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前，首次出版拙译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唐译《古都》的时候，经过了一段曲折才与读者见面。因为：一是解放以来，没有译介过川端的任何作品，人们对川端其人及其文学十分生疏；二是某些论者对川端文学批评的误导，影响人们对川端文学的全面认识。因此人们要求更多地直接了解川端康成其人及其艺术，于是同行们尽可能多地译介一些川端康成的作品，笔者并试写了《东方美的现代探索者——川端康成评传》。

自此以来，经历了时间和实验的检验，川端的文学及其文学精神，已为广大读者所理解与接受。多年来，笔者读到从名家到普通的工农读者的来信和著文，都对川端文学给予积极的评价。曹禺先生赐函云“昨日始读川端康成的《雪国》，虽未尽毕，然已不能释手。”“日人小说确有其风格，而其细致、精确、优美、真切，在我读过的这几篇中，十分明显。”刘白羽先生著文称赞川端“创造了具有日本美、东方美的艺术”，“川端心灵中蕴藏着的日本古文化之美有多么深，多么厚。”最使我感动的是，一位“家住岳西县美丽乡道中村极为闭塞落后的收不到邮件”的农村青年张正升来函谈到“川端也是我最崇拜的世界文豪，以一管之见，他的作品中有一缕缕氤氲首尾的凄凉，构成了含蓄的悲剧美。”这些评论多么中肯啊。

我们日本文学研究者译介川端文学只取得初步的成就，还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目前由笔者主编的中国社科版的《川端康成文集》（全十卷），漓江版的《大师文集·川端康成卷》（全九卷），以及笔者增订《川端康成评传》，以《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的新面貌与读者见面，可以说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而且决心与志同道合的同行们排除一切人为的干扰，继续将这项工作做下去。

关于川端康成的文学，正如已故日本文学大师井上靖所说的，“川端康成的美的方程式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用一根绳子就可以把它抓住的”。我理解这句话的两个基点，一是川端的美的方程式是复杂的，比较难解；二是难解并非不可解，问题是不能用一种公式，而要用多种公式去解。那么要解开川端的美的方程式，首先就要从宏观出发，给川端文学以准确的定位。

川端在整个创作生涯中探索着多种的艺术道路。走上文坛之初，否定和排除日本传统，追求新感觉主义，甚至称表现主义是“我们之父”，称达达主义是“我们之母”，事实上他并没有深入探索西方文学问题，只凭藉自己敏锐的感觉，盲目醉心于借鉴西方现代派，即单纯横向移植。其后自觉到此路不通，又全盘否定西方现代文学而完全倾倒日本传统主义，不加分析地全盘继承日本化了的佛教哲理，尤其是轮回思想，即单纯纵向承传。最后开始在两种极端的对立中整理自己的文学思想，产生了对传统文学也对西方文学的批判的冲动和自觉的认识。这时候，他深入探索日本传统的底蕴，以及西方文学的人文理想主义的内涵，并摸索着实现两者在作品内在的谐调，最后以传统为根基，吸收西方文学的技巧和方法。可以说，川端文学是在东西方文学的比较和交流中诞生的。他在艺术上开拓这条新路，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

战后，川端康成对战争的反思，自然扩展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以及审美意识中潜在的传统的苏醒。他说过：“我强烈地自觉做一个日本式作家，希望继承日本美的传统，除了这种自觉和希望以外，别无其他东西。”“我把战后的生命作为余生，余生不是属于我自己，而是日本的美的传统的表现。”也就是说，战后川端对日本民族生活方式的依恋和对日本传统文化的追求更加炽烈。他已经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思考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问题。他总结了一千年前吸收和消化中国唐代文化而创造了平安王朝的美，以及明治百年以来吸收西方文化而未能完全消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且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了应该“从一开始就采取日本式的吸收法，即按照日本式的爱好来学，然后全部日本化。”他在实践上将汲取西方文学溶化在日本古典传统精神与形式之中，更自觉地确立“共同思考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桥梁的位置”。

川端康成在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作家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量，培育了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气质，使之臻于日本化。在这方面，川端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意识的融合，表现了人文理想主义精神、现代人的理智和感觉，同时导入深层心理的分析，融汇贯通日本式的写实主义和东方的精神主义。二是传统的自然描写与现代的心理刻画的融合，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乔伊斯的意识流，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又把自身与自然合一，把自然契入人物的意识流中，起到了“融合物我”的作用，从而表现了假托在自然之上的人物感情世界。三是传统的工整性与意识流的飞跃性的融合，根据现代的深层心理学原理，扩大联想与回忆的范围，同时用传统的坚实、严谨和工整的结构加以制约，使两者保持和谐。这三者的融合使传统更加深化。

川端康成的创作道路，是从追求西方新潮开始，到回归传统，在东西方文化结合的坐标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了运用民族的审美习惯，挖掘日本文化最深层的东西和西方文化最广泛的东西，并使之汇合，形成了川端康成文学之美。正因为如此，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赞扬川端“虽然受到欧洲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洗礼，但同时也立足于日本古典文学，对纯粹的日本传统体裁加以维护和继承”。

三岛由纪夫评论川端康成时写了一段话，它不仅对于认识川端文学，而且对于了解日本近现代文学具有普遍的意义，现抄录如下：

“生于日本的艺术家，被迫对日本文化不断地进行批判，从东西方文化的混淆中清理出真正属于自己风土和本能的东西，只有在这方面取得切实成果的人是成功的。当然，由于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越是贴近日本，成功的可能性越大。这不能单纯地用回归日本、回归东洋来说明，因为这与每个作家的本能和禀赋有关。凡是想贴近西洋的，大多不能取得成功。”（《川端康成的东洋与西洋》）

总括来说，川端康成适时地把握了西方文学的现代意识和技巧，同时又重估了日本传统的价值和现代意义，调适传统与现代的纷繁复杂的关系，使之从对立走向调和与融合，从而使川端文学既具有特殊性、民族性，又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意义。用川端本人的话来说，“既是日本的，也是东方的，同时又是西方的。”可以说，川端康成这种创造性的影响超出了日本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艺术性方面，这一点对促进人们重新审视东方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性。

从宏观出发，明确了川端康成文学这一历史定位之后，就有必要从微观的角度来全面、具体、细致地考察川端各个时期的作品、各种不同模式的作品，才能得出切实的科学结论。正如日本川端康成研究家长谷川泉教授指出的：“离开川端康成战后的系列作品，就很难确定川端康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川端康成的战前的系列作品，这个时期川端创作的《伊豆的舞女》、《雪国》等，成为其登峰之作，奠定了他的作家地位，容易为人们所认同。他在战后创作的《名人》、《古都》、《山音》、《千只鹤》、《睡美人》等系列作品的文学表现，呈现复杂化和多样化，组合成更为复杂的美的方程式、更为多层的文学结构，更具斑驳的色彩，似乎令人难以把握。因此对这类作品的批评，不能简单地只从他的作品的表面情节图解，而应从其深层的文化内涵来分析。其实端康成战前的与战后的作品，是没有断层，其基本文学精神是一脉相通的。而且他战后在更深的文化层次上思考日本美的传统，让它成为一种内蕴的力量，并且具现在其艺术的创造上。从整体来说，这一时期川端的作品更加成熟，更有广度和深度。显而易见，谈论川端康成文学不能忽视其战后的作品群。

笔者翻译和研究川端康成文学，有一个认识的过程，经历过正负两面的经验。总括来说有两点：

第一点是更新文学观念。我们传统的文学观念，往往将文学作为一种载体，单纯从政治社会学出发，评论重点放在反映政治思想生活，片面强调了作品的主题性，而忽视文学及文学思想的统一性是根植于美学哲学，美的价值成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具体表现。如果离开这一点，就很难把握川端文学，尤其是川端后期文学的本质。像《山音》、《千只鹤》、《睡美人》这一类作品，其重点就不是放在反映生活或塑造形象上，而是深入挖掘人的感情的正常与反常，以及这种感情与人性演变相适应的复杂性。因此，它们表现人的生的主旋律的同时，也表现了生的变奏的一面，或多或少抹上了颓伤的色彩。但这种颓伤也都编织在日本传统的物哀、风雅、好色、审美的文化网络中，作为川端文学和美学整体的构成部分，还是有其生活内涵和文学意义的。有的论者对《睡美人》的批评走进了误区，原因恐怕也在于此。正如长谷川泉教授指出的：《睡美人》里面没有写老丑的东西。在这里虽有尚属活跃的老年性，但那不是老丑的东西，而是世阿弥的《风姿花传》的境地，是沁人心脾的世界。虽然不必卒读《睡美人》，具有慧眼的读者，是完全可以推断的。

第二点是建立新的研究方法论。文学不是单一的学科，而是特殊的综合学科。它不仅与其他人文科学，如哲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社会学等有着血脉的联系，而且与一些在思维空间相距甚远的学科，如生理学、心理学、病理学、性科学等也有着多方面的内在联系，它们与文学表现是有机合成，起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边缘学科”的出现，使文学表现手段更复杂化和多样化。所以克服过去的研究文学的单一模式，探求新的研究方法论，建立一个立体交叉的研究系统来解川端文学的美的方程式和重层的文学结构，避免简单化和随意性的批评，就显得非常必要。比如对川端美学思想的研究，既要对体现在其文学思想上的东西方的美学价值观的对立性和融合性进行总体的研究，同时又要以实证的知性认同方法，对各个作品所反映的综合现象进行具体的分析。两者合成才能达到综合研究体系化，才能升华对川端文学真髓的认识。

这是艰难的开拓，但值得在川端文学研究中尝试。笔者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和方向增订《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的。如果这次尝试能达到设想的一二，笔者就深感满足矣。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1996年3月于北京团结湖寒士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