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和斯大林一贯认为研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遗产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阐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国进步思想界的发展道路时，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写道：

“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勇气魄、难于置信的努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检查成败原因，参照欧洲经验，终于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俄国革命人士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而不得不侨居国外，十九世纪后半期他们国际联系的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的熟悉，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6130948。

列宁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一文中，称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革命运动和进步俄国文化最著名的代表之一。在另一篇文章（《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在强调俄国存在坚实的唯物主义传统时，列宁举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著作作为例证。斯大林在关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的报告中，在列举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和不朽的俄罗斯人民天才儿子们的名字时，提到了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也高度评价杜勃罗留波夫的活动和遗产。列宁称他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

研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活动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应该以列宁的“保存遗产，完全不等于还局限于遗产”6130949的论断为出发点。列宁主义吸取了过去的优秀传统，成为俄国和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崭新阶段。

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于整个我国文化、对于研究过去的伟大遗产具有巨大的意义。在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中，有力地提出了典型性问题和正面人物问题，指出了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为研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为研究古典遗产，特别是研究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作为它的理论表现和概括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是在马克思以前的世界美学思想史上的最高成就。

“大家知道”，日丹诺夫在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说道，“列宁主义体现了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派的一切优良传统，我们的苏维埃文化是在批判地改造过去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产生、发展和达到繁荣的。在文学领域中，我们党曾从列宁和斯大林口中不止一次地承认了伟大俄国革命民主派作家和批评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普列汉诺夫的巨大意义。”6130950

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对整个进步俄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体现和捍卫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真正的文化是不能置身于人民之外而得到发展的。

革命民主主义者把文学理解为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的强大武器，阐明了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探讨了同艺术的历史起源和社会作用以及同艺术方法有关的问题。

这样就创立了关于艺术的进步学说——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主义美学。

列宁与斯大林开辟了美学思想史上的新纪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阐明了艺术创作的极其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民主主义美学的最进步的代表们所不能彻底解决的。然而，要细致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却不能不系统地、全面地、批判地掌握革命民主主义者在这一领域的遗产。

日丹诺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说过：

“因此，苏联文学的优良传统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优良传统的继续，是我们的伟大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所创造的、普列汉诺夫所继承的、以及列宁和斯大林所科学地发挥和论证了的传统的继续”6130951。

大家公认，在形成人民群众的革命自觉方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起过象俄国文学一样的作用。但是，在谈到俄国文学的这种伟大历史作用的时候，不应忘记，它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必须归功于它同人民、同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有机联系。

十二月党人运动对于普希金的创作，对于他的现实主义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果戈理的现实主义，正如别林斯基所指出的，则是由整个以往的进步俄国文学的传统，首先是普希金的传统，培育出来的。在普希金和果戈理的创作的基础上，别林斯基创立了现实主义理论，它同普希金和果戈理的传统一样，为俄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6130952。十九世纪的许多著名俄国作家都承认自己是别林斯基的学生。赫尔岑作为一个作家，曾经受到别林斯基的影响，这种影响扩展到象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他在对别林斯基论普希金的文章的评语中，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对于托尔斯泰的创作活动，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起了巨大的作用。

无论是象涅克拉索夫、谢德林和格列勃·乌斯宾斯基6130953这样一些属于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作家，还是象屠格涅夫、奥斯特罗夫斯基和冈察洛夫这样一些就其社会政治观点而言不同于革命民主派的作家，他们都受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美学的强大影响。

主要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进步的俄国批评界，指出了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发展的道路，确定了关于文学、关于文学的使命的概念。遵循着这些概念，优秀的俄国作家们忠实地为自己的人民服务。

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根据社会生活在其历史发展的特定时期的需要，提出了文学所面临的任务。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伟大，其部分原因，就在于作为别林斯基的学生和追随者，他们向同时代的文学指出，如果不是创造性地掌握普希金和果戈理的传统，不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贯彻别林斯基的遗训，它就不能生存和发展；同时又指出，如果不了解新时代的新要求，并加以实现，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民族文学。

在本书中，只研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的一个问题——他们对现实主义的论述。

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以及受它指导的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是由社会经济矛盾的发展和俄国解放运动的高涨所决定的。

十分清楚，革命民主主义者对现实主义的阐述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扩大和深化了。现实主义本身在最伟大的艺术家们的创作中的具体表现也在扩大和深化。本书的任务就在于指出这些过程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联系。这本书的结构也服从于这一目的。它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阐述别林斯基关于现实主义的观点，第二部分阐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第三部分阐述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

从另一方面来说，本书的任务仅限于阐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关于现实主义的观点。别林斯基是唯物主义美学的创始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论著中，唯物主义美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皮萨列夫继承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的传统，然而他在自己关于艺术的评论中，并没有始终站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所达到的高度上。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是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期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学生和继承者。他在阐述现实主义理论本身的一系列问题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贡献，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超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所创立的艺术学说的范围。

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认为可以仅限于考察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关于现实主义的观点的理由。

关于本书的性质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书中探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关于现实主义的见解仅限于以下的范围，即阐明伟大批评家们对现实主义方法的本质的理解，以及他们对现实主义方法在俄国文学中的形成和发展的看法。

典型性问题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关于现实主义的学说的中心问题之一。

别林斯基首次广泛地探讨了典型性问题。早在他的早期论文《论俄国中篇小说与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里，他就写道：“创作的独创性，或者更确切点说，创作本身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典型性……这就是作者的徽章标记。在真正富有才华的作家的笔下，每个人物都是典型；对于读者，每个典型都是一个熟识的陌生人”（《别林斯基全集》第2卷，第224页）。在四十年代的论文中，别林斯基特别注重典型性的问题，他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根据进步的俄国文学的经验——普希金、果戈理以及他们的追随者的经验，深入研究了这一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把整个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深化了关于现实主义、关于典型性的唯物主义学说，但是在他们对典型问题的研究中也表现了他们的唯物主义的缺陷。例如，在把人民群众反对自己的压迫者的经久不息的抗议看作他们最典型的特征的时候，革命民主主义者用人的本性所固有的特性来加以论证，并把这种抗议称为人们的“自然意愿”。

唯一足以保证对革命民主主义美学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的方法，是从它的具体历史制约性来进行研究。只有采取这样的方法，才能既肯定它的优点，也指出过时的、不正确的成份，而这些成份是应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予以说明的。这使我们能够更充分地和更深刻地理解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这些构成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光荣和骄傲的活动家们留下的全部优秀遗产对我们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