藏抄本戚蓼生序本这三种又是一个系统；《红楼梦稿》前七回，又与己卯本的前七回相同，今己卯本的开头几页已缺失，我们从《红楼梦稿》本的开头，就可以得知己卯本的开头。而号称为乾隆十九年的甲戌本，则又是一个独特的本子，它的抄成年代，实际上较晚。还有木活字本系统的程甲本和程乙本、程丙本等等，要系统地讲《红楼梦》的版本，那真是一言难尽，无怪乎一粟要写成一部四百多页的专著了。然而这个版本之学，也是治学者所必攻的。不懂某一种书的某种版本在先，某种版本在后，不懂得这许多版本之间的相互交叉的情况，研究工作就会陷于混乱，甚至闹出笑话来。梦溪同志参加过一段时间的《红楼梦》校订工作，对《红楼梦》的许多版本多所涉猎，因而才有可能写出《论＜红楼梦＞早期抄本的回前诗和回末诗对》这样的文章来；《论甲戌本＜石头记＞的＜凡例＞》和《＜红楼梦＞的版本演变和红学史上的斗争》等，也属于这类性质的文章。

现在学风问题和文风问题是思想界、学术界的大问题。学风和文风代表着一个学术工作者的思想面貌，归根到底还是社会思想的反映，所以学风和文风从来不是孤立的问题。“四人帮”横行时期的学风、文风，那种假、大、空的东西，那种充满着诡辩和欺骗的东西，那种“左”得不能再“左”的东西，都是适应“四人帮”的政治需要，为“四人帮”的某种目的而存在的。这当然不是说所有写过这类文章的人都有问题，而是说社会上，学术界之所以刮起这股风来，不是平白无故的“起自青萍之末”，而是发自“四人帮”的喇叭筒里。现在“四人帮”垮台已经五年了，我们需要提倡什么样的学风和文风呢？我认为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文风，提倡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倡在学术研究中做好基础工作，包括切实的资料整理工作。理论当然是重要的，而且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但是没有充实资料的空洞理论是没有力量的，是缺乏战斗性和说服力的。应该看到，目前在思想界、学术界，“四人帮”的余风未清，余毒未除，我们决不能忽略这点。因此，凡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与文风的研究者，和以这种学风与文风写出来的著作，都应该得到学术界的尊重。

要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文风，就必需认真地正确地贯彻党的双百方针，真正做到民主的和平等的讨论问题。学术是探讨的领域，发生不同意见和展开论辩是一种正常现象，健康的现象，是理论深化和发展的必要方式。试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有多少重要著作，不都是从论辩中产生的吗？所以有勇气的学者从不害怕论辩，也决不害怕批评，更不忌讳批评。当然批评应当是正常的而不应当是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应当尊重对方而不应该贬抑对方；应当是与人为善的而不应当是与人为恶的。孟轲说：“吾岂好辩也哉，吾不得已也！”我很欣赏孟轲这种论辩家的风度。我认为害怕论辩，就是理论上的怯懦的表现。因此，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我们要勇于论辩，善于论辩，而决不是回避论辩。梦溪同志的这部论著中，正好有一部分是论辩性的文章，例如《秦可卿之死与曹雪芹的著作权》就是带有代表性的一篇。当然，谁的理论正确，决不是看谁的自信心足，而是要看谁真正讲出了客观真理。不论是文章或者是书，一经发表出来后，就再也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的东西了，而是产生了社会作用，具有社会性了。因此它的正确与否，不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不论是毁还是誉，它都得经受长时期的社会实践的、也即是历史的检验。这个历史的“关”是人人必须过的，也是任何理论（只要称得上是理论）都必须过的。我们应该充分相信历史是公正无私的，我们也应该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是永葆青春的。

在当前的思想界和学术界，我们多么希望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啊！我们多么希望在理论上有“振衣千仞冈，濯足大江流”这样高瞻远瞩和发人深思、启人智慧的著作问世啊！

梦溪同志的年龄并不大，今年才满四十岁，这证明我们的中年和青年一辈中，蕴蓄着大量的人才，我们应该鼓励和帮助青年和中年的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文风，勇于著书立说，勇于论辩，切不要让人材老去，切不要等他们的头发白了，才让他们去做青年和中年时期就应该做的事。“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几句话，现在还是有意义的。

当然，我们应当谦虚谨慎，任何时候都不应当骄傲自满，在我们伟大祖国五千年的文化积层面前，我们个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在千百万群众的集体智慧面前，我们个人的一点见识，又算得了什么呢？人最可贵的东西是纯朴，最好的文章的思想和风格我认为也是纯朴。“贲象穷白，贵乎返本”。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要丢掉这份可贵的思想和精神财富。

梦溪同志这部书的思想内容，是广博而有深度的，他的目光是锐利的，他的文笔也是令人爱读的，这些方面，自然读者有自己的炬览，无须乎我再作介绍。因此我讲了一些关于他的治学方面的情况，这似乎是题外话，然而正因为是题外话，是这本书里他自己不曾讲的，所以我才有必要讲一讲。这或许对于读者，也还有点用处吧。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六日夜二时草于京华瓜饭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