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世界秩序展望

不久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及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都报道说，重读世界史可知，16世纪是西班牙时代，17世纪是荷兰时代，18世纪是法兰西时代，19世纪是英国时代，20世纪是美国时代，而在21世纪多元化的国际秩序下，亚太时代将揭开序幕。

看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强调，亚洲地区将作为21世纪最有希望的投资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化的中心。世界列强的投资者正在争先恐后地向亚洲地区投资，并已经开始投入了确保本国市场的战争。

就地理位置而言，日本显然是一个亚洲国家，但它过去却一贯标榜自己是西方的一员。然而最近，它宣称已经从“脱亚”回归亚洲。美国和俄罗斯也各自宣称自己是亚洲及太平洋沿岸国。

就国际政治而言，从1945年美苏雅尔塔冷战体制转向既合作又竞争的美苏马耳他体制（1989年美苏马耳他会谈），就此，政治和军事较量的时代已经变成经济和技术战的时代。细列出来就是：1986年前苏联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改革和开放政策；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太平洋宣言（1986年7月28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演说（1988年9月16日）；新贝尔格莱德宣言（1988年）；不干预东欧改革宣言（1989年）。诸如此类的新思维外交宣言导致柏林墙的坍塌（1989年11月）和前东西德的统一（1990年10月3日）。作为这些事件的飞镖效应是前苏维埃联邦的解体（1991年9月）。其结果是美军和俄罗斯军队等占领军完全撤出柏林（1994年1月及8、9月）。至此，持续了近50年的冷战体制彻底结束。这意味着过去美苏两极体制已被现在的多边安保体制取而代之了。

与此同时，就国际经济而言，继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之后，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在一个无限竞争的时代使新的国际规范稳定下来。GATT的基本原则是谋求贸易自由化（收入自由化，即开放市场），通过最惠国待遇实现无差别原则。在此期间，曾在GATT体制下进行过多次贸易会谈：50年代的双边会谈和1960—1967年肯尼迪回合的多边主义，即关税的一揽子降低方式；1974—1979年东京回合的多国贸易协商的基本原则；始于1987年终结于1994年12月的乌拉圭回合包括纺织品、农产品、服务、投资等有关贸易协商的一系列过程。

如果对GATT和 WTO体制的性质作一比较，可以看到过去的GATT体制并不是一个国际机构，不过是一个国际性的协定而已，所以对国际贸易规则起了制约作用；而WTO体制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性的法人权力机构，由于它设立了世界性的贸易组织，且设有解决争端的常务机构仲裁委员会，因而它是相对稳定的，能够维护和发展可预测的国际贸易秩序。

对两者的手段进行比较，GATT体制着力于降低关税本身，非关税壁垒只停留在发宣言的水平，而WTO体制则不仅降低了关税，彻底废除了主要领域的关税并实现了降幅平衡，而且还谋求彻底废除非关税壁垒。

GATT体制只局限于主要工业品方面的自由化，WTO体制却包括农产品、服务、纺织品、知识产权及投资等方面，从而为国际贸易的总规范作好了准备。

随着上述国际政治及经济秩序的变化，世界主导权正在从过去以美苏为中心的两极体制转变为以美国为一端，中国、欧共体、日本、俄罗斯并存的一极多重体制。而且今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将表现为欧洲联盟和经互会合并形成欧洲经济圈，中国和俄罗斯参与的亚太经济圈形成，以及在这两个经济圈相互竞争的情况下表现出美、中、日、俄等各自谋求确保独立领域的多极地区主义倾向。

在国际秩序方面，重视经济的政治集团抬头，意识形态已日益退居次要地位。一国的乃至集团的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将受到重现，因此对经济霸权的争夺也将日益加深。

那么，美国今后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对外经济变化和挑战呢？它又将构想出何种战略来应付这种挑战？最大的挑战来自欧盟的扩大及其在经济上的联合和政治上的团结。第二个挑战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的高速增长和经济合作。

美国对这些挑战所采取的对外经济政策可归纳为下述4点：

（1）美国将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体制的出台，努力确保多边自由贸易新秩序。

（2）为对付欧共体的合作和扩大，将加强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团结，并谋求扩大该地区的战略。

（3）一方面牵制亚洲地区经济集团的形成，同时为了把中国和日本同美国经济捆绑在一起，美国将促使APEC实现本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最终支持APEC在经济上的联合，尽管这种过程是十分缓慢的。

美国对APEC的这种对外经济战略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印尼《茂物宣言》（1994年11月16日）中。《茂物宣言》的核心就是一致同意APEC成员国中的发达国家在2010年之前、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之前各自实现完全的贸易自由化。

（4）当美国认为通过WTO和APEC等机构在推进贸易自由化和解决贸易摩擦不尽人意时，它就不惜动用诸如超级第301条款来单方面地报复拒绝开放市场和设置贸易壁垒的国家。

上述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给人们以怎样的启示呢？这就是，美国并不真正致力于加强WTO和APEC等多元的自由贸易制度，而是想在关系到外国的市场开放和扩大出口等国家利益需要时利用双边协商等一切渠道。只不过估计它今后会向协商的渠道方面作更多的倾斜。同时，美国政府今后还会进一步强有力地运用政治及军事的影响为美国产品的出口助一臂之力。

亚洲太平洋时代

一般都把21世纪称为亚洲太平洋时代。最近，环太平洋经济圈的灵活多变现象反映了世界经济中心正在从大西洋移向太平洋。未来学家预测，到2000年，环太平洋地区（包括美国在内）的GNP将占到世界GNP的50%以上。环太平洋地区的GNP在世界GNP的比重1962年为39%,1980年上升到43%。因此，不仅中国和日本强调它们属该地区，俄罗斯也强调它是亚洲地区国家，就连太平洋彼岸的美国都强调自己是亚太沿岸国。

如果说美国的过去是在欧洲和大西洋，那么美国的未来将在亚洲和太平洋。因此，美国为了自身的安危和繁荣，也不能不更关心东亚的安保和经济的变化趋势。

美国将它外交政策的侧重点放在亚太地区，理由有二：

第一，因为亚太地区是和克林顿总统的国内政策目标，即和美国经济的复苏、贸易收支和财政收支赤字的减少、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增加就业和刺激出口等关系最密切的地区。

具体说，亚太地区的GDP约占全球的50%，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额达1200亿美元，这将有助于美国创造出230万个就业机会，相当于美国同中南美贸易额的3倍，同西欧贸易额的1.5倍。事实上，以1980年为契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规模已经开始超过同大西洋贸易的3300亿美元的规模。到21世纪初，估计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贸易规模将超过它在大西洋地区贸易规模的2倍。

第二，亚太地区近期虽有金融危机和地区性安保问题，但这个地区仍然很有活力和具有发展潜力。

美、日、中、俄的外交战略

——美国

在上述背景下，克林顿总统提出了新太平洋共同体的发展问题。他为了使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发展付诸实践，在日本东京举行了发达国家七国首脑会议（G-7）。克里斯托弗国务卿为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部长会议的后续会议，曾于1997年7月末访问这一地区。1997年11月又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举行了APEC年会。

作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蓝图，克林顿总统不是通过在日本的演说强调经济，而是通过在韩国的演说强调安保。美国谋求在东亚保持军

事霸权和扩大持久影响。6175708面对朝鲜半岛的假想状态，举行了“模拟国家安保会议”（NSC,1997年10月30—31日）。

1997年伊始，不仅美国，还有中、日、俄，四强都瞄准了亚洲，谋求强化对亚洲的影响。于是它们通过首脑会谈等各种渠道，各自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外交战。四强的外交战瞄准了亚洲新秩序的构架，在相互合作又相互牵制的犬牙交错而复杂微妙的结构中展开。

——日本

日本正在相对地加强它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安保影响。日本已于1997年9月23日同美国共同奠定了进一步巩固“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这一两国共同安保体系的军事合作基础。

与此同时，鉴于最近的经济危机，日本正从过去的“脱亚”状态回到“归亚”状态。6175709过去日本的亚洲观是关于“南北问题（贫富问题）”和“脱亚入欧式”思维。日本认为亚洲是发展中地区，而日本则是发达地区，因而把自己归入“欧美集团的特别成员”。然而最近，日本似乎不得不认识到，它不仅在种族、历史和文化，而且在“价值观”方面都属于亚洲。

假如我们用盎格鲁萨克逊同日本的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来分析最近日本经济的问题，归根结底，日本的选择还只能是“和魂洋才”这条路。

而由于亚洲外汇危机的后遗症引起的证券公司的连续破产，日本目前正经受着金融危机之苦，所以日本现在不能不为国内的经济问题更加操心。

在亚洲金融危机蔓延的1997年末，日本曾强烈主张创设“亚洲基金”，显示了它作为亚洲经济大国的面貌，尽管这一倡议未获成功。

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曾于1997年4月及是年秋，在东京分别通过同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力图确保它对亚洲的影响。在同叶利钦总统的会谈中，重点谈到了日本对俄经济合作及北方领土问题等；同江泽民主席则集中讨论了钓鱼岛等领土争端问题和遗留的历史问题。

——中国

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表现了惊人的高速增长。在1978—1993年的15年间，中国的GNP增长率年平均高达9%左右。

1979年中国的贸易规模仅为293亿美元，到1993年已达1957亿美元，其绝对贸易额增加了6倍以上。尤其是中国急剧地扩大了引进外资的规模，到1993年，外国对中国投资规模的实际利用水平已达257亿美元（合同金额达1277亿美元），比1992年（合同金额575亿美元）增加了2倍多。

目前中国的GDP规模接近5000亿美元，经济规模进入了世界10强之内。1994年7月7日，台湾完全放弃了同中国进行直接交流等经济方面的“三不（不通商、不通航、不通邮）”政策。随着“南京条约”的到期，脱离中国长达150年之久的香港又已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从而使中国得以收复人均国民收入达15000美元、作为亚洲贸易金融中心的香港，这就进一步加速了资本的引进和贸易的灵活性。假如同台湾的经济交流能进一步活跃起来，中国经济将越来越有活力。

以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短短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取得的富有活力的经济成就比照过去韩国、台湾、日本等所取得的所称“东亚奇迹”，可以预见中国到21世纪，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

另一方面，从中国对美国的关系看，中共十五大以后，在对外关系中改善同美国关系的条件正在形成。过去中美关系除了受到来自民族主义的反美情绪制约以外，还由于中国担心苏联的解体会带来战略合作关系的消失以及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等复杂因素使两国关系恶化起来。

尽管如此，美中之间同时并存着冲突、对抗和合作。当然它们之间也表现出一种共识，那就是认为两国基本上应当走向合作。1997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华盛顿时，美中首脑会谈对核扩散问题作出了妥协。

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一方面加快降低关税的步伐，另一方面致力于开放服务市场并彻底废除政府限制。

美中之间只要不发生外交摩擦，中国就将实现加入世贸组织。这不仅意味着中国正在国际社会中增强发言权，而且意味着亚洲地区争霸战的开始。而美中之间的地理政治环境和力量对比关系有可能使韩国处于左右为难的夹缝地位。

——俄罗斯

俄罗斯正从大西洋主义的外交战略转变为欧亚主义的外交战略，并谋求同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把亚太地区视为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中心，正着重推进它与东北亚各国的合作。

于是俄罗斯在1997年10月围绕“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美伊冲突达到高潮时，开始发挥其仲裁作用，在外交活动中表现出积极的意向。

俄罗斯和朝鲜毗邻，因此该地区的稳定与否对它来说至关重要，然而它并非朝鲜半岛问题磋商的参与者，俄罗斯对此深感遗憾。前苏联对朝鲜半岛有过巨大的影响，而现在的俄罗斯却被朝鲜半岛四方和平会谈排除在外。

俄罗斯试图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来恢复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俄罗斯已经两度明确了同中国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另外，俄罗斯不仅同韩国，而且也同朝鲜维持着正常的关系。

如上所述，四个大国加强军事同盟和推进经济合作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纯地以美国和日本为一方，以中国和俄罗斯为另一方的意识形态格局，而是采取了以实际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外交战略。实际上，它们通过最高级会谈，已经取得了下列可观的成绩：

第一，美国通过与中国的首脑对话，经济上改善了贸易逆差状况，并且确保了在中国的原子能市场；军事上取得了中国对“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谅解，从而维持了它在东亚军事安保方面的既得利益。

第二，中国在对外政策上正式同美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在1998年6月29日北京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上），从而在今后经济发展中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可能成为最大障碍的美国对华封锁政策的危险。

第三，日本由于取得了中国对“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谅解而打开了加强军备的道路。

第四，俄罗斯得到的实惠是加强了同其他大国的经济合作，同中国解决了边界问题，并参与发达国家七国联盟（G—7）。同时，1997年6月“G-8”（G-7＋俄罗斯）首脑会谈达成了支持俄罗斯尽早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

·朝鲜半岛的重要性

现在让我们以朝鲜半岛为中心来考察一下最近的变化。众所周知，亚太地区内是东亚，而东亚地区内，是东北亚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方面尤其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在下述两个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国际政治方面看，可以说朝鲜半岛在世界列强之间起着缓冲的作用，又可以说它同时起着火药库的作用。美、日、中、俄四强围绕着今后扩大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正展开激烈的实利外交。从这一地区曾爆发过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朝鲜战争（1950—1953年）；发生过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决定对朝鲜进行特别核查引起朝鲜退出禁核扩散条约以及美朝日内瓦核谈判结束（1994年8月）等情况充分说明，朝鲜半岛的和平政策不仅对过去，而且对现在和将来是多么重要。

继1997年10月中国江泽民主席访美，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美中在首脑会谈（1998年6月29日）中一致同意两国将为朝鲜半岛以及该地区的稳定进行密切合作。

其次，从国际经济方面看，朝鲜半岛可以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和平共处，进而在向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转轨的过程中起重大的作用。

从国际政治秩序的角度来考察最近的大国动向，也可以知道朝鲜半岛的现状有多么重要。1996年7月在法国利昂举行的G-7首脑会谈也证实了朝鲜半岛地位的重要性。那次G—7会谈的重心虽然放在经济宣言方面，旨在强调缓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但同时也敦促国际社会共同参加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KEDO）。

自1997年3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美俄首脑会谈至同年11月10日中俄会谈，四个大国总共举行过9次首脑会谈。四大国首脑一年之内如此频繁地聚首磋商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它们究竟讨论什么？又为什么讨论得如此认真？

四大国在首脑会谈上就朝鲜半岛的稳定问题交换了意见。朝鲜半岛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东北亚的稳定，而东北亚军事安保的稳定又密切地联系着四个大国的政治经济利害关系。因此，朝鲜半岛问题在四国首脑会谈的讨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当然不仅是为了大国自身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东北亚的和平稳定。

关于朝鲜半岛四方会谈（停战协定当事国韩国、朝鲜、美国、中国），中美在说服朝鲜方面意见一致。美国和日本也曾具体讨论过关于解决朝鲜的问题。

另外，1997年6月，在美国丹佛市举行的8个发达国家（G-7＋俄罗斯）首脑会谈也曾涉及朝鲜半岛的现状及诸如核不扩散等经济、外交安保问题。

1997年11月12日，中国总理李鹏访日时曾明确表示，为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将认真考虑中、俄、美、日四方会谈，从而使朝鲜半岛问题超越了韩国和朝鲜两当事者，扩大成更为复杂的国际问题。

朝鲜半岛正式的四方会谈始于1997年12月日内瓦。韩国方面提出将停战体制变成永久性的和平体制：朝鲜则提出美朝之间签订和平协定及美国撤军问题。尤其是从战略意义上灵活运用了对朝粮食援助和各种经济合作。

1998年4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二届亚欧高层领导人会谈通过了“关于亚洲金融及经济状况的特别声明”，决定共同对付东亚经济危机。

韩国的选择

那么，韩国又将作何种选择？韩国将一如既往，今后对内应加强国家竞争力，对外应利用亚太地区，总而言之，应利用东北亚的多元合作构想，以谋求民族生存和繁荣的道路。

笔者曾论述过与APEC《茂物宣言》有关的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趋势、各国关于创立东亚经济论坛的战略；也论述过关于推进东部增长三角区的共同开发动向等问题；笔者还分析和提出过在亚太时代发挥主导作用的韩国对外国人直接投资政策自由化、关税自由化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等问题。

从这种思路出发，笔者曾在“21世纪东北亚经济圈的构想与韩国的战略”文中提出过东北亚经济圈构想，并论及这一地区各国间的互补和共同开发的课题；作为实现该经济圈构想的具体方案，我在图们江地区开发计划（TRADP）中分别论述过韩国对朝鲜、中国、日本及俄罗斯的战略，并具体提出了双边的或多边的产业技术合作方案。

笔者强调，为在上述东北亚多边开发计划中发挥作用，在经济领域，韩国将在促进该地区的技术转移及资源移动，进而对解决南北问题方面作出贡献；在国际政治领域，韩国将对该地区的和平基调政策作出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对TRADP持积极的赞成态度。在平壤举行的第三次计划管理委员会会议（1993年5月）上，朝鲜曾积极推动建立图们江地区开发公司。朝鲜在参与TRADP计划的同时，还准备将“罗津·先锋自由经济贸易区”作为有限的对外开放的窗口。这说明，参与TRADP计划必然会提出韩国和朝鲜的经济合作（或说交流）问题。

之后，笔者曾在“TRADP与南北韩及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一文中论述过东北亚地区各国的互补关系，并阐明了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构想中，特别是与联合国国际开发署主导下的 TRADP有关的中、俄、日、韩的基本立场。笔者还具体提出过韩俄之间及韩国、朝鲜共同参与这个开发计划的经济合作方案。

此外，笔者还在最近出版的《东北亚经济合作与韩国的北方行动战略》一书中分析了与朝鲜半岛周边的大国近年来主要关心的“东北亚经济会议”有关的中国东北亚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潜力以及通过国际合作进行的发展战略；笔者还曾提出过有关各国对待这个会议的基本战略，并提出了主要国家对这两个地区的活动动向及多边的和双边的国际经济合作方案。

另一方面，为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韩国和朝鲜的经济合作，笔者分别发表过关于推进韩国和朝鲜产业及技术合作战略（1989、1991、1992年），关于韩国和朝鲜经济特区开发战略（1990、1991年），关于韩国和朝鲜统一方案模式（1992、1993年）以及和平利用非军事区方案（1995年）的论文。

本书旨在以上述一系列研究为背景，展望21世纪的亚洲经济，按不同的产业分门别类地具体提出克服最近出现的亚洲经济危机的有效的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及地区内外的经济合作方案。

在这方面，笔者作为一名经济学人，一直对如下列几点存在疑问：21世纪世界经济秩序将是什么状况？美国经过80年代的衰退，到90年代已重新恢复了竞争力，执世界经济之牛耳，但从最近的征兆看，即从“金融看涨，实物看跌”等情况看，美国也不能不担心它无法成为泡沫经济崩溃的一个例外。那么美国果真能够刷新这种不平衡的结构吗？美国能够继续保住对世界经济的主导权吗？假如在这方面发生悲剧性的变化，亚洲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克服目前的危机吗？世界性的萧条会再次出现吗？

现在人类的经济中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从欧洲和美洲大陆向亚洲大陆转移，日本正从过去的“脱亚”重新回到现在的“归亚”，它今后将作何种选择？换句话说，日本的国际政治的和经济的伙伴将是美国还是中国？或者都不是，而选择独立的路线？日本在21世纪究竟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过去的亚洲经济发展战略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才导致最近的金融危机？如果说金融危机起因于亚洲经济发展战略本身，那么什么样的经济战略发展模式最有成效？按西方资本主义方式来发展经济，沿袭这种方式能否同亚洲的传统价值进行互补？或是发生冲突？

日本、韩国、泰国和台湾都是地处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尽管日本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收支盈余国，但它是否已经处于经济萧条甚至经济危机当中？韩国虽然作为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典型模式有口皆碑，然而是什么原因使它的神话坍塌得如此之快？

台湾和韩国一样，经济资源贫乏，地区内和国内市场狭小。那么它是否已经顺利地克服了最近的金融危机？泰国作为亚洲极少数开放国家之一，集中了西方的投资。然而又是什么原因使它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源头？

还有，要实现亚洲地区的共同繁荣，应制定出什么样的地区经济合作方案？这一地区进行经济合作最有前途的地方是湄公河地区，还是图们江地区？TRADP和其他地区的开发计划不同，它不仅一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管，而且亚洲开发银行、美、中、日、俄、蒙、韩国和朝鲜以及欧洲各国对此也极为关心，为此召开过多次会议。尽管如此，它为什么仍迟迟得不到进展？为卓有成效地推进东亚地区的国际产业合作，比TRADP更有效的合作方案又是什么？

支撑亚洲各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政治和军事的支柱是什么？东亚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是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朝鲜半岛则是美、中、日、俄四强利害关系尖锐对立的地区。那么，什么才是同该地区新安保时代相匹配的集体安保体制呢？

能够从政治、军事方面保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同时在经济方面互补地推进该地区产业合作的方案是什么？

笔者拟按下面的顺序论述上述研究目的。

第一章展望21世纪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及四强（美、中、日、俄）经济。为此，笔者将论述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体制；三极体制（美、日、欧）的抬头；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崩溃；美国竞争力的衰退和复兴，称霸世界和今后展望；日本经济的繁荣和萧条及结构调整；中国的改革开放及进入世界大国行列；前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改革开放等。

第二章论述乌拉圭回合/世贸组织体制及推进新一轮谈判的动向，并提出亚洲各国的对应方案。同时笔者将对美国的贸易政策同世贸组织规范体系进行比较，以此批评美国的关税政策、纺织业的多边合作、收入配额、反倾销措施、与美国的贸易政策和补贴有关的单边主义及禁止垄断法适用于国外的问题。

第三章探讨最近亚洲经济危机的本质，并分析它对美国和欧洲经济的影响以及各国的对应动向。本章还将论述与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措施有关的亚洲反美情绪的扩散以及日本对亚洲金融危险应负的责任和应起的作用。

第四章在展望21世纪亚洲经济的同时，将讨论过去亚洲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否已经失败。本章还将分析究竟是否存在亚洲价值，假如有，那么亚洲价值是什么并如何在世界化趋势中体现出来。与此相联系，作为建立有效的资本主义伦理和企业文化的试验，在对西欧资本主义、日本资本主义和韩国资本主义进行比较的同时，探索近代的联合主义伦理和现代的业绩主义逻辑的和谐。笔者还将在这一章以韩国为例，提出为改造企业和产业组织而对财阀经济结构进行改革的方案。

第五章分析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趋势，该地区的东亚经济共同体（东亚经济论坛和东盟等）、东盟的东部增长三角地区及对印度支那的经济合作；亚洲地区的主要产业部门（航空、海港、汽车、信息通讯、半导体）的合作趋势，西方（英、德、法、美等国）对亚洲的投资动向。

第六章以中、韩、日为中心概述亚洲地区，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历史背景，阐明其政治经济特征。本章还将概述和分析作为造成亚洲地区经济合作基础的APEC《茂物宣言》和《大阪行动指针》，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俄罗斯对外经济活动管理制度的改革，国际社会援助俄罗斯的动向，最近东北亚地区的贸易及资本合作趋势。

第七章比较和分析中国、俄罗斯、日本、美国、韩国、朝鲜对作

为东北亚经济合作实践方案的 TRADP的基本战略，并论述该开发计划的重要意义及推进方向。

第八章选出东北亚地区内进行多边国际合作中极有前途的环境、能源、农产品和水产品四大领域，分别提出推进这些领域合作的战略。

第九章以美、中、日、俄为中心探讨随着东亚新安保时代的开始建立集体安保体制的可能性；阐明作为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安保合作体系的“东北亚和平城”构想，并提出其开发战略。

第十章是笔者对全书的总结。

最后，笔者谨对为本书的构思、翻译、出版而付出辛勤劳动的诸多人士深表感谢。

正如茂密的森林始于一株株树木，盛开的花朵始于一粒粒种子，本书的构想和执笔的背景也有类似的经历。笔者曾就21世纪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亚洲的产业与技术合作的推进方向、中国社会与经济等问题同京畿道国际协力室的金美姃专员进行过探讨，她曾在香港有多年工作的经验，对国际事务十分熟悉，毕业于大韩民国汉阳大学亚太地域学大学院6175710中国学系。本书构想的灵感正来自于同她的讨论。

正如一切收获都需要相应的投入，我这里也不能不提到另一个投入因素。在汉阳大学亚太地域学大学院中国学系学习的黄银珠、朴三悦、河洞衍、李元光、申钟浩等同学了解到笔者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研究目标，在无数个不眠之夜将我的书稿输入计算机，并耐心地为我整理庞大的资料。我愿对他们表示高度的信任和真诚的感谢。大学院的张销民先生为拙作得以在本国出版进行策划，并给予鼓励。对此我想特别记上一笔。作为一名教授，我对他热心培养亚洲一流的知名学者表示祝愿。

与本研究的宏大目标与真正的目的相比，笔者积累的知识太微不足道了。但作为一名经济学人，作为世界知识分子的一员，为了从世界、亚洲和东北亚这三个层次上推导出亚洲经济危机的本质及其克服方法，为了谋求今后繁荣和合作的政策方案，对本书作了许多修正和补充，执笔创作之苦甚大。在此过程中，幸得在笔者所领导的韩国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所工作的金修我、裴珠延、河东琼等研究员的帮助；正在汉阳大学城市工程系大学院攻读博士课程的任宰永同学及商经学院攻读会计学硕士课程的郑安最助教、在德文学系毕业的具善英小姐、汽车工程系毕业的李奇贤同学、在材料工程系学习的李庠薰同学等都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谢。特别要提到，若没有金修我研究员的辛勤劳动和耐心帮助，本书是绝不可能问世的。

最后要向读者说明的是，本书绝没有达到尽善尽美。我们不仅处于世界转折的时期，而且国际经济秩序正在走向多元化，我们处于“竞争和合作”的相反相成的结构中，因此不可能出现任何普遍适用的惟一正确的研究成果。

不过笔者在有限的时间内结束这部未完成的著书时，还是非常希望本研究所提出的建设“东北亚和平城”及具体运营方案在克服当前亚洲出现的经济危机局面，谋求东北亚地区经济的持久发展和繁荣方面，在寻求朝鲜半岛乃至世界和平的长短期战略方面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