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交史同人类文明史一样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能追述发生在文字发明以前若干年的部落谈判、互市、交亲、结盟（抵御共同的敌对部落或对付自然灾害）等外交活动。

外交是人类由自然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人类开始意识到“共存”、“与立”的重要意义。一个部落希望平等换取其他部落的劳动成果而不是去征伐抢掠，协商划分狩猎和耕作范围而不是武力霸占，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进步！族内近亲繁殖导致人口质量下降，这促成了部落之间的交好通婚。族外婚是姻亲外交的萌芽，这种特殊的外交手段至今未绝，例如欧洲王室之间、非洲部落酋长之间的姻亲关系。远古的部落（以及后来的国家）学会了协商解决冲突，在交流、交涉中彼此学习，推动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

外交是斗智。外交历来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民族智慧水平的因素之一。，

人类文明的历史只有几千年。几千年来外交一直是政治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所谓政治，简单地说，不外安内攘外两大内容。攘外的手段一是军事，二是外交。战争不常有，而外交自有部落组织到国家形成，直至今日从未中断。即使是战争期间，外交也是配合军事行动的策略之一（战时有战时外交，战争常起因于外交谈判破裂，战争的结束又往往是新均势下谈判成功的结果）。同时，外交与内政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所以说外交史是政治史的重要部分，各国外交史又都是局部的国际关系史。

我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早就意识到外交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周易》提示外交方式的凶吉；战国时的纵横家鼓吹：“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连大兵家孙子也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军事家都认为外交比军事更重要！古今中外执政者们因为外交失策而输掉战争、损人失地甚至丧权亡国者多矣。外交是如此重要，以致自从有了国家出现，外交机构就成为政治机器的一部分。发展到当代，各主权国家的内阁第一部都毫无例外的是外交部。

古代无外交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与东方文明相对应的地中海古文明时期，古埃及、巴比伦、古希腊罗马地区也是多国林立，国家“三无”——无常君、无常土、无恒敌恒友。外交活动不断，使者相望于道，各国史书对其古代外交事件无不尽记其全。至于我国，从《尚书》、《易经》、诸子百家书，到各史集经典、传记专著，对历代外交实践、邦交思想也都有丰富的记载。我国史书的外国列传是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邻国）研究其本国古代历史的主要史料——这是因为一些国家缺乏记载或当时没有自己的文字，如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印度支那、中亚的一些国家。研究东方外交的最主要史籍在中国。中国外交的记载可以上溯到“三皇五帝”时期，距今约有四、五千年。尽管远古文明的记载有不少神话色彩，但那时“万国林立”，外交活动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

在中国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外交是智慧的集中反映。几千年来人们对外交辞令、交涉艺术、纵横策略、使节道德及应变反应津津乐道。从春秋、战国、三国到近现代的外交史事，经文学家从史籍记载提炼成可读性极强的文学作品，在民间流传的广度胜过任何一种道德说教。人们对外交智胜的崇拜几乎超过了对任何说教的信仰。连一些不识字的人也能口述完整的晏子使楚、完璧归赵、苏武牧羊、孔明舌战群儒等古代外交故事。成语典故出自外交史事的不可胜数，如唇亡齿寒、厚往薄来、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朝秦暮楚、脱颖而出、比肩接踵、假途灭虢、买椟还珠、退避三舍、危如累卵、毛遂自荐、一言九鼎、以夷制夷，等等。历代思想家对战争与和平都有自己的见解主张，历代诗人对不正确的对外政策多有讽喻。小说家笔下故事常取材于外交，例如《红楼梦》中就有暗隐的华夷论（63回）。书中提到了许多国名，包括俄罗斯（52回）、法兰西（63回）等。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凤姐的爷爷曾是主管外事的大官僚（16回）。又如《三国演义》，该书把外交艺术描绘成神话一般。在这部小说里，诸葛亮打仗未必总是胜利，而他的外交计策几乎无一不成。诸葛亮由此成了智慧的化身。

国外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国家间关系模式、远东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中国邦交艺术以及近现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其涉猎之广、分析之深、书籍之多，令中国学者惊叹不已。反观中国，近几十年来关于国际政治的研究、教学重心只放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且只用一种笔调论是非，写史者不少像是政治家而非史学家。究其因，不外一个极“左”作怪。例如对近代中国一些排洋过火的愚勇行为一味推崇，对复杂的近现代历史人物简单一骂而不作客观评价等，当然，这种状况近几年已有所改变。

从各种意义上看，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系统、客观、准确地研究完整的中国外交历史是非常有必要的。《中国外交通史》旨在这方面探索、引玉。

二

《中国外交通史》各章包含以二下主要内容：

·历代邦交理论和实践

·历代政权邦交政策和策略

·各朝代政权的外事制度和外交机构

·历代外交名人的个人传略和事迹

本书“外交”的概念不受当今政治版图和狭义外交定义的限制。因为“中国”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包含不尽相同的地理疆域：先秦指中原地区，三国时仅指魏国，汉、唐、元、明、清朝时的地域包含了一些如今已不属于中国的部分。历史的问题只能历史地看。本书的“外交”范围包括：中国历史上华夏（汉）族诸邦国之间的外交、不同民族政权之外交、中国历朝与藩属的外交即“宗藩”外交，以及现代一般意义下的中外邦交关系。本书重点在分析历代外交经验，而不在域土主权之争。必须指出，古时“外交”与今时外交的概念有很大区别。

本书上迄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外交，下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上下几千年外交史串为一体，依厚近原则着重写清季以及中华民国时期（共占3/5篇幅）。

1978年以来，中国政策开放、思想活跃、学术民主。笔者自1980年起广泛收集外交史料并着手撰写，10余年来不断地读、问、增、删。自1987年开始将第二稿向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翻译学等方面专家征求意见。1988年书稿初印成讲义本，由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开设中国外交史新课，不断接到学术同仁、学生的批评建议。再先后征求历史学家杨凤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审霍明和张光勤、外交学院张之毅教授、鲁毅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畅征教授、叶维钧教授、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余太山研究员、外交官兼学者周世俭教授等专家学者的书面修改意见，于1994年再度全面修改成第三稿。

1993年3月，本书的延伸本——《中国历代外交家》（何茂春、师晓霞合著）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先于本书出版。根据读者意见，笔者对《中国外交通史》第三稿又作了局部调整。

本书包含了众多师长朋友的劳动和情义。有为笔者抄校稿件、提供资料或在笔者最困难时提供纸墨和赠款购买史料的亲朋好友，还有热心提供海外资料的外国朋友。笔者在国内外考察取证时，也得到了不少友人的支持和帮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许多同志在本书的编审校工作中付出了不少心血。我不会忘记这些良师益友对我和这本书的各种支持，他们是：赵国强、舒正荣、杨小玲、袁庆华、James Sievert、谢洪杰、黄伟新、黄家荣、彭德智、管极东、彭兆芝、黄炜文、张达、周汉桥、李绍一、Robert Lieber、迟玲、燕强、蒋皓等。我更难忘记我的家人对我和这本书长达15年的鼓励和宽容。于兹，感激之情，岂一个谢字能表！

在此笔者惶恐然交稿付梓，献给热心帮助过我的良师益友。敬望学者专家继续指教。

何茂春

1995年12月

于北京八里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