蓉子

童年的梦

写作是我童年的梦，少年时候的憧憬和心灵深处的向往。换句话说：远在自己少年时期，甚至更早，就爱上诗了！由于喜欢，就很想找诗来看；可是，在我做小孩子那段时候，由于新诗人没有今天这样多，社会也不重视这方面的发展，文化环境远比不上现在，因此适合一个小学高年级或国中生读的诗，就像沙漠中的花朵那样少，那样难求；然而，这仍挫折不了我天性中对诗的向往和爱。曾经读过冰心女士的《寄小读者》，后来便喜爱上她那两本充满了哲理和晶莹情感的小诗——《春水》和《繁星》。慢慢地又喜欢上了徐志摩、何其芳和冯至——尤其是他的十四行诗，以及小部分的翻译作品。慢慢地自己也禁不住“手痒”起来，因为往往心里有很多感触，催迫着自己，不吐不快。奇怪的是，竟然那些自我摸索出来的东西，全都有着小小的“形式”——好坏是另一回事。反正那时候，只要能将内心的感受真正写了出来，心里便充满喜悦，根本不敢奢望有朝一日能发表。在全无师友指导的情况下，也不敢断定当时自己自动自发所写出的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诗？不过，前前后后也写了几十首——现在想起来，那倒是一段不可少的自我训练时刻。

1949年来到台湾，对不同于大陆风光的美丽宝岛充满了好奇，那时，写作的梦便更浓郁了起来。年轻时我不但爱诗，也崇拜真正的小说家，同时也看过不少翻译小说。竟然自己无法决定，如果真的做作家时，究竟应该成为诗人呢？还是去做一位小说作者？因为觉得两者我都喜欢，又均无绝对把握，想着想着，自己竟然矛盾而苦恼起来。突然于1951年12月间，看到了当时几位已富盛名的前辈诗人葛贤宁、钟鼎文、覃子豪、纪弦等在自立晚报上创刊的《新诗周刊》。作为一位爱好诗的读者来说，宛如在沙漠中忽然听到泉水声那样地欣喜。不过，最初我仍以做为一位贪婪的读者而自足，不敢希冀加入那高远的作者行列。突然间，一个意念掠过心中：既然这几位都是有成就的前辈诗人，那么，他们一定能帮我解决心中的疑惑——我是否已写出真正的诗？而这一点对当时的我来说：毋宁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我已在心里下了决定，如果有经验的诗人们认为我并无写诗的才能，那么我决不再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于诗的创作上面——我将从事另外文学形式的创作。当时我之所以那样的彷徨，是因为我在出版《青鸟集》前，从不曾接触过任何有关诗的创作理论，对于诗仅凭感兴去创作；却缺乏理性的批判能力。尤其在1949、1950年，台湾的文坛还很沉寂，文艺活动更少，那时的《文艺青年》完全没有现今的文艺环境——今天人们可以随时请到诗人们演讲、座谈、评审……吸收他们的创作经验，又有各种文学奖的设立。只要自己有实力，随时就能脱颖而出，二三十年前年轻起步的文艺工作者就丝毫得不到这种鼓励。所幸的，我竟获得诗人们真诚的鼓励：当一位朋友帮我拿了两首小诗，请前辈诗人们指教，想听取他们宝贵的批判时，不意他们却将我的诗《为什么向我索取形象》猛地刊登了出来——记得那是《新诗周刊》第四期上。当看到自己的拙作竟能发表在由著名诗人通力合作所创办的纯诗刊上时，那种高兴和兴奋之情，不下于一个初出道的写诗者，突然间中了数十万新诗大奖那般雀跃哩！虽然写诗多年，直到1988年前，自己从不曾得过政府或私人团体一块金钱的奖励，但是由于《形象》一诗的发表，我将享有一生诗人的“形象”，这对我是多么重大的远胜于金钱的鼓励！其后作品遂不断出现在《新诗周刊》、《现代诗》、《蓝星》、《文坛》、《中外文艺》等刊物。

梦想成真

我的第一本诗集《青鸟集》于1953年，由葛贤宁先生所主持的中兴文学出版社给予出版。当年确是一件引人瞩目的大事！诗集出版两年后我才和罗门携手步上“地毯的那一端”。当诗友们寄望我能写出更好更多的诗篇时，我却令他们失望了！对一位主妇来说：家是极为琐碎而又现实的生活空间。每天除了要上班，又必须亲操井臼，对于从小未受过家事训练的我来说多少是一负担，因为时间和心情都被割裂而难以提升；加上不久以后，诗坛又涌起一股现代化的急流，遂遽然沉默下来，很久不再提笔一每遇诗友问起，总觉无法交代。这种情形难免使人猜疑我是“江郎才尽”了，当年诗坛论战时的骁将也是蓝星同仁的黄用，就曾以较温厚的语调为那时的我定位说：“对诗坛，蓉子已经贡献过了。”果真？

由于我的第二本诗集，迟至1961年才出现，遂令一般人以为我停了八年才重拾诗笔，现在我重新翻阅手边硕果仅存的一本《七月的南方》，发现收集在本集中最早的一篇诗是写于结婚当年（1955），婚后隔了两整年未写，到1957年才又写了好几首，风格和青鸟时期已有不同；但尚未有重大突破。1959年的《一卷如发的悲丝》一诗已开始有蜕变的迹象，迨1960年6月在《现代诗》发表《碎镜》；同年10月在《蓝星诗页》女诗人专号上刊出了《乱梦》后，人们方才讶异于我已非《青鸟集》时代的我，被诗友誉为“一只自焚而复活的凤凰。”无论是诗观或诗艺都有了很大的突破。集中《白色的睡》是诗评家认为比较成功，让人有深邃感受的一首抒情诗。至于其中题为《七月的南方》的长诗，共九十三行——这样的长度为我第一次的尝试，正如诗人张健的评语：“这首诗的铺展，已有达到饱和乃至盈溢之感，以一位女诗人而能有如此浑厚的魄力，可谓鲜见。而在节奏上亦迭见起伏。”但是我自己最寄以厚望的却是包含在《水上诗展》中的四首诗，第一首《眼睛》可视为《水上诗展》的序曲，整个组曲以眼睛为核心，探入三种不同型态的生命。意象交错叠合，如以“轻柔的眸影”与“湖”的生命交映；以“混浊的眼神”投入挟泥沙俱下的大河；而用“冷漠的睛光”和深广难测的大海相伴；而两组意象交叠反映出三种不同的生命形象。惜这一组诗在当时并未能引起像别的诗那样同等的反响。真的，就五十年代所出版的这两本诗集来说：《青鸟集》宛如一块幸运的砖石，带我走上了幼年心中那高远莫测的诗的长途；而《七月的南方》却是我深心中所喜欢的一本诗集，好几位朋友也都向我表示他们对这本集子的喜爱，就像高歌先生在一篇多年以前所写“专访”中所说；“这充满光、影，缤纷的色彩和声音的诗集。洋溢着一股新鲜而说不出的诗味，一种生命的感觉时时流动其间……”惜《七月的南方》早已绝版，目前就剩下我手上这本孤本了！

1962年2月，生平第一次随“中国文艺协会外岛访问团”乘军舰赴马祖访问一周。纯朴的民情，还有部分荒凉的黄色山岗，竟使我想起小说《咆哮山庄》中的一些景色——其实战地马祖和“咆哮山庄”是毫不相关的，除了那清晨或暮色中咆哮的冷风。倒是由于这次访问，我写了一组有关海的诗，以及几首较为人喜爱的作品如《夏，在雨中》、《我的妆镜是一只弓背的猫》、《看你名字的繁卉》以及长诗《梦的荒原》等，均收集在1965年5月出版的《蓉子诗抄》中。其中最常被诗评家看重的，竟象我作品中带点晦涩诡异诗风的《我的妆镜是一只弓背的猫》。它不仅是我作品群中入选中外各重要诗选频率最高的一首，也曾不止一次被译为英文、韩文以及南斯拉夫文和日文等。

1965年5月对我的意义是不凡的，在文艺节也是我生日那天，出版了新的诗集《蓉子诗抄》；一周后又随前辈作家谢冰莹教授、散文家潘琦君女士，应大韩民国文艺界邀请，前去作十天的访问。那时出国访问的人很少，中韩两国文艺界也没有今日这样密切的交往，韩国人把这件事安排得非常慎重，也十分礼遇，从北部汉城到南部的釜山，我们访问了包括梨花大学等各著名学校、报馆、文艺社团。举行座谈甚至公开演讲，并寻访各地的古迹名胜；而侨胞们的热情最令人难忘。从韩国回来不数日，又仆仆风尘赶赴马尼拉，因我那年夏天应邀担任菲律宾华侨暑期新闻文艺研习会文艺班主讲，在那边整整待了一个月。当时（1965年）我的感觉是：在韩国愈是高级知识分子愈汉化，他们的衣着、居室、行为、礼仪、谈吐处处流露古中国的流风余韵，可说比当时我们国内更“东方”；而菲律宾正好相反，充满了西班牙天主国家的色彩，在亚洲诸国中，好像是一个异数，原来他们早年为西班牙占领，后来又改属美国，直到1946年才正式宣布独立，影响其文化生活甚钜。以上的种种见闻和感受，促使我回国后写下十余首《访韩诗束》，以及几首有关菲岛的诗，并应国语日报之约翻译了一本童话《四个旅行音乐家》。1967年则在台湾省教育厅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计划下，为小朋友出版了一本儿童诗集——《童话城》。接着1968年则由美亚出版社为罗门和我出版了一本英译诗选——《日月集》。这本诗选系由美国俄勒冈大学荣之颖教授独力翻译的。

1969年我和罗门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首届世界诗人大会，获大会颁予杰出文学伉俪奖。同年出版《维纳丽沙组曲》，由纯文学发行。这本书的上辑即以“维纳丽沙”为中心人物的十二首小诗，它是一组向自我内心发掘的诗，根植于生活，却又有着唯美的形象，颇引起一些朋友们的喜爱。

如果说：“诗的世界是梦中的美的揭露”；而“维纳丽沙的世界”却不全然是“梦”——毋庸说它们是从真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因而能够使人留下较深的感受。这十二首属于组曲中的小诗，它们全都围绕着、烘托着、诠释着诗中的主角——维纳丽沙。记得在这本诗集的后记里，我曾说它们像十二扇随意开阖的门，从任何一扇打开的门，都能摄取维纳丽沙的部分面影；然而，每多打开一扇门，就更多了一些了解。因此，就整个“组曲”来说，它似乎有着“机动性”的结构；不过，分开来读，每一首小诗自成单元，各有其完整独立的生命。所谓技巧方面的“安排”，也仅止于此而已。

我不敢说《维纳丽沙组曲》是一组杰出的诗，我只能说它们是我比较喜欢和满意的作品。因为它们是从我灵魂深处投射出来的，也是一个有理想的孤困的生命在向完美作无尽挣扎的过程，感受是较为深刻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不断蜕变与挣扎的经验。而这一组曲中的最前面三首诗，即：《维纳丽沙》、《亲爱的维纳丽沙》和《维纳丽沙之超越》系于1967年一次发表于当时的《纯文学》创刊号上，其余九首也差不多于这一年内陆续发表在《现代文学》、《自由青年》或《蓝星》等刊物上，而两年以后（1969年）便结集了。故发表这一辑诗时，距离我最初《青鸟》等诗的发表，已有十余年的时光，在操纵语言的能力方面自觉多少有了进境，而在节奏的处理上，也较以往多有回旋的余地，它处理提高了的意识，把诗中的性情留下，我想这便是诗所以被称为“灵魂的音乐”的缘故。下辑《奇迹》含《亲爱的老地球》、《公保门诊的下午》、《未言之门》以及《旅菲诗抄》。前后才三十四首小诗；但自认为它在我众多集子中，是较精致的一本；惜很早就绝版了。九年后，也就是1978年，方由“乾隆图书公司”重排重印（因避免和达·芬奇名画中的蒙娜丽沙相混淆而改名《雪是我的童年》），惜不久该公司又倒闭，我的《维纳丽沙组曲》现在市面上仍不见踪影！

1970年，应邀参加在台北的第三届“亚洲作家会议”并宣读有关诗的论文；列名伦敦出版的《世界诗人辞典》；暑假期间则应聘担任“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主办的“复兴文艺营”诗组组长。次年（1971年）春；首度参加一次由台北直到屏东的“作家环岛巡回访问座谈”，访问对象为纵贯线上各大专院校及社会上爱好文艺的青年。本年并应聘担任文复会台北分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委员”。有作品选入韩国尹永春教授编译的《二十世纪诗选》。再次年（1972年）作品分别选入中文的《中国文学大系》；韩文的《中国名诗选》和英文的《台湾新诗选》以及由美国人王红公与女诗人钟玲合译的《中国女诗人——兰舟》。1973年2月间，分别担任“文协”所主办一系列“文学创作经验专题讲座”主讲之一员和在文复会主办的“儿童文学研究会”讲课；4月间参加《人与社会》杂志社策划的“现代诗座谈会”并曾应邀赴基隆外海参加“中海”文艺作家海上联谊会；11月则出席“第二届世界诗人大会”。以上所述，意在截取生活中的一节横断面，让有心的读者能够大略了解我在写作以外还做了些什么。

这样到了1974年元月，才由三民书局出版我的另一本诗集《横笛与竖琴的晌午》，内收1965年访韩后的那一系列作品——访韩诗束，以及甚受瞩目的小诗——《一朵青莲》；还有十四首《宝岛风光组曲》等诗。同年和罗门获印度“世界诗学会”颁“东亚杰出诗人伉俪”荣衔。并有作品刊载在卢森堡发行的《新欧洲文学季刊》。

1975年是生活上的转捩站，由于经济起飞，社会进步繁荣，我服务了二十多年的国际电信机构业务也随着直线上升，十分忙碌.我在生活、工作与理想的追求这三者间必须放弃一样。因为当时职务上的压力相当重，于是我毅然向公家申请自愿提早退休，为获得从容的时间继续走我诗的长途。退休后两个月（我是七月奉准退休），也即九月四日起，我开始在当时的《青年战士报》副刊每日撰写有关诗创作的理论文章，是我诗创作本身以外的另一种尝试；同时也担任三种不完全相同性质的文学奖评审。而在退休前不久，自己也荣获“1975年国际妇女年”国际妇女奖。次年（1976年）应美国诗人大会主席卜纳德博士之特别邀请，和罗门一同出席为庆祝美国建国两百周年召开的世界第三届诗人大会。

1976年，与散文作家叶蝉贞女士结伴，参加一艺术访问团赴欧旅游，一偿向往多年的宿愿。回来后曾陆续在各大报副刊和文艺性刊物撰写欧西各地的风光、景物、民情，古迹和文化，宗教与历史；甚至有人视这些游记是一种“艺术巡礼”，引起不少令人愉快的反响。两年后，当时的“乾隆图书公司”原打算出版我的这本《欧游手记》的，连预约书的大幅广告都打出来了，不意书尚未付梓而公司已倒闭；到1982年，“德华出版社”虽实实在在地印出了这本书，不知何故却从未向市面上正式发行，更从未在报纸刊登过一次出书广告。原来不久他们也因财务上的困顿而结束出版业务了！这情形让人感到好无奈。但是，本年内道声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另一本诗集《天堂鸟》。卷首那一组四首写《伞》的诗，尤其第一首最得诗评家好评，近后段有十首咏“花艺”的诗为我个人的新尝试，至于写美国的几首诗中，我个人比较重视《纽约、纽约》这首。

1978年，经由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蓉子自选集》，使我写诗将近三十年的风貌，有了一个初步的综合性的呈现！

1979年以后我继续写作，也继续从事一些文艺工作与活动。如参加在汉城召开的“第四届诗人大会”。十月间《漫谈儿童诗创作》论文，收进文化复兴委员会台北市分会编印的《青年文艺创作论丛》一书中。1981年则先后出席第一届“中韩作家会议”；“全国第三次文艺会谈”和“亚洲华文作家会议”以及1982年的“中、日、韩现代诗人会议”等。比这些会议更令人高兴的是本年“尔雅出版社”重印了我绝版已二十多年的《青鸟集》。又文化大学出版的《文学时代双月刊》第九期《月桂冠》曾为我个人做了一次厚达七十页的专辑，内容包含了自剖、访问、诗评、座谈。作品部分，则一次选刊了我十四首诗、两篇抒情散文、一篇游记、外加一篇小说，另附作品年表。

1983年年初与诗人洛夫、台大教授吴宏一三人应新加坡大学、新加坡文艺协会、星洲日报等五个团体联合举办的首届“国际华文文艺营”之邀，前往参加会议，会中首晤大陆前辈诗人艾青，老作家萧乾和萧军.5月份起应国语日报之邀，在该报开辟了一个称为“少年缪司”的专栏，每周一次和青少年们谈诗。

1984年初应聘担任文建会与东海大学合办的文艺班诗组主任。2月间由“纯文学出版社”正式推出我的散文游记——《欧游手记》。11月间应香港大学之邀，前往该校访问。1985年7月7日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我以“中国妇女写作协会”负责人的身份，策划了一项定名为“遥远的鼓声”的大型诗歌朗诵晚会，邀请台北市十所大专院校的朗诵队分别朗诵抗战年代的新诗，并由“文友合唱团——全由女作家组成”演唱抗战歌曲，晚会过程十分感人。

1986年3月分别应邀赴淡江大学为该校“艺术与人生”系列课程，担任诗方面讲座；和罗门联袂赴台中，在台中文化中心与东海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学周”演讲；参加由文建会策划，中国妇女写作协会主办的文艺巡回座谈。5月在高雄市“劳工育乐中心”对劳工朋友演讲。9月则应高市“社教馆”之聘，担任本年度文艺系列讲座主讲人：讲“儿童文学”。9月份，诗集《这一站不到神话》由大地出版社出版，显示出与从前作品不同的风貌。它们表现了我前所未有的与现实生活的亲和力，培养了我对周遭事物的关怀、关爱和怜悯，而且用最为朴素的手法将之表现出来。正如郑明娳教授在她的“书评书介”专栏中所云：“相对蓉子历年来出版的十本诗集，《这一站不到神话》确实在题材上有强烈的变动，蓉子把心神转而投注在现实世界上……”

1988年元月和罗门应菲华“文协”邀请，前往马尼拉作了共四场有关诗的演讲，并接受文艺界的热情款待。9月初由“殿堂出版社”出版《罗门、蓉子短诗精选》。11月主持由“中国妇女写作协会”举办的秋季联谊座谈会，会中首先由邵玉铭作专题演讲，继由与会女作家发言讨论，情况热烈。本年我获国家文艺奖。

1989年仲春，一项定名为“春天的列车”的巡回文艺讲座分别在北部和中部展开，由本人策划，中国妇女写协主办。4月应邀参加光复书局与“耕萃青年写作会”合办的“春晖文艺季系列讲座”——迈向二十一世纪的灵动，第一场演讲，讲题为“文明故乡”。按这一系列讲座的第二场为画家梁丹丰的“走向自然”和学者曾昭旭的“心归何处”。

年内作品选入女诗人陈敬容主编的《中外现代抒情名诗鉴赏辞典》（在北京出版）。

1989年6月18日至21日“中国妇女写作协会”假台北市来来大饭店举办首次“亚洲华文女作家文艺交流会”，本人被公推为大会主席。作家钟玲教授以“台湾女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会中作专题演讲，并由菲、马、泰、港各地与会的华文女作家分别报告她们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华文女作家现况。

蓉子新诗选《只要我们有根》，列入“中国现代文选系列”，本年9月已由“文经出版社”推出。

1990年7月25日至8月11日，我应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的邀约，参加“作家、学人苏联东欧文化访问团”。十月以诗人身份应邀参加由中央日报与“自强协会”所主办的“苏联、东欧暨中国大陆见闻录”座谈会。

1990年10月由我精心编著的《青少年诗国之旅》，列为青少年图书馆系列丛书，已由业强出版社出版。

1991年元月我的散文集《千泉之声》分上下两册由师大“书苑有限公司”印行出版。3月份《日月的双轨——罗门、蓉子创作世界评介》论著，由文史哲出版社出版。该书厚达五百页，系海南大学前文学院长周伟民与其夫人唐玲玲教授合著，前后花了将近两年的光阴，对罗门和我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做了相当周全的评介。

一本首度由南斯拉夫女诗人Ajsa Zahirovie主编，命名为《环球女诗人之声》的诗选，于1991年秋在南国出版，厚五百多页，内有英、美、德、意、纽、澳、苏俄、印度、日本、丹麦、瑞士、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埃及等五十余国共80多位女性作者的诗。中国女诗人入选的仅本人和杜潘芳格两人。

10月21日应邀去复兴中学朝会上讲话.

1992年应台北市立图书馆之邀，担任该馆“每月一书系列讲座”元月份讲员；3月份广州花城出版社以《太阳与月亮》为书名，出版了罗门和我诗选合集。本年5月在曼谷成立的“泰华文艺作家协会，是第一个为泰国政府正式批准、合法、公开活动的华侨”文艺团。成立当天，罗门和我双双应大会之邀，专程搭机前去作专题演讲，并以贵宾身份参加当晚盛大的联欢餐会。6月19日，由文建会赞助，新诗学会主办的新诗研讨会，本次邀本人为主讲人，讲题是“诗中的情感”。9月，名列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华人文化著名文人传略》。

1992年秋，和罗门双双应邀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所主办一年一度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活动，获Iowa大学颁赠I.W.P荣誉研究员证书。

我的《伞》一诗入选1992年《国际文学奥林匹亚诗选》。岁末，我与散文家徐钟珮女士分别以诗和散文获颁中国青年写作协会第一届“金钥文学成就奖”。

1993年7月《蓉子诗选》由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8月5日至11日由海南大学与海南日报联合主办“罗门、蓉子文学世界学术研讨会”，有来自美国、台、港、星、马和大陆北京、上海、南京、厦门、广州、武汉、四川、安徽、河南等地的学者作家五十多人，提出研究两人的论文30多篇，为大陆举办海外作家最具规模的一次。

1994年3月作品选入由我国女诗人张香华主编、南斯拉夫汉学家普舍奇（Radosav Pusic）翻译，南国腓力普维斯（Filip Visnjic）出版公司印行的《中国诗选》中。

4月间“罗门、蓉子文学世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文史哲出版社精印出版。本年夏季和罗门联袂赴我国大西南和大西北作了一次难忘的“文学之旅”：第一站在北京参加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梦溪教授策划主持的“中印文学传统研讨会”，并由其夫人著名作家陈祖芬女士陪同晋竭前辈老作家冰心女士。四天后会合了周伟民、唐玲玲伉俪教授，应西安西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之邀，两人在该校各作了一次演讲并参观当地的名胜和历史文物。7月初飞成都，当日下午即由四川大学外文系系主任朱徽教授陪同参观杜甫草堂，是晚并蒙朱教授设宴款待。而此行主要为参加四川文艺出版社为朱徽编著《罗门诗一百首赏析》出版的首发式并出席“海峡两岸诗人交流会”，得识了不少老中青三代有成就的诗人、作家。惜行程匆忙，留下了很多未观赏到的“美景”；少数未见到的“雅士”续飞重庆，在被称为“战时陪都”的重庆，虽仅作了短短一日的逗留，却在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刘扬烈教授热心的安排下，使我们享受到最浓缩的友情的温馨，让这一天获得了最大的边际效用。挥别了意犹未尽的“山城”，挥别了踏着夜色一直送我们到“朝天门”码头的刘教授、伟民与玲玲伉俪以及另外专程相送的朋友，那晚正下着小雨，他们踩着江岸的泥泞，陪我们登上了长江轮船公司的“江海客轮”，看我们进入了房舱才依依告别。

船顺大江水，经过了涵蕴着无尽美景的长江三峡直驶上海，在上海初晤诗人王辛笛前辈和其夫人、翻译家文绮女士；重晤了王振科教授，停留了短短三天，便回来台北，回归了日常生活。

以上在重点地述说了我个人长达四十余年的诗路历程外，再略谈一点我自己的所谓“诗观”——大概我的诗观是人间最简单，最无高情深意的。因为我非常同意美国诗人瑞德·惠特曼（Reed Whittomore）所说：“诗是一种艺术，其素材有赖表现……而难以谈论”。这并不表示我反对诗有理论；但诗论有其极限，因诗乃一具创造性的活泼泼的有机体，岂能全为诉之于知性的理论所囿限，理论最多只是一种可供参考的“学问”而已，有其不可到达之点，特别在触及创造体生命的核心时。至于我对诗人卑以自牧的看法是：“诗人不应该自视甚高地把“诗人”当成什么了不起的“行业”，诗人必须先做成“人”——一充分具有“人间性”的人，然后才能作“诗人”。诗人既非“超人”，也非“神仙族类”，只有当他从事创作的时候才是“诗人”，因诗是透过“人”的经验去完成的，诗人必需以生活为创作的泉源。的确，就某种程度来说，诗人的心灵与智慧是应当较常人为丰富的，他们更拥有不同于一般人的创作才能；可是在日常生活里，诗人和常人并无两样，同样地要为生活打拚，经历痛苦、失望和希望。可知诗人绝不是游离于人生经验之外的，特别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诗人”既非有闲阶级，又无法专业化，尽管诗人有着一份不同于常人的理想和抱负；但是，在每天的现实生活里，几乎每一位诗人都像隔壁的邻居那样平常，没有什么显赫之处——诗人应当“显赫”的是他们的作品而非行动。因此我说：当人家称呼我为“诗人”的时候，我一点点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我满意于我这种“平凡”——我喜欢做一个“隔邻的缪斯”。

又文学不是知识的炫耀，是生命的体认。它呈现出人在时空中活动的轨迹，同时从对过往历史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展望——这全面的文化架构上，来探讨人生永恒的价值和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