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中国人觉醒了，主要是说中国青年知识界觉醒了。他们在越来越明显地摆脱始于80年代初的崇美心态，今天他们敢于自发地批判美国，不怕拿不到去美国的签证或绿卡。

我说中国人觉醒了，也是指我和书中的另外7位作者。1978年，我和李希光、朱伟一考进南京大学外文系英美文学专业，成了同班同学。在班上，我们3个人在同学中表现得很喜欢美国：我整天埋头阅读美国传统文化价值和政治制度的创始人索罗、爱默森、杰斐逊等人的哲学和政治学著作，有时还学美国政客的样子，振振有辞地向其他同学传播他们的思想；李希光喜欢美国英文小说，他像饿狼似的，一天读一本美国小说，一个学期下来要读上百本；朱伟一则是每天晚上在教室外面抱着一台破旧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新闻广播，而且他的记忆力特强，每天听完后，能把15分钟的新闻广播差不多是一字不漏地复述给我们。4年的大学学习，知识不敢说长了多少，但在思想感情上可能跟美国更加贴近了。

我们3个人和本书的另外5位作者近10多年来先后获得美国奖学金或奖金，在美国的著名大学或报社学习或工作过，美国人是想通过培养我们这些人在中国传播亲美的思想。但是，事与愿违，如果说在去美国前我们还有一些亲美的思想，但到了美国之后，看到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丑化和毁我中华文化根基的新种族主义，我们在大学里和研究生院里积攒的那些崇美思想被一扫而光。

这也是我们这些分处在太平洋两岸的8位知识分子能够相互沟通的基础：是美国人“煽动”了我们批判美国的情绪，是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demonizing China）的企图唤醒了中国知识分子。

本书的写作过程比较有意思，我和李希光是本书的主要作者和策划人，但本书主要是好几位作者合作的结果。这些作者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美国宾州，相隔千万里，但却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完成了这次愉快的合作。我想在这篇代序里，啰嗦几句，讲一下我们写这本书的初衷和过程。

去年冬天，在我任教的美国宾州大学，接待了来自北京的记者、美国《华盛顿邮报》访问记者李希光先生。我和希光在他乡相逢，分外高兴。但我与他事先打电话联系他来访和讲座的具体事务时，两人不约而同地谈到当时处于非常紧张和低潮状态的中美关系，都深感忧虑。希光在美国首都的第一大报作访问记者，切身体会到美国主流媒体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对美国主流媒体近年来大肆攻击、歪曲中国的不光彩行为，感到十分气愤和遗憾。

我对此也深有同感。

我最近正在作有关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研究。从文化的层面观察、分析中美关系近期的紧张，觉得非常有必要对这些们俩谈的主要是美国主流媒体和美国的某些中国学研究人员刻意丑化、歪曲中国的问题。我以自己在美国大学留学和任教多年的亲身体会，谈了我对美国学术界和舆论界的看法。李希光作为新华社的资深记者，多年来一直追踪国际国内的重大发展，他眼光敏锐、开阔，这次又到了美国舆论与政治的中心，深入体验、了解美国政治与媒体的具体运作。对大部分谈到的问题，我们都有基本的共识。那篇报道，虽然看上去我说的最多，但李希光的眼光和风格，才是文章最根本的东西。

我们同时又觉得，实在还有太多的内容需要讨论。对于中美关系中文化、传媒与舆论的作用这样的复杂问题，一篇短短的对话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我们一个在北京，一个在美国，通过电脑网络和信件，开始酝酿一个较长、较深入的讨论计划，并开始构思本书。

今年夏天我回到北京，见到希光，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得立即着手写一本认真探讨中美关系中新闻媒体与文化的作用的书。

这时，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了，我在北京大学的勺园招待所看电视转播，中美之间的摩擦在升温，特别是NBC体育评论员科斯塔斯对中国和中国运动员大放厥词，更加引发了海内外中国人的义愤。在北京的书市上，我还看到了好几本最新出版的书，谈的话题都与当下和历史上的中美关系有关。像《中美较量大写真》、《中国可以说不》等，我都看了，当时我觉得这些书的作者，有一股爱国主义的激情，他们对美国政界和主流媒体的反华逆流的反击，也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不过我在读了这些书之后，也有保留，并感到某些忧虑。我想在此谈谈我的看法。

我认为，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已迅速崛起。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美关系在这样的关口，也经历着空前的转型。两国间的冲突和摩擦，不可避免地在增加。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有增无减，冷战意识形态的惯性，仍难以刹车，并有把过去的冷战对象苏联转为中国的趋势。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主流媒体和某些政客掀起了一股新的反华逆流。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形下，有些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较为情绪化，对美国作了激烈的抨击。但这种情绪化的批判，容易流于肤浅、片面和偏激，并不利于我们对美国作清醒和实事求是的了解。

我们现在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10年前对美国的一片热烈浪漫，变成今天的一片忿忿嘘声。我们也不必受美国主流媒体和某些政客反华逆流的影响，因为你不仁，我就不义，把问题搞得过于情绪化。我们需要的恰好是冷静和清醒的头脑与眼光。美国今天的反华逆流是一剂清凉剂，让某些一厢情愿的浪漫情怀降一降温。但却不应煽起太多的激愤；温度升得太高，诱发了新的中美对抗，一些心怀鬼胎、惟恐天下不乱者，便可以乘火打劫、火中取栗了。

现在是到了对美国主流媒体和文化、学术界某些人物有一个较清醒、较理性的认识的时候了。

以上就是我和李希光合编本书的初衷，我想这些也是我和希光的基本共识。我们在1996年夏，应四川朋友莫始奎先生之邀，有机会一起去了一趟四川峨嵋山。这本书的基本轮廓，就在旅途中成型。我俩相约，希光在北京，请熊蕾和韩松两位记者，撰写有关美国媒体部分。他们俩都曾获美国人的奖学金，在美国研修过，有亲身体验。再一位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博士朱伟一先生，他回到北京刚刚一年，正为中国蓬勃的律师行业奔忙，也加入了我们的作者行列，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我回到美国后，也请了三位青年作者，加入我们的合作行列。他们都毕业于北大，吴剑平、史安斌在北大英文系获英美文学硕士学位，王敏娟同学最年轻，她去年才毕业于北大中文系。这三位作者现在都在宾州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他们来美国的时间有的已有两三年，有的刚刚几个月。在接受写作的任务后，从繁忙的学习和教学工作中（他们三人都是宾大比较文学系的助教），抽出时间，作了许多研究，在一个月不到时间内，完成了各自的章节。他们三位和我、李希光（相信也包括北京的另外三位作者朋友）对本书的基本构思都是赞成的，写作时都非常认真投入，所以我们才有很愉快的合作。没有他们的贡献，这本书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但我们仍然写得太过于匆忙、粗糙，有大量重要的内容漏写了。由于是两地合作，作者较多，大家在文字和观点的表述上，也不尽明晰和一致。所以我作为主要作者之一，非常希望听到读者的批评意见。我想大部分读者都会理性地思考我们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和列举的事实的。

在今天这个传媒高度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这本用中文写就的书，同样也会有海外的读者。前面提到李希光写的那篇报道，在美国也有读者。我最近就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夹了一份英文《北京周报》剪报，是回忆埃德加·斯诺的。读者来信用英文写了短短两行，译文如下：

今天美国没有斯诺的声音（我和李希光的对话里提到今天美国已经没有斯诺——译注），是因为斯诺1972年就死了，他不能再写新东西了。既然你不信美国的媒体，你也许要信这个（指《北京周报》——译注）！

这封寄给“刘康教授”的信，发自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可惜是封匿名信，我也没办法和它的作者联系了。其实在美国，我常常听到和看到一些言辞非常激烈的反驳、批评我的文章，但像这样的匿名信，还是头一回。

对于任何指责和攻击我个人的言谈，我都不想回应，也无暇应付。但对于反对我的观点的言论和意见，无论是何意图，我都希望有机会与对方商榷。对于我在本书里的观点，也是如此。

本书的目的，是在当前中美关系动荡不定的时候，把重大、敏感的问题提出来，表明我和我的朋友们对这些问题的鲜明立场，以正视听，并希望由此有助于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理解。所以，我特别愿意与读者共同讨论，加深理解。我想，这也是希光和本书其他作者的共同愿望。我这样说，不至于是越俎代庖吧！

刘康

1996年10月1日国庆节之夜

于美国宾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