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科研系列丛书”，是为了向国内外学术界展示我研究所考古调查和发掘的重要成果，以及我所科研人员在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各项收获。这套系列丛书，专以北京地区为主，内容包括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报告、图录及有关北京史、城市发展史的专著、资料汇编、论文集和其他方面的研究著作等；而这套系列丛书的撰著者，则主要是本所的文博考古学者。他们把大量田野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创造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批著述。我们将其列入“科研系列丛书”之内，陆续安排出版，对促进北京地区考古学科的繁荣和中国考古学的建设，将是很有意义的。

一

我们的伟大首都北京，人文荟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北京不仅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国际性的大都会，而且地面及地下文物古迹再现了历史的辉煌。特别是北京地区不断破土而出的重大考古新发现，不仅是人类宝库中的艺术珍品，而且还直接为北京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北京地区的考古工作起步较早，还是在中国考古学的萌芽阶段，即早在1927年就开始了对北京房山周口店的猿人遗址的试掘，并于1929年出土了引起世界轰动的完整北京猿人头骨化石。但是，科学考古发掘工作的大量开展和北京地区考古系列的建立，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其前身即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考古学者完成的。四十五年来，他们对此付出了大量辛劳。

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是近年逐渐发现和认识的。目前已发现的不同阶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墓葬不少于四十处。其中较为重要的遗址有门头沟东胡林人的墓葬（距今约一万年）、雪山（一期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二期属龙山期，三期为夏家店下层）、平谷上宅、房山镇江营、密云燕落寨等遗址（距今8000—6000年）。

北京地区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以平谷刘家河商代铜器墓的发现最为重要。该墓不仅出土十余件甚为精美的青铜礼器，而且墓中所出兵器中的铁刃铜钺早已蜚声国内外学术界，是目前继河北藁城出土同类器物之后，国内仅有的第二件。这一珍贵文物的发现，把我国用铁的历史上溯了五百多年。

房山琉璃河镇董家林西周早期燕国城址和黄土坡村大规模燕国王室贵族墓的发现，为北京建城史和燕国历史提供了大批珍贵的史料。特别是一批科学发掘的燕国有铭铜器，诸如复尊、伯矩鬲、克盉、克罍等青铜器的出土，为确定该处城址为3040年前周初燕国都城提供了重要证据，从而使自汉以来就开始的关于燕国始封地的争论得到解决。昌平白浮村西周墓出土的青铜礼器、兵器和有字甲骨，充分地体现了中原文化和北方青铜文化在北京地区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址和墓地也时有发现。昌平县松园发掘的战国墓，出土成套仿铜礼器，并朱绘花纹，造型十分精美。而延庆葫芦沟、玉皇庙等处山戎（一说为北狄）墓的发掘，得以明确了山戎文化的属性和特征，从而将山戎文化与燕文化区分开来，丰富了中国北方民族史和北京史的研究内容。

秦汉时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也进行了很多工作。对所谓的“古蓟城”周围进行了考古调查与发掘，为其具体时代提出了新的重要看法，即蓟城应在发现瓦井最密集的今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东汉以后，由于㶟水泛滥冲毁了蓟城东部，因而城址向西移建，两汉墓葬在城郊多有发现，而以丰台大葆台的两座西汉墓规模为最大。大葆台1号汉墓由墓道、甬道、外回廊、黄肠题凑、便房和椁室构成。黄肠题凑由一万五千余根柏木方叠砌而成，是国内首次发现。此墓早年曾被盗掘，故只有墓道内随葬的朱轮华毂车三辆，马十一匹，保存较完整。据研究，1、2号墓应为广阳王刘建夫妻墓，现辟为大葆台汉墓博物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遗址也不断发现。通过对蓟丘的考古发掘，发现其地下有古城墙基址。而在城墙夯土之下，发现压有两座东汉墓。再与今八宝山地区出土的西晋华芳墓志所记蓟城位置及同墓所出一把骨尺尺寸折合晋里推算，从而确定此残墙即为西晋蓟城。怀柔夷里村，发现的有纪年墓志的北齐墓较为重要。延庆宗家营，发现了一尊背有“大代”字样的北魏鎏金铜造像，为研究拓跋氏推行汉化政策提供了实物证据。唐代的墓葬，在北京地区也有不少遗存。较重要的有宣武区姚家井唐薛氏墓，出土的石雕十二辰中龙、蛇、鸡、羊等立体兽首人身像，造型生动，是唐代石雕艺术珍品。丰台区林家坟唐墓出土铜牛，造型逼真。据墓中出土残玉册研究，考定此墓应是史思明、史朝义父子墓。德胜门外冰窖口发现的张建章墓志，记录了唐文宗太和年间墓主张氏曾出访渤海国的史迹。

辽、金、元时代的遗址、墓葬，更是多有发现。在发掘、调查的数十座辽墓中，以赵德钧墓的规模为最大，由九个圆形墓室组成，虽破坏较严重，尚保留三幅较为完整的壁画。金代墓葬的形制与出土器物，反映了随着汉化的加强和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正隆大定时期，埋葬习俗发生了较大变化，从侧面反映了女真政治中心转移到中都的史实。北京西南部大房山脚下金陵的勘查，得以明确了金陵的范围。发现的金代石碑，为确定金代帝王陵位提供了重要线索。此外还发现一段残石阶御道和鎏金银面具葬具等，为研究金代帝王陵园提供重要资料。近年来配合城市改造与建设如西厢工程、京石公路、京九铁路、西客站工程、青年湖（金鱼藻池）等工程，获得一批辽金时代重要的遗迹遗物，是研究辽金宫殿区、园囿、布局建设的实证资料。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的发现，被列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现已建馆保护，即将对外开放。元代墓葬发现和清理近七十座，为研究元代墓葬分期提供了科学依据。其中大德九年张弘钢墓出土的赵孟頫手书墓志，是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珍品。

众所周知，北京地区辽代为南京，金代为中都，元代为大都并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因此探查这些古都的布局，不仅是研究城市发展史和社会经济史的需要，而且对现代北京发展的科学规划也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是北京的重大考古成果。近年来探查了元大都的城廓、街道和河湖水系等遗迹，并科学地发掘了城门和十余处不同类型的建筑基址，从而查明了元大都外廓城的形制和范围，皇城、宫城的范围等等。遗址出土一批精美文物，诸如螺钿漆盘、影青瓷观音、凤头扁壶、钧窑连座瓶等都是巧夺天工的艺术品。

明清时期，北京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经济、文化有了很大发展。近年继续发掘了明清时代的皇族、贵戚、嫔妃和文武官员的墓葬，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明十三陵中的明成祖朱棣的定陵的科学发掘。该陵的地宫由五个高大的石砌券顶殿堂组成，异常宏伟壮观。墓内随葬大批玉器、瓷器、金银器、丝织品等，宛如一座地下宝库。

四十五年来，北京地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北京地区科学考古序列的建立，是我所几代科研人员艰苦探索的成果。而一座座地下博物馆的打开，我所科研人员又付出了多少宝贵的青春和汁水！上万件珍贵文物的重放异彩并得到妥善的保护，更凝聚着我所科研人员的大量心血。虽然有的学者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贡献将永远与这些古代文化珍品交相辉映，熠熠发光。

二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是北京市属单位中唯一具有考古发掘权的科学研究机构，主要负责北京市及各郊区县古代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及考古学研究，和对北京史以及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进行研究。

随着北京地区考古任务的日趋繁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科研队伍也逐步得到充实和加强。现有工作人员五十多人（不包括所属两个博物馆），各类中级专业技术研究人员占三分之二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多是大学考古专业、历史专业本科毕业生和考古学硕士研究生。我所现已有高级职称研究人员十一人。他们是科研力量的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现设三个研究室、两个博物馆（即“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辽金城垣博物馆”）。本所三个研究室主要任务是配合北京市基本建设，遵循“抢救为主、保护第一”的方针，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其中探索考古学上的重要理论课题和对北京城市史、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有多项纳入国家考古科研规划的重点课题。

“辽金城垣博物馆”，以展示800年前辽金建都于北京地区的相关考古成果为主。而“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则主要以3040年前周初燕国在北京建立都城及若干燕王室贵族墓地的原状展示，以及墓中出土的重要青铜器等遗物为主要内容。

具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的北京，地下文物古迹埋藏丰富，随着首都城市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我所认真贯彻“有利于基本建设，有利于文物保护”和“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方针，积极开展工作，取得了一批举世瞩目的成果，并磨练和造就了一批优秀考古人才。他们不仅成为组织和主持不同历史时期遗址和墓葬发掘的行家里手，而且通过对发掘资料全面整理和综合研究，成为某一学术领域的专家，他们出版的著作、论文、考古发掘报告和在国内外学术会上的发言，愈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因此，北京地区得天独厚的科研环境和考古工作者献身文物考古工作的敬业精神，使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逐步进入一流所行列。

我所研究人员撰写的考古报告和论文，散见于《文物》、《考古》、《考古学报》等学刊。与此同时还组织力量抓紧对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已出版的有《大葆台汉墓发掘报告》、《北京考古四十年》、《古迹辞典》、《铜器辨伪》、《辽金史料长编》、《金中都》、《北京市志稿》（校勘一、二、三、四、五卷）等等，已经完成的有《琉琉河西周遗址发掘报告》（1974—1978年）、《燕史纪事编年会按》、《燕文化研究论文集》等。正在进行的有《房山镇江营遗址发掘报告》、《平谷上宅遗址发掘报告》、《延庆山戎墓地发掘报告》、《门头沟辽金窑址发掘报告》等。此外，北京地区石刻资料整理及《文物精华图册》等也在按计划编纂中。

我所还编辑出版了《北京考古信息报》（现已出六期）。该报宣传了有关文物保护政策和法规，报道了北京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并不失时机地反映古遗址、古墓葬保护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对策。该报不仅引起更多的关心古代文化遗产的有识之士的兴趣，而且为有关领导在基本建设中保护古都风貌的决策提供依据。

我所主办的《北京文物与考古》（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刊）则是本所科研人员发表自己研究心得和成果的园地（现已出刊四期）。我所的研究人员，无论在考古调查和发掘的田野工作阶段，或是在缜密分析科学资料、编著考古报告的室内整理资料过程中，都将获得的宝贵的心得和真知灼见视为社会财富。因此，所刊、信息报、考古报告等以它内容详实、资料丰富和富有新意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

凡此种种，我所的科研人员获得的多项科研成果，此中甘苦寸心知。在那些精美绝伦、叹为观止的北京地区出土古代文化艺术珍品的“形而下”是考古学者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影，他们或头顶烈日，或身沐朔风，一锄一铲地挖掘、追忆北京逝去的“一层层”历史；而夜晚，则不顾白天的劳顿，埋首整理研究资料，撰写报告。这又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对科学执著追求的敬业精神。就是室内的研究整理，本应保证相对稳定的时间，以便学者们能进行较为持续的、创造性的思考和研究，但往往不是这样。今日的北京，宛如一座巨大的建筑工地，新的基建项目如雨后春笋。基建中时有古遗址、古墓葬破土而出，每逢此时，考古工作者来不及收拾案头摊开的资料和各种参考书籍，便匆忙赶赴“抢救第一”的现场……，即使在时间难以保证的情况下，学者们仍然锲而不舍，完成了一部又一部有价值的论著，取得了累累硕果，呈现一派丰收景象。

三

中国的考古学，已进入她的“黄金时代”。北京地区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也取得了重要的科研成果。这些，是我们传统民族精神的载体，是祖先留给我们炎黄子孙的共同财富。将这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及时公布，与学术界共享、真正成为社会所有，发挥其更大作用，是推动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北京地区考古深入研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研究所领导一致同意出版这套“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科研系列丛书”的目的之一。

北京地区不断取得的考古新收获，推动我所科研人员田野水平的提高和考古学理论修养、学识的增强。一批已经撰述完成或正在撰述中的论作，是我所科研人员艰苦探索和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及时把我所科研人员多年积累的学术成果推向国内外学术界，为中国考古学的建设和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弘扬华夏文明，这就是我们出版这套“科研系列丛书”的目的之二。

我所提倡刻苦严谨的学风，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鼓励在大量占有资料并经过认真钻研的基础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探讨、开拓。我所力争为科学事业心强的研究人员创造一切走向成功的条件，从而使他们步入堂奥，造就出一批对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对北京地区考古学有较深造诣的专家。而及时将中青年研究人员的著作出版，是培养跨世纪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这是我所决定出版这套“科研系列丛书”的目的之三。

我们深知出版这套丛书对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北京地区考古学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深远的意义。对科研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也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推出一批高质量著作的同时，也会将一批考古工作者推向学术殿堂。

我们也深知，在当前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情况下，一套“阳春白雪”式的“科研系列丛书”的出版，并能坚持下去，又谈何容易，但我所为学术事业发展和人才脱颖而出，下决心克服困难。今年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编辑出版的四种专著，就得到国家及北京市文物局的支持，拨专款保证了出版。因此，我所决心努力争取多方面支持与关心，千方百计地把这套丛书坚持下去，我们的原则是所里科研人员的著作，成熟一部，就推出一部，以更多的优秀著作向国内外学术界汇报。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科研系列丛书》，任重而道远，我们希望学术界有更多的朋友关心它、支持它！

齐心

1995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