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福鼎·艾则孜

一九八四年八月，我给刘志霄同志所著《维吾尔族历史》（上编）作代序的时候，曾希望他在完成《维吾尔族历史》（上编）的基础上，“更加努力地继续完成自己的这项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编写出更多、更好的各种体裁的维吾尔历史著作来”。十年之后，刘志霄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力作《维吾尔族历史》（中编）。

了解刘志霄同志的人都知道，这部近八十万字的《维吾尔族历史》（中编）是他在肩负大量行政责任和社会工作的情况下完成的。由此可以想象他付出的心血和精力以及他对事业的执著和追求。

我这些年来，随着年事渐高，尤其是在解脱了具体行政事务之后，闲暇时间常常喜欢阅读些历史著作，思考点历史问题，还不时地同这方面的学者、专家作些有益的交谈，以求得互相补充，共同提高。

我把自己的阅读心得、思考结果以及交谈内容逐一规整，相继形成了一些具体的看法。我在《维吾尔族历史》（上编）的代序中以及在其他各种场合里，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不同程度、不同范围的表述和阐释，其核心内容是，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个观点的依据是：

一、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就生息、繁衍、劳动在祖国的大地上。一度发生的民族迁徙也大多只限于祖国的历史版图。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各个民族都能在祖国古代居民中找到自己的民族源头。

二、在祖国的大地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悠远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它们至今都是维系我国民族关系的坚韧纽带。

三、不论是采取中央集权的形式，还是采取地方分权的形式，我国各族人民始终共同开拓、管辖、保卫着祖国不同时期的历史疆域。

我认为以上三点概括了我国历史的基本事实，揭示了我国历史雄浑而厚重的内涵和外延，证明了我国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拥有自己的地位、作用和贡献。而这一切所造就的便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强大内聚力和推动力。

在历史研究中达到一种认识境界和完成一个实践过程，有着相当大的时空距离。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老一辈历史学家中就有人倡导编写包括维吾尔民族在内的我国各民族的历史专著。然而由于政治的和社会的梗阻，他们的愿望最终落空了。

解放伊始，应该说政治的梗阻和社会的梗阻均已消失，但是我们又苦于缺乏足够的专门人才。

刘志霄同志是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培养出来的民族史专家，并在八十年代完成了《维吾尔族历史》（上编）的汉文本和维吾尔文本。对《维吾尔族历史》（上编）我作过这样的评价：“这是我国第一部叙述维吾尔族历史的著作，也是我国三十多年来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成就之一。它的出版对于增进对我国维吾尔民族的了解，尤其是对维吾尔民族为缔造祖国历史和文化所作伟大贡献的了解，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于推动维吾尔族史研究，新疆史研究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史的研究，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

《维吾尔族历史》（中编）接上编时间的下限起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止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涵盖了维吾尔民族历史的近代部分和现代部分。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清朝政府的卖国行径，中国的领土遭到帝国主义的肢解，中国的财富遭到帝国主义的掠夺，中国人民遭到帝国主义的凌辱。清朝政府和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从沿海各地到云贵高原、到喜玛拉雅山、到帕米尔、到伊犁河谷、到阿勒泰麓，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火焰燃遍了祖国大地。维吾尔民族同全国各族人民同步投入到这场为时百年之久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这种斗争进一步密切了全国各民族同生死、共命运的血肉关系，使共同缔造祖国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进程有了新的广度和深度。

从鸦片战争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维吾尔民族所完成的政治变革、经济活动、文化积累是《维吾尔族历史》（中编）的基本线索。无疑这是一个事件迭起、是非交错、涉面广泛、关系纵横的时空阶段，因此给众多的历史学家的研究和表述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何以正确地辨认、界定和评说这些庞杂而多元的历史内容，进而完成一部完整、系统并且具有良好社会效应的维吾尔族近现代史著作呢？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观点正确、资料充足、事实准确、叙述完善。

正确观点的基本含义就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准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辨认、界定和评说历史事件的理论依据，它使我们全面、系统地观察问题，避免随心所欲、杜撰事实，导出错误而有害的结论。

记述和表述维吾尔民族近现代史的文献资料相当丰富。有官方的记述，有民间的传闻；有中国的记述，也有外国的记述；有以文字形式表现的，也有以口碑形式表现的。由于每一位作者处于不同的社会层面，不同的社会角度和不同的情感状态，同一事件映入他们的视野后所产生的感受、体验和结论往往是各执一端、大相径庭的。因此，广泛积累不同类别、不同形式、不同语种的有关资料是研究维吾尔民族近现代史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

广泛积累资料的目的在于准确地把握事实。一部历史著作，甚至一个历史观点所反映的，常常是某一事件的原委和过程以及由这些原委和过程所体现的结果和效应。一篇历史论文、一部历史著作如果不能准确地把握事实，必然会陷入误区，进入歧途，造成读者心理和情感上的创伤，产生负面的社会效应。

绝大多数人阅读历史作品是以增加知识为本意的。历史著作为一种读物，文字的美感享受也是理所当然的。“四人帮”的时候，形成过一种文风，人称它为“大批判”。“四人帮”垮台已经多年了，但是我在阅读一些历史论文和历史著作的时候，仍然不时地遇到“大批判”类型的东西。它们语句梗阻、词汇枯燥，结构松散、逻辑混乱，但口气颇大、咄咄逼人，完全是一种盛气凌人的派头。这样的作品读完之后既没有可增加的历史知识，也没有可享受的文字美感，倒是增加了几分疲惫，几分压抑。

现在谈谈《维吾尔族历史》（中编）。总的印象是，这是一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叙述全面、观点正确的著作。

维吾尔民族的近现代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疆域内的历史活动，是天山南北地区的历史事件。这一时期全国历史的进程构成了维吾尔民族近现代史的总体背景。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变法维新、军阀混战、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都在维吾尔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与此同时，贯穿始终的中央政府行为也在积极和消极这两个范畴内构成了这一时期维吾尔民族历史上的政治成因、经济成因和文化成因。积极范畴的成因给维吾尔民族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了动力；而消极范畴的成因所造成的则是维吾尔民族经济和社会的停滞、甚至倒退。

这个范围的内容，在《维吾尔族历史》（中编）这部著作中得到了合理的反映，从而使维吾尔民族历史的近现代史活动完全和谐并同步于全国的历史进程和节奏。

经济的活动、文化的积累是一个民族历史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一个民族历史大厦的支撑点。不论就意义的深远而言，还是就时代的特点而言，经济活动、文化积累在维吾尔民族的近现代史上占有很大的比重。我曾多次指出，一些讲述维吾尔族历史的论著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从而使维吾尔民族的历史人为地变成了政治史，甚至战争史。应该说这是很不严肃的。相比之下，《维吾尔族历史》（中编）对这一时期维吾尔民族的经济活动和文化积累作了深入的研究，认真的叙述。

我特别留意到，《维吾尔族历史》（中编）拥有丰富的资料。它们互为印证，互相补充，形象地再现了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间维吾尔民族在祖国大家庭中诸多的活动、作用和贡献，也再现了维吾尔民族自身发展中诸多的经历、特点和成就。

历史的进程是多侧面、多层次、多视角的。任何一种单一类别，单一语种的资料都不足以担当全面展现历史进程的重任。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结构自己的科学认定，达到全面的表述和再现。

获取丰富的资料不仅有赖于作者接触资料的广度，还有赖于作者理解资料的能力。其中最具难度的是语言和文字能力。显然，刘志霄同志的语言和文字能力，尤其是他的维吾尔语言和文字的能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条件使他能够从相当细微的角度去辨认、评断动态下的事件和人物，进而驾驭资料、俯瞰进程，使自己的论述有所依托，有所凭借，在为普通读者造成全息历史氛围的同时，也为立志深究的另一些读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信息，从而使这部近八十万字的著作具有了浓重的可读性、可信性。

将叙述构造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之上是《维吾尔族历史》（中编）的又一特点。

追求统一，追求团结，追求进步是贯穿中华民族历史的基本走向。中国历史上的大是大非就是在这个框架内以“顺应”和“逆动”来界定的。顺应这个历史走向的便得以存在，逆动于这个历史走向的便必然消失。

维吾尔民族的全部历史活动，无疑都是顺应统一、团结、进步这个历史走向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维吾尔民族在祖国这块大地上生息、劳动、繁衍几千年之久，并且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日益繁荣和昌盛。

《维吾尔族历史》（中编）在把握这个重大事实的基础上对维吾尔民族近现代史上的具体事件做了尊重事实、合乎逻辑、富有情理的评述。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维吾尔族农民起义在维吾尔民族的近代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起义发生后的十余年间，新疆事务一再被列入清朝中央的议事日程，甚至在俄国和英国的决策层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这个过程的逻辑顺序是：以库车为先声的起义同太平天国一样是以反对清王朝为主要目标的，所以它是正义的斗争。沙皇俄国与阿古柏侵入中国领土，残酷地毁灭了这些起义，所以它们的行为是侵略行为。清朝驱逐沙皇俄国和阿古柏，收复天山南北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所以它是名垂青史的壮举。

《维吾尔族历史》（中编）对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的这段历史就是以上述逻辑顺序为分野，评断了诸多事件的是非曲直，述说了诸多人物的功过得失。

讲到伊犁义军抵抗沙皇俄国侵略的时候，作者援引了各种史料提供的细节再现起义军民捍卫祖国领土的勇气和热忱，读后令人精神振奋，情绪激越。《维吾尔族历史》（中编）还以同样的笔触和力度叙述了库车义军同阿古柏三次决战于塔里木盆地西缘的经过，尤其是展现了热西丁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号召他的士兵们驱逐阿古柏的情景，使维吾尔民族与阿古柏侵略势力之间的情感分野，清晰地跃然于读者的面前。

许多人曾经对阿古柏始终使用“圣战者之父”（即阿塔勒克阿孜）一事感到疑惑不解。其实，这里的深层原因是阿古柏要用共同的宗教信仰来填补他同当地维吾尔百姓之间情感上的裂痕。《维吾尔族历史》（中编）大段地援引《伊米德史》和《安宁史》的记载，叙述了阿古柏在和田纵兵屠杀数万维吾尔穆斯林百姓的罪行，颂扬了和田维吾尔百姓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抗击阿古柏军队的壮烈斗争并恰到适处地描述了阿古柏将原本是维吾尔、回族高级神职人员的热西丁艾比布拉、妥明等人杀害的情节，以此，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揭露了这个以弘扬伊斯兰教为己任的“圣战者之父”的虚伪面目。

无疑《维吾尔族历史》（中编）对上述内容的叙述是成功的。在这里作者以合理的逻辑顺序突出了具有本质特征的事实，达到了是非分明，曲直见晓的境地。

我常听到有人抱怨，一些历史著作阅读起来有一种负重的感觉，步履维艰，难以始终。原因是行文浮躁、语句晦涩、固定的格式、固定的套语。这种行文风格同事件迭宕、人物各异、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是极不相符的。

我不主张用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述历史的内容。我所强调的是历史论著也要有一定的文采。

我在阅读《维吾尔族历史》（上编）的时候，对全书的行文风格就有过深刻的印象。全书语气平缓、语言简练，条理清晰、叙述流畅。这种行文风格于说理、明意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维吾尔族历史》（中编）完全保留了这种行文风格，从而使它成为全书的又一特点。

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最为珍贵的莫过于自己的历史。

维吾尔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祖辈相传地进行了创造性的经济活动，完成了辉煌的文化积累。今天刘志霄同志以他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约一百二十万字的篇幅系统地叙述了维吾尔民族自古至今的历史，这是一项功德于国家，功德于人民，特别是功德于维吾尔民族的工作。在用汉维两种文字完成这部宏篇巨制的过程中，刘志霄同志所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以及他的才干，将同他完成的这些著作一样受到人们的敬重和珍惜。

最后，我重申为《维吾尔族历史》（上编）所作“代序”中的一段话，作这篇序言的结语：“当然，在完成这样一部大型的历史专著中，难免会有不足之处，甚至失误之处。希望读者们能够给以指正。”

一九九六年元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