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以来，追寻和探讨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一直是国内苏联——俄罗斯研究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内同行们不断地从政治、经济、民族问题和对外政策等领域对苏联解体的诸原因作出自己学术上的解释。毫无疑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苏联在对外政策上的一系列严重失误，是导致苏联1991年末最终解体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笔者看来，正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美两国真正开始了围绕着两种制度谁战胜谁的全球性较量。因而，研究和梳理这一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的得失及其遗产，或许能对在源头上解释苏联解体的外交原因有所助益。

本书在写作结构上，首先将战后斯大林时期的对外战略和对美政策作了扼要但不失系统的阐述，力图概括地描述出战后初年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总构想和对美政策的基本走向，从而说明赫鲁晓夫执政之初所面临的苏联外交遗产和国际局势，以及赫鲁晓夫加以调整和改革的苏联对外战略的原有面貌。本书的中心内容的叙述程序是，在赫鲁晓夫对外战略的总体中把握赫鲁晓夫时期的对美政策，因而，本书系统地论述了赫鲁晓夫新的对外战略的理论基础，外交策略和赫鲁晓夫的外交哲学，并在其中阐述了他对斯大林对外战略理论和策略的改革调整和继承。在此基础上描述和评价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对美政策时，本书就能够把握它的目标模式以及各项具体政策的内在联系。

本书将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对美政策和苏美关系分为三个层次和五个范畴。第一层次是苏美的双边关系，其中包括两国互为目标的军事战略，两国的裁军对策和双方经济关系的态势及其演变三个范畴；第二层次是在两国领导的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的对峙中体现出的苏美关系，这基本上集中在欧洲范围内；第三个层次是苏美在第三世界的角逐，即阐述苏美在第三世界国家展开外交活动，扩大自己的影响所出现的利益碰撞和在这一领域建立起来的关系规范。这种划分的依据是，苏美关系与小国之间的关系不同，小国间的关系只具有双边意义或地区性意义，而苏美却是两极结构下各自代表着一极的世界性大国，无论其外交活动领域和价值目标，还是其利益范围，都是世界性的，双方都希望每一个国际问题以有利于自己，不利于对方的方式解决。如果说欧洲是双方外交活动的主要领域，那么，第三世界由于其国家众多，疆域辽阔，必然成为两国激烈竞争的场所。这样，苏美关系的作用范围就覆盖到全球各个地理领域和各个问题范畴。

本书在探讨和阐述问题时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两个方法。其一是由个别到一般和由一般到个别的方法，也即从赫鲁晓夫对5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诸多问题的新认识和新观点中，抽象地概括出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以后苏联新的对外战略，然后又由一般到个别，在把握苏联这个时期整个对外战略基础上描述和分析这一时期的苏联对美政策和苏美关系，这样，既能够说明苏联对美国的每个具体政策的宏观归宿，又能把握每个具体政策间的内在联系。另外，本书还力图从各个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叙述中，概括出这一时期苏美之间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关系规范，而且本书还特别努力于描述出这一时期在两极结构的条件下苏美关系运行的诸规律。其二是采用事物“只有在运动中才表现出自己是什么”（恩格斯语）的认识论方法。在考察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美政策时，本书首先描述了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战略和对美政策，以图说明赫鲁晓夫对外战略和对美政策的起点和背景，本书还扼要叙述了赫鲁晓夫的理论和政策遗产对其后继者的影响，力图通过前瞻和后顾，在动态中把握赫鲁晓夫对美政策的得失，进行中肯和准确的分析与评价。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斯大林在分析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诸问题时，例如在分析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两大社会体系间矛盾与竞争的领域和形式以及和平共处问题时，没有顺应变化了的国际环境，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都显得过于极端和僵化，因而对外战略和对美政策的制定也显得僵化和偏执，再加上对外政策上的大国主义倾向，使得战后初年出现的尖锐冷战态势没有得到及时的化解，对美政策也由于过于僵硬而出现了一些失误。赫鲁晓夫执政以后，在新的基础上分析了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国际客观条件变化新的理论原则和重要论点，例如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核武器的出现在军事领域造成了根本性变革，两大社会体系间的矛盾可以缓和，经济竞赛应成为两大社会体系间竞争的基本形式，等等，并在此基础上调整了以往的政策，制定了新的对美政策和方针。本书认为，赫鲁晓夫的对外战略和对美政策的积极方面在于，它反映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在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造成的革命性变革；反映了战后科技革命和殖民体系崩溃造成的发达国家内部经济运行机制中超经济强制（用对外战争推动资本输出和占领原料及销售市场）因素的削弱所出现的新的国际竞争形式；反映了核武器的出现给战争问题造成的根本性变革；反映和顺应了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冷战要求和平的共同愿望；使冷战格局下出现了有限缓和，对抗走向了对话，为国际社会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建设和发展赢得了相对和平的国际条件；使战后遗留问题的解决有所进展，并为其进一步解决创造了较好的基础；为解决战后苏美关系问题和两大国社会体系对抗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想观点和政策原则。

同时本书也指出，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和主观认识上的偏差，这个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和对美政策也存在着一系列严重失误：

第一，低估了两极状态下缓和两大阵营间矛盾的困难程度，把改善苏美关系所能达到的目标过于理想化，对于与美国在各领域建立全面合作与和平竞赛关系，存在幻想，看不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体系的基本矛盾。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方充其量只能达到一种有限的缓和，这一方面是由两大社会体系的基本矛盾决定的，另一方面又是两极结构的国际条件决定的。

第二，在裁军谈判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的情况下，苏联也陷入了军备竞赛的泥潭。其客观原因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苏联周边地区拼凑一系列遏制苏联的军事联盟集团，主观原因是苏联自己的谋求军事力量优势以控制世界的政策原则。

第三，在美国在第三世界拼凑一系列地区性军事集团的情况下，苏联在其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活动中也表现出了忽视这些国家的民族特点和利益，急于将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的阵营体系，并在这些国家推广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倾向，反映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苏联对第三世界国家大规模的武器输出，既造成了地区性冲突的加剧，也引起了苏美两国对抗的加剧。

第四，赫鲁晓夫关于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思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完全错误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曾说：“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苏美两国之间有合作和信任，就会有和平，在苏联政府首脑尼·谢·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按照这种思想，苏美有权干涉世界各地区的任何问题的解决，而且只有苏美两国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就必然导致苏联干涉别国事务，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忽视和损害第三国利益的霸权主义和支配主义倾向。

第五，赫鲁晓夫时期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苏联的有关政策，虽然在某些方面比斯大林时期有所进步，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那一套，有时甚至比斯大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本书能够完成，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会长陈之骅教授。在他的富有成效的指导下，我得以顺利地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业。同时，我也愿借本书出版的机会，表达我对我妻子李燕的深深谢忱。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她对我从事的只能带来清苦的学术研究的支持始终未曾动摇，这常常使我因自己的学术成绩太少而惭愧。最后我还要感谢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本书在他们的帮助下得以问世。

由于本人学术水平和阅历的限制，本书肯定有很多有待商榷之处，恳请学术界的前辈，同仁和读者批评指正。

郑羽

1998年2月于北京丰台大井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