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不久，1945年9月初的一天凌晨，我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看过了当天报纸大样，在编辑室的藤榻上休息了一刻，就下山坐公共汽车到赖家桥文工会驻地，去看鹿地亘夫妇。日本投降后，他们写信约我谈话已经不止一次了，主要要谈的是他们是否可以尽快回国，和“反战同盟”的那些盟员今后的工作问题。对他们两个，我劝他们“稍安毋躁”，还是等待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局势明朗一点之后再说；“反战同盟”的问题，我认为他应该向郭老请示，事前不要轻率发表意见。鹿地和池田似乎都有一点神经质，一方面想急于回国，但同时谈话中可以听出也还有不少顾虑。和他们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就进城回到中一路坡下的“依庐”。那时正是毛主席和国民党进行“重庆谈判”时期，报社工作很忙，我已有十多天不曾回家了，可是到家不久，恩来同志就派人来通知，说有要事要我立即去曾家岩，我赶到五十号，恩来同志放下正在批阅的文件，对我说：“有一项紧急任务，中央决定要你立即回上海。”这对我说来，当然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我离开上海已经八年多，也很想去看看“光复”后的上海。恩来同志说：“国民党的中宣部下了一道命令，规定在北平、上海、武汉这些地方，只有在抗战前或抗战中登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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