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同本书将要讨论的许多中国妇女一样，我乘坐中国民航飞机，抵达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开始了随后十多年在异国学海的遨游。作为一名女性，也作为一名旅居异乡的学子，我自然地对美国华裔妇女的历史开始发生兴趣，希望在这一领域做些研究。本书的资料收集与撰写修改，历时十数载，其间我也从研究生成为教授，亲身体验品尝了华人在异国奋斗的艰辛。因此，在朴素自发的兴趣之上，又添了一层使命感，力图再现中国妇女在异国的不屈不挠、艰苦奋斗。本书不仅希望记录她们为求生存而经历的艰辛，更欲发现总结她们取得成功的经验。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有幸得到了许多美国专家学者与友人的无私帮助和鼓励，得到了许多研究机构与有关人员的大力支持，使我的愿望得以实现。我谨在此表示感谢。我的良师与益友、美国著名20世纪史历史学家艾伦·温克勒尔（Allan M.Winkler）博士不断地给予我鼓励与建议，并亲自阅读校对每一次修改稿。著名亚裔移民史专家罗杰·丹尼尔斯（Roger Daniels）博士也在本书的全部写作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的关切，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资料与具体的建议。美国妇女历史学家玛丽·弗瑞德瑞克森（Mary Frederickson）博士也始终热情不减，为完善本书，提供各种建设性的建议。历史学家刘海明博士、盖瑞·Okihiro(Gary Okihiro）博士、路易斯·魏德（Louise C.Wade）博士，和社会学家叶月芳（Stacey G.H.Yap）博士慷慨地提出各种有益的建议，使本书更上一层楼。

我深深感谢所有接受访谈的华人妇女。没有她们的帮助，本书将难以完成。她们慷慨无私地将自己宝贵的时间与丰富的人生阅历贡献给了本书。她们的经历组成了一部活生生的美国华裔妇女史。她们不仅热情支持本书的写作，而且许多人还成为我的挚友与忠实读者。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伊沙贝拉·张（Isabelle C.Chang）、陈泗桥（Sze-Kew Dun）、廖黎燕、林白燕（Pai-Yen Lin Lu）、钟灵秀博士（Alice C.Phillips）和贝拉·邵（Bella Shao）。

在我收集史料的过程中，美国国家档案馆、许多研究机构与大学的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专家与工作人员，给予了热情的帮助。我特别感谢下列机构的工作人员：美国国家档案馆总馆（National Archives in Washington,D.C.）、美国国家档案馆太平洋山岭地区分馆（National Archives-Pacific Sierra Region in San Bruno,CA）、美国国家档案馆中部平原地区分馆（National Archives-Central Plain Region in Kansas City,Missouri）、杜鲁门州立大学图书馆（Pickler Memorial Library at Truman State University）、迈阿密大学图书馆（King Library at Miami University）、俄勒冈大学图书馆特藏馆（the Special Collec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纽约市立图书馆（New York City Public Library）、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the East Asian Libra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种族研究图书馆（the Ethnic Studies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夏威夷大学图书馆特藏馆（the Special Collec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atManoa）和旧金山地区法院（San Francisco District Court）。

我由衷地感谢我的挚友、迈阿密大学图书馆员珍妮·普雷斯内尔（Jenny presnell），她全心全意地、不知疲倦地为我搜集并复印资料。她的友谊与支持为本书完成之必不可少。杜鲁门大学图书馆馆际借书处的工作人员希拉·斯沃福特（Sheila Swafford），通过馆际借书体系，为我收集了大量的资料，我深深感谢她的帮助。美国国家档案馆太平洋山岭地区分馆的档案保管员尼尔·汤姆森（Neil Thomsen）和美国国家档案馆中部平原地区分馆的档案保管员迈克尔·布洛德希德（Michael J.Brodhead）博士的敬业精神与极大的耐心、热情，使我深受感动，难以忘怀。

我感谢迈阿密大学、杜鲁门州立大学和美国大学妇女协会教育基金会对本书的慷慨赞助。没有上述机构的经费支持，本书将难以完成。

本书的出版得到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特此致谢。

虽然本书的完成是作者十数年来在美国进行学术研究的成果，但许多中国的美国学专家学者的专著与论述也使我受益良多。黄绍湘博士的《美国通史简编》、刘绪贻教授与杨生茂教授主编的《美国通史丛书》和刘伯骥先生的《美国华侨史》都使我大受启迪，也都在本书中被参考引用。同行专家们发表于中华美国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性季刊《美国研究》的论文也都是我的必读文章，它们大大开阔了我的研究视野，增进了我对美国史研究的全面了解。除上述著述外，我也得益于许多其他中国史学专家的研究成果，无法一一列举，在此谨表示感谢。

我的蒙师、国际著名东欧国际关系史学家程人乾教授，为我走上史学研究的不归路，起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他对史学研究的严肃认真、孜孜不倦，是我写作此书的榜样。我的母校山西大学与山西省教育委员会曾慷慨出资，大力支持我在美国进行美国史的学术研究，对本书的完成功不可没。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我需要对本书的专业术语的使用以及英文人名地名的翻译做一些说明。在本书中，我使用了“中国移民妇女”、“美国华裔妇女”等术语。在讨论二战以前的旅美中国妇女时，我一般使用“中国移民妇女”或“华人移民妇女”等术语。因为在1943年美国国会废除所有排华法案之前，中国移民没有选择成为美国公民的权利。在讨论战后中国移民妇女在美国的最初经历时，我也使用“中国移民妇女”一词。因为，美国移民法规定，当外国移民获取美国永久居民的身份后，还须等待五年方可申请成为美国公民。所以，从移民至美国公民要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等待。在此时期，虽然这些中国妇女已定居美国，她们的法律身份仍为移民，她们仍持有中国护照，为中国公民。而在讨论在美国出生的华人妇女（所有在美国国土出生者均为美国公民）或已获美国公民身份的中国妇女时，我使用“美国华裔妇女”或“华裔美国妇女”等术语，来重点强调她们对于美国文化的归属性。她们是具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人，是美国多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对英文人名地名的翻译中，我参照标准常见英美姓名翻译与约定俗成的人名地名翻译，尽量采用已被使用过的翻译名称。对于从未被翻译成中文的英文人名地名，我根据与标准翻译相类似的翻译原则译成中文。在所有翻译名称与专门术语之后，我都在括号内附有英文原文，以便于读者查阅与该名称有关的英文书籍资料。

由于早期中国移民多来源于广东沿海各县，他们的名字多以广东地方方言的发音出现于原始史料中。例如美国国家档案馆收存的美国移民档案资料，只登记有中国移民名字的广东话发音，除少数移民用中文签名外，许多文盲移民只在文件上十字划押作为签名，因而无从得知他们的确切中文名字。所以，我在翻译广东人名时，除参照常见的中国姓氏广东话发音有关资料之外，还请教一些兼懂广东话与普通话的人士，帮助翻译。因为讹误在所难免，我将所有广东话人名的原始拼写放在括号内并附在普通话译名之后。例如，“梅阿芳”（Afong Moy）。

为了尊重与保护访谈对象的隐私权，本书在引用口述访谈案例时，避免使用访谈者的原名，而仅使用访谈者姓氏英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例如，“S女士”中的“S”为中国姓氏“宋”（Song）的英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在注释中引用口述访谈时，我仅引用每一访谈者的数字编号。例如，“口述访谈第一”。

对于书中的缺点错误，我恳请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