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一个民族引古筹今的历史自觉意识的强弱，往往是该民族历史命运兴衰的征兆。

世纪回眸，我们民族所经历的百年沧桑，正是从苦难中觉醒，在奋起革命中屡遭挫折，终于克服艰难险阻而在改革开放中走向全面振兴和腾飞。与之相伴随，对历史童年的回顾，历史自觉意识的成长，也经历了一个反覆曲折的进程。

本世纪初，鲁迅写下了《自题小像》的著名诗篇：“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盘 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血荐轩辕”的历史激情，集中反映了当时在深重苦难中奋起反抗的民族革命觉醒。同一时期，李大钊在其“呼唤青春中国”的《青春》一文中，也激情地声称：“支那自黄帝以来，赫赫然树独立之帜于亚东大陆者，四千八百年于兹矣！历世久远，纵观横览，罕有其伦”。稍后，抗战伊始，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也慷慨陈词：“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緜，岳峨河浩。……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如此深情缅怀民族人文始祖，且声气相通，实非偶然。盖自晚清以来，革命派莫不醉心于光复古史并用黄帝纪元，以与清廷用帝号纪年和康有为等拟用孔子纪元相对抗。当时流行的革命刊物《民报》、《黄帝魂》、《二十世纪的支那》等都争刊黄帝肖像，全用黄帝纪年。刘申叔特著《黄帝纪年考》，夏曾佑首编《中国古代史》，断定“言中国古史者，必自炎、黄之际始”。当时学界似乎毫无疑议。但炎、黄史迹，传闻异辞，既缺乏应有的考订和论证；而所谓“黄帝纪年”，各自计算的年数也参差不一。这表明，反思历史的童年，并非易事。从悠然怀古，到严密考古，再到深切著明地释古、知古，还需要经过反覆曲折的认识过程。

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国步艰难，“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冲突所引起的思维裂变，别有因缘地引发了一代疑古思潮。晚清今文经学已启疑古辨伪之端。“五四”前夕，胡适在北大讲坛更盛倡“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断言“中国哲学结胎时代”始于西周末年，主张“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在其思想影响下，史学界所掀起的疑古思潮，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侧面。一方面，针对封建史家的迷信和独断，引进西方近代科学实证方法，推倒“圣经”“圣传”的权威，冲破乾嘉朴学的局限，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具有重大启蒙作用。但另一方面，疑古派的一些论断夸张失度，为反对迷信古史而堕入另一极端，如提出所谓“层累造史说”，断言殷周以前的古史全是春秋战国诸子为论证己说而各自编造的，越编越远，问题越多。疑古思潮，遂风靡一时，几乎“无书不伪，是古皆虚”。大量的古文献被划为“伪书”，许多古史人物被划为“非神即兽”，中华文明史被腰斩二、三千年。

这一疑古思潮的兴起和泛滥，也非偶然。它既反映了部分“五四”新潮人物在西化声中对民族传统失去信念的文化心态，且与国外流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历史脱环论”等互相助长；更与当时田野考古工作、文献考释工作等极度落后无成的客观情势密切相关。这一疑古思潮，以特有的机遇，得以流行一时，其影响之深远，至今余波未息。相当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对于炎、黄始祖已若存若亡，避而不提；对于古文献中“尧、舜、禹”史迹的真实性也动辄置疑；对于中华文化的活水源头或发轫时期，则比照西方文化史而尽量后移，直移至奴隶制崩溃的春秋战国时期。由疑古而弃古，中国的古史研究，陷入断港绝潢，曾经一片荒芜。

斗柄东旋，时移势异。本世纪后半叶情况才有所改变。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独立，百废俱兴，田野考古及古籍校理等工作得到空前规模的大发展，史学思想也不断提高。许多考古新发现，使传世古文献中保存的史迹或史影得到直接或间接的证实，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疑古派等立论的根基，同时也破除了传统史学中泥古派基于迷信的虚构。考古工作者在大河上下、长江南北、遍及全国的系统发掘，清理出许多旧、新石器时代典型的文化遗址，进行了类型学、层位学、断代学的分析研究，大体上建立起我国古代三大民族集团或三大历史文化区冲突融会、渐趋统一的发展格局，这与前辈硕学蒙文通、徐旭生等仅根据古文献所疏理出的古史脉络遥相契合。一些古史研究者，善于把田野考古新发现与传世古文献的校理、金甲陶文的破读以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等多层面地结合起来，互相印证，取得一个又一个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从而使古文献记载的从炎帝、黄帝、蚩尤、颛顼到尧、舜、禹时代的茫茫史迹，一幕幕地逐渐清晰起来。中国的古史研究，有了大量出土文物作为客观依据，也就有可能真正扬弃泥古派和疑古派，而开始进入一个科学释古的新时期。尤其近二十年来，以恢复古史原貌、弘扬优秀传统、振奋民族精神为宗旨的学术研究，正蓬勃兴起。古史祛疑，炎、黄复位，海内外华人无不深切关怀的黄陵祭典一年比一年盛大；对炎黄文化、尧舜禹史实、夏殷周断代工程以及中华原典等的研究，全面启动并不断加深；对中华文化和哲学智慧的起源问题的探索，也有了新的思路和新的开拓。释古新潮，渐成主流。“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语）。这是跨世纪民族新觉醒的一种文化征兆。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古史研究领域中涌现出了一批卓有创见的新成果。谢宝笙君在中山大学攻博中，矻矻三年，奋力完成的学位论文：《龙、〈易经〉与中国文化的起源》，就是这批新成果中颇具特色的一篇力作。谢君此文提交答辩时，我是通讯评审者之一，时养疴北海，初读文稿，神为之畅，深感此文宏观立论有仪，微观考史有方，不拘陈说，敢标新义，是一篇在释古新潮中自辟蹊径的心得之作，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学术价值。

谢君此文，经过答辩，得到师友好评，又经他锲而不舍地修订充实，成此专著。作者在此书中知难而进地选定中国文化的起源这一课题，并试图扩大视野，透过特定的历史现象及文化符号，来洞察其中深蕴的哲学内涵。作者善于把考古学前沿的最新成果与传世古文献的认真考释结合起来，并引进现代人类学、文化学、神话学、民俗学等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参照，在中西对比中注意别其共殊，在多学科交叉研究中注意区分主从，在着力于“超越疑古，走出迷茫”中注意防止新的片面性，而旨在如实地恢复古史的原貌和全貌。这一致思方向，是可取的，与当代释古新潮自相契合。作者慎重地认同苏秉琦关于中国国家的起源和发展的三段说，根据“现代考古视野中的五帝时代”，深入论证了“共识中国的文化内涵”，肯定中国文化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共识中国”的形成时代，即“五帝时代”的文化乃是五千年中国文化史的活水源头。

五帝时代，文献缺如。本书作者乃另辟蹊径，紧紧把握中国哲学从政治实践中产生，又不断回到政治实践中去验证这一特点，从中西（希腊）古史对比入手，试图从炎黄时代民族斗争与融合的大趋势，尧、舜、禹时代史迹中的禅让活动、治水活动等大规模历史实践的宏观脉络中，来探寻民族文化及其哲学智慧的起源，并揭示其历史形成的特点。黄帝、炎帝与蚩尤的连环战争中“适可而止”、以战求和的民族融合方略，“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等；尧舜禅让中“以退为进”的策略，大禹治水的“导堵结合”的方针，以及大量出土的“龙”的图像作为文化符号所体现的“屈伸之道”等；最后，综合为《易经》所表述的非反即覆、吉凶互变的动态之理。这样，通过宏观的历史事变，大规模的政治实践以及已形成的文化符号如“龙象”、“卦象”等，来考察其中的思维定势、价值取向、道德理念、审美情趣等哲思源泉。这是作者所开拓的一个新思路，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不失为一种史料筛选的新方法，对哲学史方法学的更新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在展开论证中，对“龙象”到“龙理”的哲学意蕴的分析，对尧、舜、禹事迹的价值理想的剖判，对中西文化思想的核心差异的辨说，对《易经》卦、爻辞的译解和诠释等，多有独到见解，发人之所未发。至于作者通观古今，提出的“波浪哲学”或“曲线哲学”范式，用以概括整个中国哲学的特质，并认定其具有跨学科、跨时代的普遍意义。作者这一裁断，勇而有征，虽尚待更进一步的緜密论证，但已持论铮铮有据，自成一家之言。

谢君此书，以探寻中国哲学文化的活水源头为主题，以揭橥“波浪哲学”并展望其现代化发展前景为旨归，论题宏大，论点新颖，论据翔实，论旨清晰，一些论断虽尚嫌粗略，但颇富有可塑性和前瞻性，因而对于读者必能起到多方面的启发作用。

戊寅岁杪，香江握晤，谢君以书稿见示，观其琢玉有成，累丸不坠，闻书将出版，喜为之序。

戊寅冬 萧萋父序于羊城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