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唯物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来说，有相当广泛的一类哲学的和涉及到其他科学领域的文献是他们容易了解的。这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奠基者们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唯物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的联系问题获得了全面的科学的解决；第二，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哲学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的著作，其中包含着关于唯物主义哲学对具体科学、具体科学的成就对哲学的意义的见解；第三，是哲学史和自然科学史的著作，其中自觉地或直觉地从哲学同自然科学联系的一定概念的角度出发，对历史材料加以分类和解释；第四，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研究和阐述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和哲学同专门的自然科学的联系问题的著作，其中注意到了哲学思维和自然科学认识的最新成就。

上面提出的文献分类，不求其全，只是描绘了作者们在解决所提出来的课题时所利用的材料来源的范围。而作者们的任务在于，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著作和苏联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活动成果，来考察在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哲学同自然认识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形成的，怎样意识到这些实际上存在着的关系，在于阐明唯物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的相互联系中今天已成为规律的那些趋向的萌芽和演化。在解决这个任务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作者们没有忘掉这本著作的主要目的：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哲学同自然科学相互联系的学说的最重要的特征，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普遍的认识方法论。

在分析哲学同自然科学相互关系史的过程中，作者们碰到了一系列并非全部都能完全克服的困难。主要的困难在于，在哲学同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的实际历史中，实质上联结着两个不同的过程。一个是真实发生的过程，在单独地理解哲学或自然科学的时候，对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常常远未被意识到。另一个是对这种关系的意识过程，即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对这种相互作用的理论解释的演化过程。在这些解释中，事情的本来面目往往被歪曲了，实际联系着的人类认识领域被互相绝对地对立起来。

作者们试图在划分和（看来这是可能的）清楚地区别考察问题的这两个方面的基础上来克服这个困难。一方面，必须几乎完全抛弃按照被考察的前马克思主义时期在哲学和自然科学文献中流行的解释，去判断一定时期中哲学同自然科学相互作用的真实性质。与此相联系，把哲学同自然科学之间过去实际上存在的联系划分出来是通过重建这些联系的方法来实现的，这种重建根据当时在哲学思维和自然认识领域中已有的成就来进行，即其中一个领域的成就通过在另一个领域中的进步的棱镜来研究，这两个领域中的成就则通过物质生产领域的成就的棱镜来研究。第二个方面是考察对哲学同自然科学相互联系的含义的观点的演变，而同样也要阐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关于哲学同自然科学联系所提出的概念发生错误的原因。

而且，在阐明哲学同自然科学联系的起源时，作者们必须利用这样一种情况作为出发点，即提出哲学同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只能从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都已经存在的历史时期开始。当然，如果它们之中的一个方面还没有发生，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的，尽管在两个方面都存在的情况下，可以没有它们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讨论哲学同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能够从这样一个时期开始，即这时二者已经作为确定的方面存在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互相区别的领域。

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所面临的问题是要确定，哲学和自然科学发生在什么时代或时期（如果这是同时发生的话），或者是要指出，何时对于其中已经形成的（尽管是相对地形成的）一个方面补充了另外一个方面（如果哲学同自然科学不是同时起源的，而是哲学的形成早于自然科学的发生，或是恰恰相反，这两种观点在文献中都有）。在试图回答提出的问题时，又必须立刻回答另一个问题：从什么时期开始，可以认为哲学或自然科学萌芽了、发生了或形成了。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在非常久远的时代已经发生了。但作为一门具有完全确定的对象、方法和范畴—概念体系的科学，只是伴随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开始发生。自然科学发生的情况与此相似。作为关于自然界的知识的总和，作为人类在劳动活动过程中对自然界的认识，它同人类的劳动活动同样古老。作为认识现实的特定领域，作为对自然界的认识，自然科学可以独立存在或与其他认识活动的形式综合存在，这只是伴随着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分工才开始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应当与哲学发生在同一时代。最后，自然科学作为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的总和，作为科学的自然科学只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在资本主义关系萌芽和发展的时期才开始发生。

在注意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应当记得，“自然科学总是同哲学联系着”、“哲学同自然科学的联系总是带有相互性”这类表述是指，从哲学上领会现实（领会的形式在不同的时代是非常不同的）与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其性质也根本地改变了）总是存在于一定的、也在变化着的形式中。例如，在我们相继谈到唯物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在古代、新时期和现代的关系时，每一次都把新的内容加到“哲学”和“自然科学”这些术语中。此外，在这本书中几乎没有讨论唯心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影响问题，一般来说，它是阻碍自然科学发展的。在我们看来，这是专门的历史-哲学研究的对象。

哲学同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作为一个理论问题，作为专门分析的对象，不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占据哲学家头脑的问题。尽管从这本书中所援引的观点来看，哲学同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之间的实际联系的历史并不比哲学本身的历史短，但是哲学同自然科学的关系在相当晚以后才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其原始的形式是，对自然现象的研究独立为人类认识的特殊领域，自然认识从“哲学化的知识”中分化出来；其接近于现代的形式是，具体的自然科学的形成，以及哲学作为一门在其他具体科学之中的特殊的科学的独立自存过程。从这个时期开始，关于哲学同自然科学相互关系问题的解释，与解决最重要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在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包含在哲学和自然科学创造的过程中。

对于唯物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关系问题的正确提出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和科学地加以解决的基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所完成的哲学中的革命转折。随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也就完成了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的科学的漫长的形成过程，并且开始有可能从科学哲学的立场出发来解决哲学同自然科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既从历史的角度，也从一般理论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研究哲学同自然科学相互关系史以后，把这种关系看作是永恒的辩证的相互联系，并且揭示了其深刻的客观原因。他们指明了这种联系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客观联系，是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在需要。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在其他著作中的个别评述，在解决这种综合问题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其中包含着关于唯物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之间的辩证联系的历史发展的完整概念。

论证自然科学家转向作为唯一科学的思维方法的唯物辩证法的必然性，证明只有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家才能够解决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自然科学所提出来的那些理论问题，这种论证和证明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创始人的理论遗产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们不限于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树立了科学哲学地分析自然科学的榜样，揭示了当时自然科学家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指出了实际上克服这些困难的康庄大道，二十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革新者们自觉地或自发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着。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既坚决彻底地反对把哲学当成是某种科学的科学的企图，和怀疑具体科学研究方法的效用的企图，又坚决反对贬低科学的哲学对于解决自然科学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他们既揭示了自然哲学的和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方法对于理解哲学同自然科学关系的不合理性，又从自然科学发展史上列举大量例子指出，遵循着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原则，以及遵循自然哲学的和实证主义的原则总是阻碍自然科学的进步，使迫切的认识问题难于解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指出自然哲学自认为对于自然界中的状况能提供终极真理的奢望的毫无根据时，还批判了把自然科学看成是自我满足的、固步自封的认识的观点，批判了把自然科学看作是某种同哲学势不两立的东西的观点。在新的条件下，当自然科学进入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革命转折时期，列宁在分析了物理学中形成的情况后，批评了自然科学家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漠不关心，并指出，“自然科学进步得那样快，正处于各个领域都发生那样深刻的革命变革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自然科学无论如何离不了哲学结论”〔13,610〕 6140122。

列宁在全面地分析了自然科学中的革命后，继续了恩格斯关于深入分析唯物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的关系概念的工作。他指出，物理学的“危机”，是唯心主义地解释自然科学认识的最新成就的产物，摆脱危机的唯一道路是抛弃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使自然科学家彻底地过渡到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列宁全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同自然科学家结成创造性联盟的必要性，把它看作是加速发展自然科学、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顺利地反对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最重要的保证。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所深入研究过的唯物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的相互联系的概念，在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中，获得了光辉的证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危机的教训，领会二十世纪自然科学认识论、逻辑-方法论问题的结果，使自然科学家相信，没有对自然科学问题的科学-哲学的分析，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些教训越来越有力地暴露了自然哲学地和实证主义地解释哲学同具体科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是不科学的，再一次证明了，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是今天能促进自然科学进步的唯一的哲学体系，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在我国已被实现的、列宁所号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同自然科学家的创造性联盟，是有成效的。现在，苏联学者在各个科学领域，特别是在数学、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天文学、宇宙航行领域中的成就是举世皆知和普遍承认的。这里还要指出，如果说美国为了解决同核能利用相联系的理论课题，不得不从欧洲输入许多理论物理学家的话，那么我国的科学家则有充分的训练，能够独立地和迅速地解决这些和其他一些课题。苏联科学家积极参加解决现代科学的迫切的哲学问题，他们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起，同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的、用唯心主义精神歪曲解释科学的最新成就和在科学进步的道路上自然发生的那些困难的现象进行着积极的斗争。

哲学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自己的迫切性。这个问题之引人注意是由于，第一，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它遵循指数规律，在当前带有突变的性质（参见〔65,108〕）。自然知识的迅速积累伴随着各种理论的迅速变换，伴随着整个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重建。这些过程经常要求从哲学上加以分析和概括，而自然科学的进步本身也需要进一步的科学-哲学方法论的保证。

第二，哲学同自然科学相互关系问题的迫切性还取决于，当前正在展开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与之联系着的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增长，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处于对抗的条件下，导致在自然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逻辑－方法论问题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斗争的尖锐化。第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同许多资产阶级学派和流派的代表人物之间，在自然科学同哲学相互关系问题上的争论的尖锐性，还取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抗的中心转向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由于哲学同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的问题最紧密地同解决具体的世界观、认识论和逻辑方法论的问题联系着，所以这个问题完全自然地处在为人的智慧和良心而斗争的中心。

唯物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相互联系问题的迫切性在现代条件下还取决于，给迅速增长的科学知识分子的队伍以思想训练的必要性，取决于至今尚未完全克服的自然哲学和实证主义解释的余波的存在。还应当注意到一个事实，有时人们试图这样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职能，似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就应当自动地导致迫切的科学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有时出现这样一种说法，似乎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家中各种哲学学派和世界观的斗争无关。

这类错误的见解是由于不理解作为科学的哲学的特点和它在具体科学认识中所起的那种作用。比方说，如果每一门自然科学在自然认识中的地位，取决于它根据自己特有的方法来研究和解释任何别的科学所未研究和解释的自然现象的领域，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则概括自然科学的成就，制定普遍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即把世界看成是联系的发展的整体，研究科学认识的一般性问题，并提供科学探索的一般方法论。尽管自然现象的多样性日益被具体科学的体系所包括，制定普遍的自然观仍然是完整地认识自然界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并且对这个课题的解决，没有也不可能指望哪一门具体的自然科学。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者们在指出建立普遍的世界图景在解决认识自然的一般性任务中的巨大重要性的同时，并不用正是它科学地解决了这个任务的说法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认识自然的意义。他们第一次证明了，哲学不仅概括自然科学的成就，而且给予获得具体科学知识的过程以重大的影响。但是，哲学在自然科学认识中，通过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它们的方法和专门的手段来表现自己。换言之，哲学的原理和原则，普遍的方法论方针有机地交织到现在被称为自然科学所固有的认识过程和理解自然现象的过程中。

科学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人类精神发展的成果的综合，表现为任何一种文化活动的理论基础，而它的原理在自然科学认识的一切阶段上的运用不是随意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实际的事实。马克思写道：“……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2,121〕，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同上〕,“整个科学的灵魂”〔1,381〕。他在回答他那时的某些记者用某种方法来清算哲学的意图时写道，“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2,120〕。

任何一种认识活动的哲学含义也被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看出来了，但是这或被加以唯心主义的解释，或被解释为自然科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为自己创造了哲学。后面这种观点渗入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家们中间，甚至作为不彻底性而偷偷地溜进那些屡次起来反对唯心主义及其变种实证主义的人们的言论中。例如，在解决许多问题时站在唯物论和辩证法立场上的玻恩写道：“我研究过一切时代的哲学家，并从他们那里见到许多卓越的思想，但却不能看到通向更加深刻地认识或理解事物本质的任何稳定的进步。相反地，科学使我们充满了稳定的进步的感觉，并且我相信，恰恰理论物理学是真正的哲学”〔26,37—38〕。恰恰理论物理学是真正的哲学这一点，玻恩是这样证明的，即它使最基本的概念革命化了（如相对论中的空间和时间概念，量子理论中的实体和物质的概念），它教会我们新的思维方法（互补原理等等）。

这个论点和在这里所援引的有利于他的论据都是不恰当的。因为在研究过去的哲学家的时候，仅仅局限于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集也容易相信，在哲学中发生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事物本质的稳定的进步。而且哲学中的这种进步同“科学中的稳定的进步”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现有的区别只是同哲学对象的特点联系着，同下面这种情况联系着：在从前存在过而现在还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哲学对自己对象的理解是在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二十世纪的物理学使某些概念和观念革命化了，它制定了新的方法，这一事实不能被看成是它成为真正的哲学这一论点的论据。第一，类似的成就，也许只是没有那么大，在从前的自然科学认识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过；第二，这里所说的是自然科学所固有的概念、观念和方法，而不超过这个意义。因此，即使从这个角度来看，二十世纪的物理学也不是超自然科学的哲学的奇观。它给予哲学的发展以强有力的推动，但它本身没有变成也不会变成哲学。

遗憾的是，类似于上面所引的玻恩那样的论点，在西方世界的自然科学家中不是个别的，而这再一次证明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唯物主义科学家的联盟面前所提出的任务的重要性，这个任务就是要对自然科学中的最新革命所提出的问题及时地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这些论点再一次证明了列宁思想的深刻和现实性，即没有可靠的哲学论据，“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坚持斗争……”〔13,608—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