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与度量，主要指检测轻重、长短和容量（容积）的秤、尺、升斗等器物，及有关的计量制度。这些器制同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是众所周知的。对于带计量性质的历史研究来说，度量衡的考察越发显得重要。迄今得力于此而获致的成果，和疏忽于此而招致的缺憾，几乎同样显著。

本世纪以来在度量衡史方面卓有贡献者，已不止一代学人：从吴大澂先生的《度量权衡实验考》，到王国维先生的唐宋尺度摹本题跋；从马衡先生在北京大学的《金石学》讲座，到刘复、唐兰的莽量、商鞅量考；从吴承洛先生的《中国度量衡史》，到杨宽先生的《中国历代尺度考》，等等。吴著《中国度量衡史》，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性质的度量衡系统专著。杨著《中国历代尺度考》，则是我国第一部古代尺度通史专著。它们的深远影响，至今仍随处可见。

吴著《中国度量衡史》的初版，是在1937年。自那时迄今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资料条件和研究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考古学者们不断地将珍贵的出土实物资料奉献出来，甚或已开始汇集成册；文献研究者也以更为翔实的史料撰文著述，展示出许多超越前人的新见。特别是罗福颐先生编制的《传世历代古尺图录》和邱隆、丘光明等人编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对学术界尤为嘉惠。我涉足于度量衡史研究，便是从学习前辈和同辈的上述各种成果而开始起步的。

以我个人的浅陋，本不当问津于度量衡史。无奈我一度所从事的宋代盐业史研究，屡屡遇到若干计量性课题而无从规避。加以宋盐斗秤的计量制度，又有如藤萝瓜蔓一般根缠枝绕，非作通盘性的梳理而难得辨识其一二。于是，就身不由己地步步深陷下去；而后，竟索性特别注意起度量衡史来。

本书的考察范围，原仅以两宋为主而略及前后。鉴于度量衡的连贯性特征，这一限定范围又不得不稍事拓展，上溯五代隋唐乃至魏晋南北朝，下及于元世。其重点，则仍在两宋。

魏晋至宋元，是中国古代度量衡最为辉煌的一个阶段，也是器制变迁最为频繁和剧烈的阶段。有关的研究，却相对地略觉薄弱。诸如魏晋南北朝的斗秤，五代的量衡，宋辽金元时期形形色色的尺斗秤，及其异乎寻常的计量关系等等，一般史籍往往语焉不详；近年出土的量衡实物，也比较罕见。这对于有关的研究，都增添了不少困难。

以往研究战国秦汉度量衡的主要经验，至少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充分重视和广泛搜集出土实物资料，并给予准确无误的鉴定；其二，是深入发掘和全面占有文献资料，并予以科学的辨析。本书的考察，曾格外留心于出土实物的搜集鉴定与文献载录的发掘辨析，以及这两方面资料的相互为证。可惜，这种努力尚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关于出土度量衡实物的鉴定，我纯然是门外汉。但有关的研究，迫使我试作一些这类资料的分析。若干年前，我曾对一枚出土盐权试作鉴定。本书对某晋量、魏权、辽量和宋尺等实物资料的鉴识，仍属这方面的尝试。究竟确当与否，还待专家裁判。

历史文献中带计量性质的资料，大抵须经过一番考辨，才能确定其是否信实可用。这是我个人多年以来的切身体验。以往这阶段度量衡研究中的某些论断，多由于史料未经辨析而致误：如说北朝皆用大秤而南朝皆依古秤；五代度量衡“多相因袭”于唐制；宋器皆太府寺掌造；宋代的“省尺”即三司布帛尺；古衡无“分”，分厘衡制与等子创自于宋，等等。本书为查明古药秤是否以“十黍为一铢”，北魏孝文帝是否“改用长尺大斗”，十五斤秤是否“始见于五代”等问题，不得不略辟篇幅，考辨《本草经集注》、《资治通鉴》、《癸巳存稿》等载录之误。

在度量衡的考察中，一般性的规范与具体器制的实用惯例往往不尽相符。实用惯例中，又有通行规制与特殊情况之别。为了区分各种不同的情况，本书补充了一些器制和计量关系资料，并尽可能将它们加以排比分析——如240步一亩之外的其他亩制；十升一“足斗”之外的加斗、省斗、军斗，十斗一“足斛”之外的省斛、加斛、乡斛，十五斤一秤之外的其他秤则，十六两一斤之外的加斤、省斤，以及裹制、字制、分制等特殊计量制度与特殊衡名等，以便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斛与石的关系，是量制史上长期争议的话题。一种似为定议的说法，认为宋代将一石为斛改成五斗为斛；其小口方斛，乃贾似道所创，一直行用至清。从本书征引的史料看，这种说法与史实颇有距离。关于宋代淮尺、浙尺、省尺、三司布帛尺等规格与鉴定，也曾在王国维和杨宽之间引起争讼。我在这方面搜集和分析资料之后，提出另一种主张，拟就教于专家和读者。

中国古代的权衡单位量值，曾在短期内发生过某种近乎戏剧性的变化，即每斤二百几十克的标准重量，遽然增为两倍或三倍之重——每斤重量达四五百克或六七百克。以往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一概归咎于封建剥削。我怀疑在社会条件之外，还潜藏着另一种权衡器制内在的因素。后来从医书中发现了“单秤”与“复秤”的资料，又经过一番苦思冥索，终于大胆作出了一种新的推断。这种推断是否正确，也有待专家和今后的发现来评判。

古代度量衡的研究，是一项琐细而又浩繁的复杂工程。从各时期尺斗秤等器物、计量单位、计量制度，到历代度量衡的管理与器制量值等变迁，种种纷杂的考索计数，稍一不慎便铸成大错。除了社会历史的考察之外，还须涉及金石考古、文字训诂、礼仪音乐、天文医药、数学物理等等。几乎可以说，这项研究，非有几代人接续不断的努力和分工协作，是难于奏效的。本书所作的点滴考察，只想为这项工程略尽微不足道的绵薄之力。

这部书稿，是在几篇专题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书稿中涉及先秦量衡与宋代淮浙尺等方面的问题，曾请教杨向奎先生、张政烺先生和李学勤先生。有关唐衡和魏晋南北朝量衡的部分内容，曾请张泽咸与朱大渭先生审阅指正。正是他们的指导和鼓励，帮助我从踟蹰不定之中坚持研究下去。书稿中有关的许多实物资料，则多承文物考古方面、域外汉籍方面与计量局的友人慷慨提供——特别是史树青先生、陈智超先生、张弓先生和丘光明女士，或惠示拓片，或赐借图书资料。吴慧、何龄修与李斌城等先生对我的研究也曾给予积极的支持。对于各方面的热诚支持和大力协助，我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并将于有关章节中分别注明。

著者 199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