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寒鸣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认真思考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之核心的儒学，其真精神、真生命和真价值究竟何在?这些年来国学热兴，复兴儒学的呼声日高，使这个问题愈益强烈地萦绕于我脑际，更促使我去思考：身处21世纪的当今社会之中，我们应如何适应现实需求，并随社会发展之大势，显扬儒学的真精神、真生命和真价值，从而真正实现儒学的复兴和开新?

几年前，为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儒学现代发展的有关问题》的文章。文中提出“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年之时，我们最为关注的是孔子开创的并且在其后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核心的儒学，能否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实现现代性的转化?若有此可能，究竟怎样才能使其转化?实现了这种转化的儒学又能在当今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使其发挥应有作用?”在求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一部儒学史生动而有力地表明：儒学具有一种能够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及时作出自身调适，从而不断创新性发展的内在生命力。正是这种内在生命力，使得儒学能够适应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社会生活实际需要。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不是别家别派，而只是，并且也只能是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久踞思想文化领域的宗主地位，支配着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精神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并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奉守的思想与行为的准则，其奥秘就在这里。因此在文章中我提出：“儒学从来就不是空虚之学，而是适应着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体用兼具、内外无二、本末一贯的‘实学’。”历史上，真正的儒者倡扬的乃是同现实社会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体用兼赅之学，而“经世致用”、“学以致用”的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则是儒学固有的内在精神。正由于儒学具有这种内在精神，它才能在历史上自觉地随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适自身，并因此显示出强劲的、万古常新的内在生命力。

由孔子开创的儒学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待外求的心理认知模式，并成为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由之我得出结论：“既然儒学具有一种能够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及时进行自身调适，从而不断创新性发展的内在生命力，那末，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儒学能否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下实现现代性的转化，而在于究竟怎样才能开出儒学发展新路，在实现儒学现代化的同时，使儒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在文章最后，我强调：“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谋求儒学的现代发展，并使之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构中发挥作用，其关键并不在相应于近现代以至当代的西方哲学、思想和文化而从纯理论层面上对儒学作出这样或那样现代性的诠释，而在于切实体认儒学固有的内在精神，重振儒学的内在生命力，依据当代中国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来开辟儒学的发展新路，逐渐形成、发展起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相适应并能反映当代中国广大民众利益的新儒学。”

几年过去了，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的基本观点没有丝毫改变。尤为欣喜的是，刘伟博士近成《儒学传统与文化综合创新》一书，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如“儒家强调的是如何尽最大能力去改造世界，尤其是儒者自身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处理所谓‘群己关系’来实现社会理想。自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实践被视为第一位，而著述立说则是无奈之举，或者说是退而求其次的表达个人理想的方式”；“儒家研究心性学说的目的在于推进修齐治平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孔子的形象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塑造。‘孔子素王’标志着儒家内部对孔子的最高级别的尊崇。尊崇的背后隐藏着儒家参与政治生活的诉求。面对王权的巨大震慑力，儒家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善于革除弊政，展示自己的治世才能”；“儒家已经告别了帝制时代‘王官学’的身份，褪去了备受推崇的光华，成为信息时代的‘百家言’。面对现代社会的要求，儒家不能将着力点全部放在理论转型、话语转换和解释方法创新上，而是应该重新组建自身与社会大生产之间的契合关系。儒家必须完成实践方式的转换，真心实意地走出帝制时代的阴影，走进现代民众的生活：不仅要对经义、礼制和信念进行一番损益，更要对现时代的社会需求做出准确的判断，构建‘新礼俗’，服务于广大平民，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凡此等等均与我颇相契合，使我有吾道不孤之感。因此，刘伟博士索序于我，我欣然从命，在向读者诸君推介这部极富识见和价值的书的同时，还想借此在刘伟博士已就如何透过颜元“习行”之学而远绍孟子“大丈夫”精神以开新儒家心性传统作了颇多讲论之外，再不揣浅陋地进一步谈些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刘伟博士和读者诸君。

儒家有着很深厚的讲论“心性”的思想传统。心性论是儒学乃至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孔子虽然没有系统阐明心性论，但在他看来，“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修“德”是人之为人应尽之道，且“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对“道”之闻知、体认与践行乃人之为人的本分。他将西周“以德配天”观念转化为践仁知天，即谓“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复言：“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从而使得修德行仁既以天生之“德”为依据，又是与天合一之路径。孔子这样从人自身寻我依据的做法，实为儒家心性论之肇基。嗣后孟子基于“性善”论而畅言心性，以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上》） ；而人性之善，当下即表现为恻隐、羞恶、恭敬（即辞让）、是非之“四端”，此四端成为仁、义、礼、智的根源。人们的道德践行必须以自身为目的，最终要达到“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的境界。这就使儒家心性论基本定型与大体成熟。两千余年来，以程朱陆王为主要代表的历代儒家学者不断阐述、推扬孔孟之说，遂使儒家心性论日臻圆熟。

尽管在历史上，儒学或儒家的心性论曾表现为各种理论形态，但既然儒学深深扎根于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土壤之中，而又体现出强烈的实用理性的精神特质，那么，自孔孟以来儒家所讲求的心性论也就绝非所谓纯学术或纯理论性的玄谈。讲“心”论“性”，是要在对“道”有真切体悟和受用的基础上，对实际个人的当下修养实践有所指引，而任何一个实际的人又都绝非孤立的超然的个体之人，必然是生活于现实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之中，处于一定的人伦关系之中的社会关系的总体。直面人生，深入社会，基于民众，指导实践，开引未来，这成为儒学的承当，而凡对此有了真正承当的儒家学者，其所提出的思想必然体现出时代精神。这样，儒学或儒家的心性论也就必然地要同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以及作为这实践主体的现实的普通民众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惟其如此，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才成为历代真正儒者持守的坚定信仰。基于对这种历史事实的了解和体察，我向来认为“儒学与中国社会生活”实在是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古圣昔贤俱往矣，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如何揭扬儒学的真精神、真生命和真价值?纯粹学术的理论研究固然有必要，这有助于从客观知识层面上了解儒学，但如此所了解的只是儒学之外象而绝非儒学的真精神、真生命和真价值。我想，我们应“学圣人之意而不取其迹”，应像历史上的那些真儒那样承担起“直面人生，深入社会，基于民众，指导实践，开引未来”的使命，开新儒学以复兴儒学的真精神、真生命和真价值。明代中后叶，崛起于社会底层的王艮（心斋）结合百姓日常生活来阐发阳明的“良知”说，把儒学价值转化成为普通百姓自觉接受的思想观念。他及由他开创的泰州学派，作为一个历史范例，至今仍给我们颇有教益的启发。

当我们众多学人还高居于象牙塔中以各种各样的理论范式对儒学进行所谓纯学术研究，并创制出一部部看得人莫知所云的鸿篇巨著的时候，是不是不仅仅我们的儒学研究已与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以及作为这实践之主体的普通民众渐行渐远，而且在远离的行程中日益丧失了儒学的真精神、真生命和真价值?

这实在令我很是忧虑，我们为什么不以“直面人生，深入社会，基于民众，指导实践，开引未来”的担当意识来揭扬儒学的真精神、真生命和真价值呢?中国儒学开创者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是礼和仁，或称为礼学和仁学，二者是互相联系的。礼学是孔子对于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但他又不拘守于礼制的某些形式，而对之加以修正，更充实以仁的精神，从而使礼学突破旧式礼制、礼仪的框架，成为一门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政治伦理学；仁学则是孔子依据礼乐文化传统所做的理论创造，是反映社会变革时代精神的一种新的哲学。因此，在孔子所创儒学中，真正具有最根本、最普遍意义的，并因而在儒学中有核心地位或发挥主导作用的，乃是他依据礼乐文化传统开创的、反映着社会变革时代精神的“仁”学。孔子所谓“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就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观的确立，此乃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之核心的儒学道德主体性确立的标志。而孟子所谓“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则是对孔子所创儒学根本之道的最精辟的概括。孔子所创并为孟子承扬而成为中国儒学根本之道的“仁”学，绝非玄虚之谈，而是能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基本文化精神，孟子所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论语》记载着孔子论“仁”的话，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揭示了孔子所创儒家“仁”学蕴涵着的人道精神要旨。“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从积极方面而言的，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是从消极方面而言。无论从积极或者消极方面看，“仁”学都表示出一种对人充分尊重与关爱的价值取向，“仁”学的建构都是以尊重人、关爱人为根源与出发点的。

满怀忧患意识，读到刘伟博士的这部书，我感到欣喜。刘伟博士服膺侯外庐学派的治学精神与价值取向，致力于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研习，独立思考，是一个勤奋的后生小子。在学界前辈的指引下，深入学习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理论，将其多年成果总结为《儒学传统与文化综合创新》一书，对一些问题展开了全面讨论。人们或许未必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事实上，这部书也一定没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但我敢说，在时下众多有关儒学的出版物中，这部别开生面的书为揭扬儒学的真精神、真生命和真价值，进而为开新儒学传统，复兴儒学的真精神、真生命和真价值，作出了十分可贵的探索和努力。愿刘伟博士的这部著作早日面世，希望这样的书能再多出一些!

是为序。

2012年3月28日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