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史》课题研究，始于1988年初，至今已逾六年。

一

众所周知，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高而又最年轻的高原。其范围包括西藏全境和青海省的大部分，平均海拔约4800米，面积为230万平方公里。青藏高原的崛起距今200到300万年时间。藏民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七千到一万年前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拉萨城市创建于一千三百年前的吐蕃王朝时期。拉萨是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藏民族进步和文明的象征。

拉萨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有她自己的特殊环境、特殊经历和特殊情况。西藏的特殊环境锻造了西藏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勇敢的特殊性格；世世代代的藏族人民，要在世界最高的青藏高原高寒的气候条件下，在特殊的地质、地形地貌构成的西藏大地上为维持生存繁衍而加倍努力。在漫长的历史上，藏民族以自己的血汗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支撑复杂而又庞大的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经济、社会系统的运行，于是逐渐形成了令世界称奇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模式。一千多年以来，拉萨城市，是由具有特殊性格的藏民族创造和建设的；古代的拉萨城市，是古代藏区生产方式和文化模式的结晶。至近代，殖民者的魔掌伸向西藏；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潮流不断冲击西藏地区特殊传统生产方式和文化模式。在内忧外患风云变幻的近代，整顿吏治、变法图强的主张和措施，于清末曾在拉萨颁布和推行，虽然夭折了，但自有其历史意义；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民国年间，一些藏族留学生和开明人士，在拉萨创办实业，发展商业贸易，兴办学校。

建国以来，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的伟大转折，百万农奴翻身做主人，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光明大道。改革开放以来，西藏自治区领导者和人民遵循党中央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战略决策，从西藏实际出发，以驾驭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创造性地把中央政策落实为建设西藏的决策和措施，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拉萨市政府领导下，拉萨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已逐步纳入现代科学的轨道。他们取得的成就和有特色的工作经验，对当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二

要编著一部拉萨史，并非易事。一是拉萨城市生长于青藏高原的特殊环境；二是古代拉萨城市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古代藏区的特殊生产方式和特殊文化模式；三是在西藏文献资料中，存在佛法的“净相”历史与世俗的“实相”历史的矛盾现象。这如同在藏医学发展史上曾识“心尖向上”被认为“吉祥”，而“心尖向下”被认为“凶兆”和“死亡”。因而“实相”历史的苛刻，无法接受“净相”的历史。在“净相”历史文献中，吐蕃世系的先王被描绘为上天之神，或来自释迦血统，而且这类解释又为近代殖民者和搞“西藏独立”的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挑拨离间，事情就变得更为复杂。著名的藏族历史学家恰白·次旦平措发表过一篇著名的论文：“聂尺赞普本是蕃人”，文中写道：“当你想通过研究松赞干布的业绩来评价藏民族的历史时，却有人提出聂尺赞普并非藏族人的谬论，你对此又无法做出决断时，则松赞干布的功劳完全属于藏民族之结论，便难以令人心悦诚服”。这位著名的藏族史学家，“不囿于个人的信仰与好恶”，提出“佛法的‘净相’历史与世俗的‘实相’历史不能混淆”。根据他多年的研究，认识到“藏族人种的起源”与“吐蕃世系的基本范畴”，是藏族历史上相互联系的两个重大问题。因此，我们在编著《拉萨史》时，不得不从藏族族源神话、西藏地区的科学考察和西藏考古资料入手，阐述藏族族源和文明起源与发展问题；不得不叙述原始社会时期，在西藏地区，发明畜牧业和农业，使用金属，在陶器上刻出近似于特定意义符号的棱形刻画，开辟疆土和建立城堡的是西藏地方土生土长的藏族人。松赞干布的事业完全属于藏族的功劳，拉萨城市从西藏历史的深处走来。

在此后的拉萨城市发展史上，我们既要深入认识世世代代藏民族在藏区创造的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文化模式，并探索其演变，目的是要科学地揭示拉萨城市发展和演变的经济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约因素。与此同时，还必须认识由历史所铸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对西藏历史发展和拉萨城市发展的伟大历史作用。

在西藏城市发展史上，许多历史人物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也有一些恶人给拉萨制造了灾难。赞普松赞干布是西藏历史上智勇双全的一位英雄人物，他统一了西藏，建立吐蕃王朝，立都于拉萨。

赞普迎取文成公主“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旧唐书·吐蕃传》）,“于是以无量酒食招致众民，请命于王，建一广大城堡，于乙未年奠基，高达十三围墙，既高且阔，每边约一里余。大门南向，红宫九百，合顶上之王宫，共一千间。一切宫檐，以宝为饰，走廊台阁，铃铎冷然，堂皇美丽”（福幢著、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这就是最初建于红山上的布达拉宫。文成公主则协助赞普设计建造了大昭寺和小昭寺。然而，在吐蕃王朝末期朗达玛灭佛，大肆破坏了这些宫殿和寺庙建筑，布达拉宫毁于战火。千秋功罪，历史已有明断。元朝是我国各民族联合统一为多民族国家的重要阶段。元世祖忽必烈制定和实行了改善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措施，其中有一项即是起用大批少数民族人担任中央王朝的高级官职，如藏族人、花刺子模人、回纥人、维吾尔人、契丹人、女真人、西夏人等，他对中华民族统一联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八思巴和桑哥既对祖国各民族联合统一做出贡献，又对西藏地方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伟大历史贡献。八思巴是忽必烈最早供奉的藏族僧人，1260年被封为国师，1270年升号帝师（公元1270年帝赐特诏，封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造文字，辅治国政，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元王朝让八思巴统领天下释教，掌管西藏地区的宗教和行政大权，既统一了西藏内部，又加强了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管理，从而为拉萨城市的发展奠定了稳定的经济社会前提条件，奠定了藏族在多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元代，还有一位官位至宰相的藏族人桑哥，他并不为人们所熟悉。但他不仅是藏族第一位做中央王朝权臣的大人物，而且是对西藏和拉萨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元史》记载：桑哥“能通诸国言语，故尝为西番译吏”。桑哥原来是八思巴身边的译吏，“皇帝亦因彼之识见功德，将彼由上师处取来，历任各种官制（职），俱胜任”（《汉藏史集》）。《元史》还记载：桑哥“狡黠豪横，好言财利事，世祖喜之”。他曾任尚书右丞相，进阶金紫光禄大夫，兼任过总制院使领功德司事，后来又兼任宣政院第一任院使（仁庆扎西：《元代中央王朝中的宰相桑哥》）。桑哥对西藏和拉萨城市发展的贡献，述其要者：一是率兵平定西藏萨迦派内乱；二是改变乌思藏地区驿站制度，既减轻了乌思藏地区人民的负担，又使元朝设置的驿站较好地发挥了作用，促进了拉萨与内地之间的交通；三是按元朝制度保证了乌思藏地区官员从元朝得到饮食衣着和常例俸钱；四是对乌思藏地区的赋税采取了减免措施。既赢得民众拥护，又促进了中央王朝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和关系的融洽。到明清时期，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全面加强，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活跃，相互促进的作用更大。清代地区经济发展，城市市场活跃，拉萨城市呈现一派复兴景象，城市各项建设大大超过前代，宫殿、寺庙、街市、衙署、园林建设最为突出，其中，又以布达拉宫的重建、扩建和罗布林卡的修建最著名。五世达赖重建布达拉宫，建成白宫。1862年五世达赖圆寂。1690年摄政策巴桑吉嘉措在白宫上加建红宫。清康熙帝专门派了114名汉族和满族工匠进藏参加工程建设。布达拉宫的重建、扩建工程经过半个世纪，遂有现存布达拉宫的规模。乾隆时的布达拉宫高13层，115. 4米，东西宽360米，南北长约110米，占地面积41公顷。清乾隆帝派兵打败廓尔喀军队的入侵，保卫了祖国领土完整和西藏人民的安全，当然也保证了拉萨城市免遭涂炭。根据乾隆谕令，拟定“二十九条”章程，成为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法规的规范。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自幼与乾隆皇帝同窗，“同习汉、满、蒙三种文字”，儿时建立了纯真友谊，成年后，各自登上政教高位，终生合作，配合默契，对奠定今日祖国多民族大家庭，对西藏和拉萨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第三世章加活佛。他是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与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相提并论。乾隆皇帝为了与六世班禅对话，曾专门向章加活佛学习了藏语。当乾隆帝在避署山庄第一次见到六世班禅的时候，便立即用藏语向他表示亲切问候。乾隆说过一句话，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他说：“佛教之所以能够长时间在西藏得到发展，完全由于那里的寺院搞得好一。他这句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对西藏寺院作用的了解。按照清代的西藏生产方式和文化模式，拉萨城市好，与寺庙好联系着，寺庙好，与藏传佛教发展联系着。这揭示了那个时代拉萨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实际。清代有外部侵略势力想破坏西藏和拉萨发展，也有内部的恶人想制造混乱破坏拉萨的发展，同时也有为保卫拉萨发展做出牺牲的英烈。到了近代，英、俄、美帝国主义殖民者，或派密探潜入拉萨，或明火执杖地打进拉萨，烧杀抢掠。藏族同胞则浴血反抗外来侵略势力，当英帝国的侵略军侵入拉萨城后，则有喇嘛冲进敌营，杀死杀伤侵略者，而壮烈殉国，是为著名的“袈裟英雄”。不顾“痰喘吐血”的张阴棠，为抵抗外来侵略，为西藏和拉萨城市的发展，整顿吏治，变法图强，发布变法文告，日夜辛劳，还遭受谗言。十三世达赖在内忧外患的重重困难中，走过了他复杂矛盾的一生，但他在民国年间，“顷心向内，谋五族共和”，在拉萨推行改革，他重用留学归藏的人才，使拉萨破天荒地出现了电灯、电报、机械厂、铸币厂等。九世班禅罗桑图丹·却吉尼玛热爱祖国，维护国家统一，倾心祖国，投奔中央政府，为民请命。辗转各地，呼吁和平团结，共同反帝抗日，为抗战捐款3万，公绩3万汇寄前线，救济伤兵，为祖国祈祷胜利。他忠于人民，是促进各民族团结的楷模。在西藏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历史的伟大转折已经到来，但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却仍要阻挡历史车轮前进。以大扎为代表的反动农奴制的代表人物，甘当帝国主义反动派的走狗，疯狂地破坏人民的解放事业，妄图制造“西藏独立”。与此同时，爱国志士则为国家民族的解放牺牲流血。被朱德总司令称为满腔爱国热忱的格达活佛是第一个主动要求赴拉萨劝和的，1950年8月22日，格达活佛在昌都遇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早在1949年10月1日就自青海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称：“西北已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1950年11月9日，阿沛·阿旺晋美和昌都的40多名官员联名写信给达赖喇嘛，叙述他们对中央政策的理解，请求迅速进行和谈。此信由阿沛亲自派坚赞平措和噶淳桑林巴去拉萨，呈送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昌都战役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昌都等地开展多项工作的巨大影响，使陷于困境的西藏地方政府中出现一批开明的有识之士，主和派占了上风。经过从中央到驻印使馆和入藏部队的一系列努力争取，达赖喇嘛终于决定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赴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进行和平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签订了，全国一片欢腾。按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的规定，人民解放军各路入藏部队于1951年秋开始向西藏腹地进军。在这次长途进军中，英雄的解放军指战员和沿途支援部队的藏族同胞一道，起早贪黑，忍饥挨饿，淌冰河，爬雪山，艰辛跋涉，装货卸驮。先遣支队进抵太昭（工布江达）时，同行的阿沛·阿旺晋美见到部队缺粮，立即启用他在附近庄园的存粮，要庄户连夜炒磨糌粑万余斤供应部队，对先遣支队从太昭到达拉萨的最后一段行军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王贵：《藏族人民支援解放军进藏》）。中华优秀儿女为西藏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奋斗，立下了与日月同辉的伟大功劳。到1959年西藏反动分子发动叛乱，人民解放军和西藏人民共同平息叛乱，又有一批优秀的中华儿女血洒西藏大地，身死为国殇。西藏能有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拉萨能有今日的现代化面貌，藏族同胞能有今日的幸福日子，是世世代代藏族同胞与中华各兄弟民族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历史前进的结果。当我们写完这部《拉萨史》的时候，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那些杰出人物是历史的宠儿。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势力，历史无情地把他们钉在了耻辱柱上。

三

城市是特定的。任何城市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地方的特定城市。因为城市具有时代性，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所以城市是动态的、发展的，必然具有历史延续性与现实性的结合。因为城市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由此而形成了每座城市的鲜明个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拉萨城市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步一步走到现代，具有强烈的时代性。拉萨生长于我国也是世界上最高而又最年轻的高原上，造就了它特定的地方特色，拉萨由具有特殊性格的民族所创造和建设，造就了拉萨城市的民族特色。所以，拉萨是一座城市，但它不是一般的城市；拉萨是一座庙城，但它不是一般的庙城；拉萨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但它不是一般的历史文化名城。那么，拉萨史，也就不是一般的城市史。因此，我们既要在一般城市发展规律指导下认识和研究拉萨史，更要认识和探索拉萨城市发展的特殊规律。以求符合民族实际、地方实际和历史实际，符合建设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需要。拉萨城市的历史和现实，向人们展示的是藏民族的智慧和创造才能及其伟大的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藏民族又是一个开放的民族，自古以来就勇于和善于吸收各兄弟民族的科学文化成果，并与各兄弟民族合作建设西藏、建设祖国。由藏民族的历史脚步凝聚而成的举世闻名的拉萨城市，向全世界昭示着西藏地区的发展和民族进步，总是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变革和发展血肉相联，密不可分。凡是到过西藏和拉萨的人，只要你在大昭寺前、布达拉宫前、罗布林卡前、甥舅会盟碑前、高耸入云的由胡耀邦题词的青藏、川藏公路纪念碑前一站，就会对西藏地区和拉萨城市与祖国大家庭的血肉联系，顿感大彻大悟。

当代西藏高科技的发展和文化体育事业的进步，更是藏族儿女和兄弟民族儿女们的共同事业。1977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一支小分队，在西藏科委和解放军的协助下，在“世界屋脊”海拔5500米的甘巴拉山山顶上建成迄今世界上最高的高山乳胶室，1978年，我国登山队又在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6500米处设置了一个小乳胶室。乳胶室是用以发现和研究星际空间超高能粒子的理想设施。1990年十一届亚运会的火种是由拉萨市艺术学校的15岁藏族少女达娃央宗在喜玛拉雅山脉的一座山峰上从太阳能聚光镜下的聚光火种点燃。“亚运圣火取自圣地，亚运火炬燃遍神州”，它象征着十一届亚运会的神圣、纯洁和崇高。同时，象征着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崇高使命。因而，素有“日光城”之称的拉萨更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