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的一天，我有幸弄到了几张朝鲜的报纸。虽然过去看过一些朝鲜的出版物，但是朝鲜的报纸还是第一次看到。所以，从头至尾仔细地读了报纸。在读报的过程中，偶然发现朝鲜已经出版了《与世纪同行》——金日成回忆录。因为不是以醒目的标题来报道此事，只是在介绍其他书的时候提到这本书的书名，所以我断定这本书肯定早已出版，并且可能在朝鲜已经广泛发行。此后，为弄到这本书，通过各种渠道做了很多工作。因为我一次也没去过朝鲜，所以不了解朝鲜，更不了解金日成主席的过去和现在。但我想作为一名曾经研究过社会科学，现在又从事对外经济工作的我来说，应该了解朝鲜和金日成主席。

有一天，一位好心的朋友终于给我送来了《与世纪同行》——金日成回忆录的前几本。并说，作者正在继续写作，将在以后继续出版后几本。读完前几本书以后，我了解了朝鲜的历史，又了解了金日成主席本人，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读完这本书后有许许多多的感受。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第一，这本书并不是金日成主席回忆个人的生活和家庭及子女的一般回忆录，而是在中国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和对朝鲜抗日革命历史的详细的描写。对其内容来说，可以说是朝鲜现代史教程。对其形式和可读性来说，像是一部很有趣的历史小说。这本书对了解朝鲜的近现代史、对了解这个国家和人民、对了解东北抗日战争史，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金日成主席是在不大的年龄，做出了伟大事业。14岁时，即1926年10月17日，在中国桦甸组织了最初的革命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1927年4月，15岁时在中国吉林建立了“朝鲜人吉林少年会”，同年8月28日，组织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1930年6月30日，18岁时在卡伦会议上制定了武装斗争的方针。1930年7月3日，在中国卡伦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1932年4月，25日.20岁时，组建了第一支反日人民游击队；5月，指挥游击队员同所谓所向无敌的日军进行了第一次战斗，首战告捷；6月，在行军过程中，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同日军的一个连展开了殊死的遭遇战，他机智灵活地指挥游击队员取得了胜利。这些事实表明，金日成主席是在不大的年龄，做出了伟大的事业，是位从小具有出色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的杰出的革命家。这么小的年纪，做出这么伟大事业的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几乎是没有的。这一点确实令人佩服。

第三，金日成主席在年轻时的思维方式中，最为可贵的是始终坚持了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原则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原则。从他组织革命团体到开展武装斗争和组成统一战线的过程中，都未能得到像魏金斯基、马林那样的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也未能得到前一辈革命家的直接而具体的指导。但他从来不是人云亦云，效仿别人，全都是凭自己的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论，对时局进行实事求是的正确分析后，克服教条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而且充分相信群众的力量，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一有困难就到群众中去，充实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依靠群众解决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名十七八岁的少年，能够拥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也许，这就是他能够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

第四，金日成主席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五年之久。可以说他和朝鲜人，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在中国东北抗日斗争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从回忆录中可以推断，金日成主席第一次随父母从朝鲜的中江坐船过鸭绿江后，到了临江时，可能是1920年（7岁）在临江学了半年多的汉语入了临江小学一年级。1923年初，回朝鲜学习两年后，大约在1924年年底或1925年年初，从葡坪独自一人徒步渡过冰封的鸭绿江。自那以后一直在中国生活，直到1945年。先是在临江、桦甸、吉林、长春一带，后是在通化、柳河、海龙、抚松、两江口、松江、敦化、安图、和龙、龙井、延吉、珲春、汪清以及哈尔滨等地广泛开展活动。他在中国进行抗日准备时，曾请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来协助工作，与李红光、李东光、杨靖宇等曾有过密切的联系，也得到尚钺老师、刘本草老师和张蔚华同学等众多中国人的帮助。还同周保中、陈翰章、胡泽民等中国同志一道进行过抗日战争。又跟东北的各路中国抗日救国军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更使他终身难忘的是在罗子沟的危急时刻得到马老人营救的事情。他在艰难的抗日战争中，同中国人民结成了牢固的革命友谊。在中国土地上生活了25年之久，并在枪林弹雨中，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过的人，在国外当了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难以找到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种骄傲，也足以说明中朝两国革命友谊的坚固程度。

以上几点，促使我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我相信，通过这本书，更多的中国读者不仅能够了解金日成主席本人和朝鲜的历史，而且能够了解中国东北抗战史上鲜为人知的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抗战的可歌可泣的抗战经历。

通过这本书，我深刻地认识到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并不是在50年代的抗美援朝时期才开始的，而是在30年代两国人民共同抗日的艰难日子里早就形成的。这种友谊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应该加倍地珍惜这种友谊，并让这种友谊永存下去。

需要说明的是，在翻译出版时，把原版的1—2卷合成一本，作为第一卷出版。

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一日凌晨

郑万兴 于大连