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是位在西方文明史上产生过，并在某种意义上还在产生着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在教会内部，托马斯的学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著作被当作基督教神学的典范。天主教会的教士法规规定，凡有志献身于教会工作的人必须化两年时间研究其哲学，四年时间学习其神学，并要求教授们必须根据这位“举世无双的教师”的方法、教导和原则从事教学。1323年，托马斯被封为圣徒，1563年被命为“天使博士”，从而成为经院哲学的最大权威。

事实上，一直到托马斯时代，被基督教会视为至高无上的理智权威和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的，是四世纪时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者圣奥古斯丁。他在基督教思想界中的形象是如此崇高，以致神学家、坎特伯雷大主教安塞伦仅因自己未曾说过一句奥古斯丁没有说过的话而感到荣耀万分；在其他一些基督教思想家那里，甚至还可以经常看到如此有趣的论证：因为这是奥古斯丁说的，所以是真的。奥古斯丁能享有这样一种特殊地位，原因很简单：基督教本身包含着柏拉图主义的崇高精神，新旧约全书与柏拉图对话有许多吻合之处。而奥古斯丁就是打着柏拉图的旗号出现的，在他的著作中，浸透了柏拉图学派的各种学说。

相反，托马斯所推崇的非亚里士多德在当初倒是基督教会的大敌。他的许多学说，由于与基督教信仰直接相违而屡遭教会禁止。如1210年巴黎教区理事会议决定，严禁公开或私下地讲授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1215年经教皇特使批准的巴黎大学章程也明令禁止传授他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著作。1263年，面对越来越强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思潮，教皇乌尔班四世还重申了1210年的禁令。就是托马斯学说本身，由于倡导亚里士多德主义，虽未被指责为异端，却在一开始被认为是危险的。有些学说因被认为是在给敌人发放通行证而属受禁之列。例如1270年，多米尼克会和圣芳济会的许多成员，特别是佩卡姆，就激烈抨击托马斯的实体形式单一性理论，认为这有违于奥古斯丁和安塞伦的圣旨。托马斯关于世界必然是单一的、质料是个体化的原则、天使可以被个体化等学说也被列入1277年3月7日巴黎主教斯蒂芬·坦皮尔谴责的219个学说之中。在紧接着的1277年的3月18日，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基尔沃特利在牛津再次谴责了托马斯关于实体形式的单一性和质料的被动性学说。上述的巴黎禁令只是在1325年才被取消，而牛津禁令始终未被正式废弃，只是后来人们不再加以重申罢了。

那末，托马斯何以能取代奥古斯丁而成为基督教会最大的官方哲学家呢？在十三世纪，长期以来为人们奉若神明的奥古斯丁的神学和哲学受到了多方面的冲击，它在基督教世界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始被动摇。这主要是由于大量亚里士多德著作及后人、特别是阿拉伯人对此所做的评注被引入拉丁世界。面对他的一部部自然哲学、形而上学和心理学巨著，基督教思想家们发现，原来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作为逻辑学家的亚里士多德突然变得陌生了。他们为其思想的广博、深刻和体系的融会贯通而惊叹，同时又为其许多学说与以奥古斯丁学说为代表的基督教神学直接冲突而害怕。于是，在对待亚里士多德问题上，因而也是在对待传统的奥古斯丁问题上，思想界内形成了分庭抗礼的两大派别，一是以格罗西塔斯特、哈勒斯的亚历山大和圣·鲍那文多拉为代表的具有保守倾向的奥古斯丁主义者，另一则是主要以布拉班特的西格尔为代表的阿维洛伊主义者。前者死守住奥古斯丁的旧摊子，视亚里士多德哲学、特别是其形而上学理论为异端邪说，毒蛇猛兽；而后者则全盘接受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当然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

但两派也都遇到了各自的问题。对于奥古斯丁主义者来说，不管怎样，特别是在纯哲学和自然科学理论方面，亚里士多德在西方世界无疑是无以伦比的，抛弃了他的学说，等于抛弃了人类有始以来最伟大的智慧，而他们显然是不愿受这种指责的；而对于阿维洛伊主义者来说，尽管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与他们所信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相冲突，但它毕竟代表着基督教的精神，因此完全将它视为乌有，也是他们于心不忍的。因此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亚里士多德与奥古斯丁果然是那样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吗？能否另辟蹊径，把两者结合起来，使基督教教义因引进了亚里士多德学说而变得更加合理、使亚里士多德学说有了基督教理论为后盾而更加牢固呢？被称为伟人的阿尔贝特首先作了这样的尝试，虽然结果不能令人十分满意。他的学生继承了他未竟的事业，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个学生就是托马斯·阿奎那。

比萨卡瑟林教堂的祭坛上有一幅画，在很大程度上形象地说明了托马斯是如何把在人们看来是誓不两立的两大思想体系融为一体的。画面上，在来自摩西、圣保罗和四位福音传教士的神圣之光照耀下，圣托马斯手捧圣经，正坐中央，膝上翻开着他的《反异教徒大全》，左侧站着柏拉图，右侧立着亚里士多德，脚下则横躺着被击败的、手里拿着其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评注的阿维洛伊斯。作为一个基督教徒、神学家、教士，托马斯对于以柏拉图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奥古斯丁的神学哲学理论推崇不已；同时作为一个顺应潮流的开明人士，他对亚里士多德学说同样坚信不疑，而且在他看来，真正的、本来的亚里士多德与基督教教义是完全一致的。人们之所以认为这两者互相冲突，这完全归咎于阿维洛伊主义对亚里士多德的误解和曲解。因此阿奎那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呈现亚里士多德的本来面目（当然，这实际上也不过只是他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使之与基督教神学相符合。

举例来说，人的理智灵魂是全人类统一的，还是各不相同的，在当初就是一个争论得最为激烈的问题。因为根据当时大多数人接受的观点，人的灵魂的各个部分中，唯有理智灵魂本质上并不依赖于肉体，因而在肉体死亡以后，可以继续存在。但是如果理智灵魂是全人类统一的，那末基督教关于个人灵魂不灭和死后报应的教义就全无根据了。因此当时的奥古斯丁主义者坚持认为个人的理智灵魂是各不相同的，而阿维洛伊主义者则打出亚里士多德的旗帜，认为不但能动理智（使事物可以被理解，就好象阳光能使事物可以被看见一样）而且被动理智（接受可理解的东西，就好象眼睛接受图像一样）都是全人类统一的。于是托马斯出来调解，奥古斯丁的理论是对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也不错，问题是被阿维洛伊主义者误解了。因此他以正宗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自居，把矛头指向阿维洛伊主义者。首先，阿奎那指出，亚里士多德把能动理智比作阳光、而不是比作太阳。这就形象地说明能动理智在不同的个人那里，并不象阿维洛伊主义所误解的那样是同一个东西，而是各不相同的。因为太阳确实只能有一个，但从太阳发射出的光芒却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其次，阿奎那看到，亚里士多德把人的理智比作人的实体形式，即决定一个人的本质的东西，这一点就表明阿维洛伊主义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如果真的所有人的理智灵魂是同一的，那么亚里士多德就必须得出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所有人都有相同的实体形式、相同的本质，因此所有人都是同一个人、无法加以分辨开的同一个人。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再次，阿奎那断定，亚里士多德把认识看作是被动理智接受可以理解的东西的过程。如果这样，阿维洛伊主义假定所有人的被动理智是同一个东西就必定是一种严重的误解。因为这种假定的一个必然结论就是，每个人的认识的种类、程度、多少都相同。显然这是与经验和事实相违的。

在许多其它问题上，托马斯也用类似的方法，把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基督教学说融为一体，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基督教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庞大体系。正是这种基督教亚里士多德主义取代了过时的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给沉闷、僵死的基督教世界带来了新鲜空气和生命活力，并为托马斯奠定了使其在教会中成为最大圣师地位的基础。因此，可以说托马斯是两个伟大思想体系的伟大综合者。但这并不是说托马斯只是现存理论的接受器和风向标，而完全没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事实上，没有一位思想巨匠能在其精神劳作中作出绝对的创新。任何人都必须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向前迈步。在这一点上，托马斯·阿奎那当然也不能例外。他在构筑其基督教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体系时，也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其中有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哲学思考仍是有启发意义的。例如，在近现代哲学中争论颇多的自明真理（即分析命题）问题上，托马斯的见解至今仍不失为一家之言。托马斯认为，自明真理确是只要知道其主词即能知道其谓词的命题，但却不能就此而说它是完全独立于经验的。因为即使这种命题是定义性的，是概念（即其主词）的展开，但概念本身是依赖于经验的。而且，与今天大多数人持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自明真理并非只限于数学和逻辑领域，而是遍布于任何学科。因为任何学科中都有定义性命题，而任何定义性命题都是自明真理。只是在托马斯看来，自明有本身自明与对人自明之别。自明真理本身都是自明的，但对于不熟悉它的人来说就不是自明的了。如对于不懂三角几何的人来说，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1800就不是自明的，虽然它本身是自明的。在其它一些方面，如关于意向存在、个别理智、实践理智等论题，他也有许多独到的，耐人寻味的观点。问题只在于，托马斯的许多思想是在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中提出的。既使在其自己的论著中，他也习惯于援引古人的看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正是这一现象，使许多人对托马斯思想中的独创性视而不见。

托马斯·阿奎那在西方思想史上是具有独特地位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影响能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人相媲美，当然这有其教会的宣传在里头。迄今为止国内对托马斯思想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将安东尼这本介绍托马斯·阿奎那的生平、著作和主要哲学思想的小册子译成中文，或许能对了解和研究这位思想家，起一点推进的作用。

黄勇

一九八六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